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第一排王愚、馮牧、孔羅蓀、部隊宣傳處長，第二排黃毓璜、宋遂良、吳泰昌、孫均政、關木琴，第三排孫達佑、鐘本康、閻綱、李炳銀、唐達成、戰(zhàn)德泉、劉錫誠、鐘藝兵。（拍攝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西山邵家坡）

從左至右第一排召明、黃文珍、楊天喜、吳泰昌、鄭興萬、柴鴻逵、文椿，第二排陳新民、工作人員、許世杰、謝永旺、唐達成、陳丹晨、李燕平、臧小平、雷達，第三排高洪波、劉錫誠、戰(zhàn)德泉、寒小風、李炳銀、何孔周。（拍攝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北京香山）

1998年4月初，中國作協(xié)時任黨組書記翟泰豐同志找我談話，說鄭伯農(nóng)同志已超過任職年齡，由我接任《文藝報》總編輯一職。隔行如隔山，我是學英語出身，長期從事英語口譯和外事行政組織工作。在文學界“打工”多年，編輯工作一竅不通，寫評論文章做夢都未曾想過，所以我當場予以婉拒。他鍥而不舍又找我談了兩次，我是軟磨硬抗，死活不從。逼到墻角里，我說：“這是要讓鴨子下雞蛋。”他迅即一笑：“現(xiàn)在不是有克隆技術嗎，你就克隆一個雞蛋吧。”智斗敗下陣來，只能服從組織決定，走馬上任。

《文藝報》比共和國的歷史還長。茅盾、丁玲、馮雪峰、張光年等前任領導人，無不是讓我肅然起敬的名字。即使是后來的幾位總編輯，也都是知名編輯家、評論家。忝任總編輯，實有狗尾續(xù)貂、濫竽充數(shù)之感。

當時《文藝報》面臨三大困難。人際關系復雜，特別是社一級領導班子，總編輯、副總編輯、副社長共有9人之多。雖非“九龍治水”的局面，但人多嘴雜、各執(zhí)己見。且《文藝報》員工才50人，領導占了9人，頭重腳輕，比例失調(diào)。經(jīng)過逐步調(diào)整，形成了一正兩副的三人班子。經(jīng)費嚴重短缺，稿費、醫(yī)療費報銷常常拖了又拖，有時連下個月工資在哪兒都是問題。真可謂左支右絀、捉襟見肘。文章千古事，茍且不得。版面好壞是一張報紙的關鍵之關鍵，恰恰在組稿上又困難不小。

古人說：“欲戴其冠，必承其重。”王冠之重在于責任。既然“上得梁山”，便守土有責。按泰豐同志說法，我能否“克隆一個雞蛋”呢？

好在《文藝報》有一個很好的集體。

無論是編輯還是行政后勤人員，他們“認廟不認神”，對于我這個小學生水平的人并不嫌棄、心存偏見，相反是熱誠歡迎，堅決支持我的工作。我找他們談話了解情況，他們坦誠相告。有些人還未排上隊，便迫不及待主動到作協(xié)辦公室向我介紹情況。令我感動的是，有些私密的內(nèi)心深處的想法，也不避我。

窮則思變，困則謀通。《文藝報》的工作人員，業(yè)務能力都很強，有些還頗有建樹，苦于“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無論是在全體會上還是個別談話時，要求從改革中尋找生機和活力的呼聲，甚囂塵上。情同乃聚，氣合乃群。不滿現(xiàn)狀、從困境中奮起，大家思想一致、情緒高漲，是報社改革的前提和堅實基礎。改革開放是國之大計，道大無外，也是《文藝報》的出路所在。順勢而為，我委托李興葉同志主持調(diào)查研究，提出改革方案，以使大家各安其位、各展其能。改革的方向，根據(jù)兩位副總編輯的意見，《文藝報》當努力成為在文藝問題上為中央建言獻策的智庫，在文藝界保持話語權。

1999年年底，方案幾經(jīng)協(xié)商，塵埃落定，決定于2000年起改版。為紀念創(chuàng)刊55周年，2004年9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我一直保存著，因其第一版醒目地刊登著標題新聞《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文學藝術類全文轉(zhuǎn)載量本報2000-2002年連續(xù)三年排名第一》，于我而言，這一消息有特殊意義。

首先，這是我退休一年多之后的《文藝報》，是后任對我工作的肯定。2000年是改版第一年，當年就成績驕人。在全國報紙全文轉(zhuǎn)載量中，連續(xù)三年《文藝報》名列第三，屈居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之后，而在文藝類報紙中，《文藝報》穩(wěn)坐第一。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公開發(fā)布的統(tǒng)計，具有權威性。最后，《文藝報》歷史上第一次榮獲全文轉(zhuǎn)載量第一的桂冠。

記得2000年新年伊始，《文藝報》以《文學周刊》《藝術周刊》《作家論壇周刊》的形式甫一出版，便好評如潮。文藝界朋友、熟人有些打電話對我給予肯定，有些見面時當面贊揚。壽登九秩的“左聯(lián)”老人、中國作協(xié)顧問林林同志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最近報紙辦得好，提出了一些新問題。

《文藝報》這幾年發(fā)表的文章，除了文學藝術界普遍叫好外，文化部辦公廳、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資料室等單位，不時打電話來，要我們多贈幾份某期報紙。記得200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同志私下對我說，《文藝報》有些文章為中央決策和思考提供了一些信息。

國家文化安全問題，事涉文化主體性，在全國報刊中，是《文藝報》率先提出這一問題，且一時引起社會上熱議。筆名楊盅的批判前衛(wèi)藝術的文章發(fā)表后，江澤民總書記高度評價。2001年4月初，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后，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金炳華對我說，會上江澤民同志表揚了《文藝報》，他脫稿講了一段話，全引用的是《文藝報》批判“前衛(wèi)藝術”的文章。《文藝報》刊發(fā)的批判“文化臺獨”的文章，在全國報刊中可謂一騎絕塵，國務院臺辦兩次在內(nèi)部會議上表揚中國作協(xié)、《文藝報》走在前面。近幾年臺灣地區(qū)政治形勢的變化，凸顯了批判“文化臺獨”的重要性。

順便提一下，有些引起重大反響的好文章，是《文藝報》自己提出選題約稿的。例如，《文藝報》約請曾慶瑞教授撰寫的《剎一剎褻瀆文學名著和經(jīng)典的歪風》一文，發(fā)表后國家廣電總局發(fā)紅頭文件，要求各地電視臺學習此文。根據(jù)中宣部的要求，中國文聯(lián)專門召開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討論此文。

追憶在《文藝報》5年的崢嶸歲月，雖非處處逢春，成績驕人，但也不是乏善可陳。我克隆的雞蛋，不知道泰豐同志是否滿意？不管怎樣，感謝泰豐同志對我在《文藝報》工作的支持。

已故《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同志有一句詩：“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zhàn)友賢。”想起當年《文藝報》的同事們，感謝他們以自己的努力和聰明才智成就了《文藝報》走出困境，體現(xiàn)了患難之交情誼深。想起他們對我的支持和友誼，溫其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