從左至右分別為于建、李燕平、臧小平、應紅、石一寧、吉敬東、寒小風、謝永旺、陳微、楊海涓、陳明燕、陳丹晨。（拍攝于1984年4月北京八大處）

《文藝報》部分員工

我的人生經歷最常用的是“兩個十年”：一是“曾為十載滇云客”，這是我的一方閑事，代表著云南10年的軍旅生活，這是17歲至27歲的經歷；二是“《文藝報》10年”，即27歲至37歲，完整的時間板塊。

我是以炮兵排長的身份從前陸軍14軍40師炮團徑直復員到《文藝報》的，那是1978年8月《文藝報》剛剛復刊的時候，同月進入報社的還有唐達成和雷達。再過不久，李炳銀、何孔周和臧小平也調了進來。記得小平初進報社，向屋內坐著編稿子的每一個人敬禮，說“請各位叔叔阿姨多幫助！”我樂得一轉身，當了一回小叔叔。

當時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沒分家，所以我到派出所辦戶口本時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派出所小民警填我的工作接收單位時把“文聯”寫成“文連”，我說錯了一個字，請小民警改一下，他非常不高興地回答道：“戶口本一個字都不能動！”于是我便成了“全國文連”的一個新員工。

在報社文學評論組當一名小編輯，我的業務分工是詩歌、兒童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及民間文學四個領域，任務是閱讀作品、參加會議、提出選題、確定作者并約稿。當時《文藝報》的主編是馮牧與孔羅蓀，我曾用文學與足球的比喻寫過這段有趣的經歷。我從云南軍營歸京，一下子進入到《文藝報》工作，正像一個邊遠省份不知名球隊的替補球員，極偶然地置身于一群足球明星中間，成為一支著名球隊的成員。我跟著跑、追著看，場上角逐，場下琢磨，我們這支甲級勁旅的正副教練是馮牧與孔羅蓀，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他們二位是率隊出征的闖將。在他們的帶領下，前鋒有劉錫誠和閻綱，還有吳泰昌與雷達，四個前鋒，加上兩名中場組織者，一位是筆名沐陽的謝永旺，一位是巴金研究專家陳丹晨，后衛有鐘藝兵、楊天喜、何孔周，以及當時尚未改正結論的唐達成、唐因。我和李炳銀，算是最年輕的替補隊員。守門員是誰？這可是一個極重要的位置，他需要坐鎮于禁區，冷靜、果斷，該出擊時出擊，該撤守時撤守，如果我判斷沒錯的話，兩位教練都兼有守門員的職責，1號，鐵門。

那已是40年前的激情，40年前的熱誠，我們為一部又一部電影的解禁，一篇又一篇小說的再生，一個又一個理論禁區的突破而興奮。《文藝報》同仁們在午餐時爭論，直至忘記了吃飯（那時單位沒有食堂，全是自己帶飯），又在無數座談會上疾呼，組織一次次進攻，策劃一波波射門，掀起文壇一次又一次大討論，真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文藝報》隊的球星們技藝超群，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經典韻味十足的文化足球大賽，我的文學生涯，也是從那時起才算正式開始。

在甲級隊當一名替補隊員，也比在丙級隊當主力進步快，這是切身體會。

記得和雷達在“三八節”前找老前輩丁玲組稿，老人家不客氣地甩出一句話：“我從來不賣那個‘女’字！”真有性格。

記得和郭小林雨中騎車訪詩人邵燕祥，當時大雨如注，我們沒帶雨具，開始有些不適，后來全身淋濕反倒輕松起來。這次遇雨，我得到一篇《雨中曲》的散文，屬意外收獲。

還記得《文藝報》組織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住在頤和園內佛香閣下一個大院子里，房屋有些老舊，唐因一個人住的地方太空寂，我留下陪他。也是這次評獎，對河南作家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評價極高，但有人反映他在“文革”中犯有錯誤，于是我奉命前往鄭州外調，時間緊迫，坐火車來不及，便乘了一架軍用飛機飛鄭州，頭一次坐這種小飛機，感覺像坐大卡車一樣顛簸。當時的河南省文聯負責人是作家于黑丁，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極快速地讓我拿到了相關證明，我也趕在評委會最后的評定時刻匯報了外調結果，張一弓自然獲了獎，開始了自己一生文學事業的堅實起步。

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作協及我的老單位《文藝報》與共和國風雨同舟，息息相關。前幾天走黑龍江雞西，在密山參觀書法碑林，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丁玲與艾青刻在巨石上的文字，丁玲的是1957年開發北大荒抵達密山第一天的日記，艾青的則是《我為什么寫作》：“我生活著，故我歌唱。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落款時間是1985年3月。兩位文壇前輩都是我熟悉的，丁玲還是《文藝報》第一任主編，因此在兩塊刻石前我佇立沉思，在遙遠的北大荒意外重逢，喚起我諸多回憶：“風云激蕩七十秋，慣向潮頭駛文舟。墨客雅集抒心曲，樂為時代一展喉。”這是我為中國作協成立70年寫的一首小詩，放在本文的結尾，也適合。

祝福《文藝報》，我的“老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