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年前，文藝報社在中國作協十樓會議室為自己的50華誕慶生，邀請曾經在《文藝報》工作過的同仁歡聚一堂。主持聯誼會的是時任《文藝報》副主編的吳泰昌，他在事先沒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點名讓我上臺，代表曾經的青年員工發言。說實話，這對當時還怯于在公眾場合講話的我來說是個難題，但我當時竟然沒有猶豫、膽怯和謙讓。當時說了些什么今天已大都記不得了，只有一句話念念不忘：“在那個如火如荼的80年代，我和我的伙伴們雖然將自己最好的那段青春年華都獻給了《文藝報》，但我們無怨無悔，因為值得，因為是《文藝報》帶著我們成長、成熟。”

時光荏苒，《文藝報》迎來了自己的70華誕，我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再主辦20年前那樣的聯誼會，更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主持人再次“突襲”讓我上臺，再次代表當年的青年員工講話。如果20年前的那段場景真的重現，我又會講點什么現在真不知道，也沒想過，但可以確認的是20年前講過的那句話我肯定會重復，因為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對《文藝報》的那份情感這輩子無論如何都是揮之不去的。

我是1983年大學畢業被直接分配到《文藝報》工作的。說起這次分配還有段小插曲，在宣布分配方案前，我已被內定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直到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一夜，班級指導員突然將我約到一靜辟處，很嚴肅地通知我不能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而要改派到文藝報社，理由是這里需要黨員。說實話，當時我還真是更愿意去人文社工作，但當時“服從”二字在我們那一代人心中的分量還真是很重的，更何況“需要黨員”這個理由也不容抗拒。

那一年與我同時從大學被分到《文藝報》工作的還有賀紹俊和朱暉，3個小伙子竟同時被安排在理論組工作，與我們在同一辦公室的還有一位前一年從北大分來的女生趙小鳴。我們4個年輕人很快就熟悉起來，于是報社有人便將我們戲稱為《文藝報》的“四人幫”。其實當時在《文藝報》乃至整個中國作協工作的年輕人真是著實不少，蓋因為這些單位都在“十年浩劫”中被砸爛解散，直到粉碎“四人幫”后才得以恢復。百業待興，大量招聘新人就是十分正常的事了。那時《文藝報》的員工不過40人上下，老中青三代卻十分清晰，長者就是主編馮牧、孔羅蓀，副主編唐因、唐達成；中年骨干則是由謝永旺、劉錫誠、陳丹晨、鐘藝兵、吳泰昌、閻鋼、孫武臣、雷達、彭加瑾等一大撥后來聲名顯赫于文壇的隊伍組成；年青者除我們“四人幫”外還有20來人，包括后來官至作協副主席的高洪波也不時“廝混”于其中。老中青三代彼此間都是直呼其名，最多也就是面對馮牧、孔羅蓀兩位長者時稱他們為“同志”，絕不像現在動輒“某局”、“某處”、“某主任”、“某老師”之類所謂的“尊稱”，且不說完全沒有代溝感，單是那20號年輕人的團隊也足以讓我們少了許多剛離開大學進入單位的陌生感。位于沙灘北街2號文化部和《紅旗》院內的那幢簡易二層小樓一樓東西盡頭的資料室或辦公室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中午聚集的場所，說不清有多少個中午，年輕的資料室管理員陳幼京彈撥起她心愛的吉他，大家圍坐哼唱。后來我們一想起這位因生活坎坷而過早離開了人世的青年詩人，也是畢業于寧夏大學的陳企霞先生之幼女，就不禁黯然神傷。每年春秋二季的郊游，自然會留下一些黑白膠片，于是幾個熱心的年輕人就會在某個夜晚聚集在一間小屋中通宵達旦地沖印著照片，而對這些照片的品評必然就是第二天工作外的話語主題。

如果說那時《文藝報》的工作之余絕對是一個溫馨純真的和諧之家，那當年《文藝報》的工作之時就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堂。在《文藝報》60華誕時，我曾經寫過一則題為《懷念那幢簡易樓》的短文，在文中我曾用“學習”和“民主”4個字來描述它的工作狀態。10年后的今天，當我再次回想起《文藝報》的優良傳統時，則以為用“學習”和“民主”這4個字來概括固然不錯，但又多少有些失之于抽象籠統，若非當年置身其中者，恐怕難有深切的感覺與體會。因此，今天我更愿意從個人十分具體的體驗與心得來切入。回想起來，如果要問自己在《文藝報》工作十余年最大的收獲與體會是什么？那就是從中學到并養成了平等平靜、理性理智、民主民意地面對任何作家、作品、文藝現象和文藝思潮的理性與習慣，在藝術與學術的范疇內，所謂權力與權威、大腕與大款充其量只是意見之一，盲從必上當。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絕對是一個置身于熾熱時代中充盈著爭鳴氛圍的文壇。我在《文藝報》工作的十余年，先后經歷了多少場文藝爭鳴，不查資料恐怕難以說清，僅我自己負責編輯的“理論與爭鳴”專版就幾乎是常年爭鳴不斷。記憶中社會影響大、持續時間長的就有圍繞著“朦朧詩”“現代派文學”“尋根文學”“第五代導演”“新時期文學十年”“文學主體性”“文藝研究方法論”等話題引發的爭鳴……至于發生在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上的爭鳴則更是不計其數。30年過去了，回首再來看這些爭鳴，大致也能梳理出如下一些共性的軌跡：比如爭論雙方沒有一個絕對的贏家也沒有一個絕對的輸家，比如參與者的心態無一不是經歷了從緊張到平常的過程，比如無論是話題的討論還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大多都是通過爭鳴而漸漸清晰起來的。現在看來，這些共性的軌跡其實就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學術深入的規律。在這些領域，以地位之高、聲名之重也許可以得勢于一時卻永遠無法長存于世，惟有藝術的民主和學術的民主才是推動其走向繁榮和深化的真正動力。

“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步入70華誕的《文藝報》雖已進入古稀之年，但作為她曾經的員工，我衷心祝福她老而彌堅、綿延不絕。或許有人會擔心，在時下新媒體的沖擊下，作為傳統紙媒的《文藝報》還能走多久？在我看來，無論《文藝報》未來的呈現形式或載體發生什么變化，她那溫馨而民主的文化傳統將永遠不會消失，曾經熾熱而純真的日子將會永遠被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