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生涯是從1972年5月進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學習開始的，但我真正深入接觸和開展文學活動始于1979年進入《文藝報》編輯部。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當時的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工作。后來，張光年先生從干校調回到出版局工作，領導分派我到他身邊工作。“文革”結束后不久，張光年先生轉身投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恢復工作。我因工作之便，認識了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來寫作的謝永旺先生，不久他也回歸作協參與《文藝報》的復刊工作。我向兩位先生提出希望到《文藝報》工作的愿望，得到他們的熱情幫助。在1978年國慶節以后，我來到當時的《文藝報》所在地北京東四禮士胡同上班。

來到《文藝報》，方才感覺到走向了當代文藝的中心。那個時候，文學組織、隊伍都在恢復的過程中，文藝作品的創作表現都還剛剛開始展開。而這時，《文藝報》在張光年、馮牧等同志的統領下，勇敢地擔負起開路先鋒、水下尖兵般的作用。像孔羅蓀、唐達成、唐因、謝永旺、陳丹晨、劉錫誠、閻綱、吳泰昌等骨干人物，個個都是勇猛的戰將。而像雷達、何孔周、高洪波和我等編輯部人員，也都不失為勇于沖鋒的戰士。記得在人們對很多此前曾經受到讀者喜歡的作家作品還不敢明確表態的時候，只是因為《文藝報》提及和推崇，就很快得到出版發行，有力地推動了文學作品的開禁和出版發行工作。像李建彤的《劉志丹》、楊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巴金的《家》等許多文學作品，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平反或再印刷出版的。身在《文藝報》，真正地感到了它在那個中國社會思想反思、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解放思想、推進文明建設發展時期的個性。《文藝報》是當時文藝思想和行動的風向標，是文學變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1979年秋冬時節，我參加了由《文藝報》和《文學評論》聯合在崇文門飯店召開的“全國文藝理論座談會”。1979年11月，我在西苑飯店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簡報采訪書寫工作，這次會上收獲的文藝文學信息內容更加豐富，也認識了很多曾經耳聞或讀過其作品的作家，這次會議是全國文藝隊伍重新集結出發的重要會議。第四次文代會后，《文藝報》領導為了掌握長篇小說的創作情況，決定集中一些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專題性地閱讀研究長篇小說創作的狀況。《文藝報》評論組組長劉錫誠指派鄭興萬和我具體組織這個活動。經征詢意見，最后約請了陜西的王愚、山東的宋遂良、江蘇的黃毓璜、北京的孫均政、河北的孫達佑、浙江的鐘永康來京，在西山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部所在地邵家坡舉辦讀書班。這是《文藝報》復刊后舉辦的第一次讀書班，也是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一個類似筆會性質的活動，后來人們戲稱參與這個讀書會的人為“黃埔一期”。這個讀書會后，產生了好幾篇研究評論長篇小說的文章，陸續在《文藝報》上發表了。而且這些人不少后來都成了參與新時期文學評論的骨干，對促進當代文學創作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讀書會期間，馮牧、孔羅蓀還同唐達成、劉錫誠、閻綱、吳泰昌、鐘藝兵等親自從城里來看望大家。那時，像張光年、馮牧這樣的作協領導，沒有官氣作風，對文學創作、對作家，真是熱情認真，親自讀作品，寫文章，相互誠摯交流，關系非常親和密切。

1981年秋天，我參與了《文藝報》組織召開的“散文創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可謂規模空前，受到邀請并出席的有冰心、夏衍、李健吾、沈從文、臧克家、張光年、劉白羽、嚴文井、荒煤、唐弢、吳組緗、馮牧、吳伯簫、韋君宜、袁鷹、孔羅蓀等著名作家和編輯部人員。與會者認為，散文應當是真實真誠的質樸精巧表達，反對虛偽和矯揉造作，防止缺乏內容質感的流于隨便鋪展的文字游戲。會后，《文藝報》進行了報道，并隨之開辟了“我與散文”專欄，陸續發表了不少作家的散文寫作體會文章。后來1982年《文藝報》還同《人民文學》共同在和平飯店召開了“報告文學座談會”，張光年、劉白羽、秦兆陽、馮牧、賀敬之、袁鷹、田流、柯巖，以及兩家刊物的相關人員劉錫誠、周明等不少人參會，對報告文學創作自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之后出現的繁茂景象進行總結和研究。在人們更多關注小說、詩歌創作的時候，《文藝報》的這些活動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反響。

我到《文藝報》最大的收獲是較早地進入了當代文學的中心和舞臺，每天接觸的都是文學研究水平很高的評論家、優秀的老師，所參與從事的活動都是很好的文學學習鍛煉過程。正是因為這樣的環境、氛圍和工作對象，自己對于文學的理解認識快速提高，也陸續開始了鑒賞評論文章的寫作。

正是從《文藝報》開始，我的文學評論人生開啟了，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我很懷念在《文藝報》的那些雖然短暫但卻激情蓬勃的時日，感謝《文藝報》對我的滋養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