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進《文藝報》的時候，她已從刊物模樣改為報紙。我印象中覺得，還是原先那刊物模樣的《文藝報》有派，有厚度，也雅致。如果讓《文藝報》停留在那個時代多好呀！但是想來，如果不是這一改變，如果不是擴充版面要增加人手，自己就不可能和這張報紙有緣分。然而離開《文藝報》20多年后，回想起來，如果時光停留在我剛進《文藝報》的日子，那是最完美的。自己上山下鄉、返城讀書，一路走來，人生的目標一直在朦朦朧朧的前方，只是到了《文藝報》，才有讓時光停下的感覺，有點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

1987年至1988年，是新時期文學井噴10年的尾聲，當然處于尾聲的我，并不知道一個時代行將結束，還以為這種情形會一直持續下去。其時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的繁榮如鮮花錦簇般絢爛，全國各種文學評獎活動方興未艾，將文學從一個高潮推向又一個高潮。一時間，全國優秀人才似乎全部集中到文學領域，年輕的作家和詩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早晨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7點鐘的新聞聯播中，會把得獎者的名單和篇目播送到全國，那是何等的榮耀。這也給我天大的錯覺，以為凡是有思想、有才華的人一定是文學精英，而不關心文學或不從事文學的都是庸人。后來才漸漸弄明白，原來全國各行各業的工作者，有著同樣的才華和高尚的趣味。現在想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人們的思想解放首先表現在文學上是有其內在成因的。文學作為一面旗幟，一度聚集了那個時代最有熱情、最有夢想的人，雖然不是全部，也是絕大部分。

由于在《文藝報》工作要約稿和取稿，自然能見到許多全國第一流的作家和學者，與他們有短暫的接觸和交往。頗為可惜的是，當時沒有記錄下來那些點點滴滴，現在回想起來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茫然感。當然有些事情還是留下深刻印象，如拜見楊憲益就是一例。老先生住在外文局的宿舍，在不大的客廳見到他，他熱情健談，見面落座寒暄幾句，就拿出一瓶啤酒，讓我自己倒上，他也是以酒當茶，和我邊喝邊聊。他是《紅樓夢》的英譯者，讓我吃驚的是他對《紅樓夢》的評價居然并不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評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惜那時只顧驚訝與詫異，居然忘了追問為何對這部自己親手翻譯的古典名著沒有高看一眼？從楊先生家回來，別人告訴我著名作家諶容的中篇小說《散淡的人》中主角的原型就是他，記得以前讀過呀，趕緊重新翻看。不過小說中那傲氣、睥睨周遭一切的酒仙形象和我直面的那位老人有點對不上。

還記得在一個飯店采訪過現代文學大師王瑤，王老師體格敦實、親切平易，說話中氣很足。忘了是在什么語境下，談到了聞一多，他說聞一多從國外回來，在清華教課，學生們不滿意，喊出“打倒不學無術的聞一多”的口號，這又使我驚掉下巴。是的，偉大的學者不是一開始就那么偉大，但是那走麥城的情形還是令我大感意外。

當編輯免不了要校對稿件。有一次校對王蒙的大作《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發現有地方文字不通，趕緊核對原稿，原來排字的工人師傅將第3頁排在了第2頁的前面，這才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此時，王蒙在文化部部長任上，小樣一出，已經有專人取走，他要親自過目。第二天王蒙的小樣回來，他只是在原稿上不通順的地方動了幾處，照樣又是一篇雄文，實在令我十分佩服。

希望時光停留在那些日子，不完全是因為文學，還因為《文藝報》是我進北京后第一個工作單位，同事與同事、普通員工和領導之間的關系特別融洽。同事之間的爭論往往是文學方面的爭論，有時候也劍拔弩張，好像不把這些問題討論清楚，文學發展的道路就此走偏。這是一個可以專注于讀書、思考和寫作的年代，似乎不必太注重人際關系和社會世故，也表明那時報社小環境的和諧與領導們的寬容。

引薦我進《文藝報》的是何孔周，接著拜見了陳丹晨、謝永旺和辦公室主任顧瑾。領導們對我語重心長的囑咐今天雖不全記得，但是記得他們的風范。謝永旺作為主編，上下班騎一輛自行車，而他是可以享有報社的專車接送的。在京城，換過幾個單位后越發感到他的正直、清廉和待人誠懇，實在是難能可貴。與謝主編相比，丹晨多了幾分幽默，這幾分幽默或許是他青春永駐的秘訣。由于丹晨直接領導我們理論部，接觸較多，恍惚間與他沒有年齡和職位上的差別，一直到今天，我仍叫他丹晨。那時在老謝、丹晨、泰昌和鐘藝兵面前，什么意見都可以表達，也都能得到善意的回饋，或許這就是古人追慕的可“直道而行”的“三代之風”。

除了討論文學，還有共同進餐，我們經常光顧沙灘附近的小館子，互相付賬，那時不怎么實行AA制，印象中我的小領導潘凱雄最大方，請的次數最多，剛領了一筆稿費，立馬請客。雖然記不得凱雄穿過什么名貴的皮鞋，但是每回他領到一筆稿費，總說可以買一只皮鞋，不等他第二只皮鞋的稿費到，大伙已經把第一只皮鞋的錢吃掉了。

胡吃海塞、開懷暢談的日子是最愉快的。文學創作需要慎獨，但文學評論和編輯常常與吃飯聯系在一起，多少能吃出一些靈感來，在這個吃飯群里出現的評論家，除了潘凱雄、賀紹俊、張陵、朱暉和后來的王干，當然還有經常來報社串門的作家和批評家加入。除此之外,還有應紅、于建、侯寰、張瑤、寒小風、楊海涓、曾莉等同事，吃得歡快熱鬧。

我的知青戰友們一直在回憶上山下鄉那段輝煌而苦難的歲月，30周年聚會如此，40周年乃至50周年的聚會也如此。然而在我的記憶中，《文藝報》的那段日子是我青春歲月的延續。那是我人生中最自由歡快、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兩年多的時光也不算短暫，但是在記憶中只是曇花一現。回望往事，苦難的日子或許更有追憶價值，正如悲劇比喜劇有價值，但是于我，情感上最認同的仍是初進《文藝報》的那段歡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