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從外單位調入文藝報社工作。其實，我對《文藝報》并不陌生，從中學時代起就一直訂閱。大學讀的中文系，后來到《解放軍文藝》當編輯，在文學這個圈子里逐漸了解了《文藝報》的歷史和它在文學界的特殊地位。加之，我從云南部隊調到北京《解放軍文藝》后，原西南軍區文化部老部長、有“文壇第一伯樂”之稱的馮牧當時正主政《文藝報》，和這位前輩領導的接觸又得以認識中國作協和《文藝報》的領導，如張光年、孔羅蓀等，以及報社有名的“二唐”唐因、唐達成，還有馮牧手下得力的幾員大將謝永旺、陳丹晨、吳泰昌、鐘藝兵、閻綱、雷達、李炳銀以及比他們年輕的骨干編輯、記者高洪波、潘凱雄、賀紹俊等。后來他們中有些成為了報社領導，有些調任其他單位成為文壇大咖。馮牧前輩給我許多參加《文藝報》活動的機會，也培養我成為《文藝報》的作者——似乎早已經融入在這個集體中了。

但是2002年真正調來并受命主持報社工作，情況卻并不樂觀。社會轉型給“體制內”單位帶來劇烈沖擊，當時文學也已失去轟動效應，直接的結果就是發行量下滑、經濟拮據。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債主堵門，因欠印廠印刷費被告上法庭，報社敗訴被強制執行，面臨封賬停刊。這讓我意識到中國作協金炳華書記在找我做任前談話時說的“你是受命于困難之時”這句話的分量，也想起《解放軍文藝》的老同事、先我一步轉業到中國作協的雷抒雁說的“你是從米蘿蘿里來到糠窩窩里”，并非只是個打趣的比方。開弓沒有回頭箭，總不能讓《文藝報》的牌子砸在我們這一茬人手上。報社很窮，辦公室20多年未裝修過，辦公桌椅缺胳膊少腿，沒有食堂，工資微薄；報社又很富，前輩給報社同仁留下的敬業、專業精神尚在。那些年接二連三遇上突發性事件和大事，2003年突然到來的“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汶川大地震、北京舉辦第29屆夏季奧運會，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等。在這些重大的突發性的事件中，《文藝報》沒有缺席，編輯記者們紛紛要求到抗震救災、抗擊非典、南方冰雪這些最艱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險的一線，他們參與其中，及時編發稿件。我記得當時“非典”爆發，許多單位都不上班了，《文藝報》堅持上班正常出報；南方遭遇百年未遇冰雪災難，《文藝報》及時發表了雷抒雁的《冰雪之劫：戰歌與頌歌》，發表后得到中央領導批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后擴大了報紙影響。那些日子中的不少晝夜，報社同志吃住在辦公室，等新華社最新消息，打電話向各地約稿，一起為汶川遇難同胞默哀流淚，共同為北京奧運盛典歡呼——多難可以興邦，國家如此，報社人也在攻堅克難中凝聚起精氣神。為擺脫經濟困境，報社前任想了很多辦法，甚至一度將報紙一分為三，《文藝報》成為一張只有專刊沒有正報的報紙，三個專刊由三攤人各自創收生存。炳華書記要求短期內改版，經過社內幾次大討論逐漸形成一些共識：報社經營不能離開辦報。《文藝報》首先要放下“文藝界階級斗爭晴雨表”的包袱，高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在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兩面旗幟，團結老中青幾代作家，堅持以理論批評為特色，辦好特色版面，加強報紙的新聞性等。《文藝報》是為作家服務的，是為文學事業服務的，雖不是大眾的，但即便是小眾、專業的，中國文學界也需要這樣一份報紙。在這樣的共識下，報紙完成了改版。除加強了新聞版面，保留了特色版面，如理論與爭鳴、文學批評、兒童文學、外國文學、華文文學、藝術等，又增辦了軍事文學專刊和少數民族文學專刊，這些專刊也獲得了合辦單位的經濟支持。報紙要辦好離不開好的選題策劃，以及得力的作者去完成。那些年《文藝報》關于拓展和深化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生態批評、文學想象、城市文學、鄉土文學、經典改編、文學譯介等討論都引起了相當關注。在中宣部、中國作協的支持下，辦公室進行了整體裝修，辦公條件得到改善，窗明幾凈的環境，每人一部電腦一部電話的配備，使大家的精神也為之一振。幾年中陸續完成了人員更新，一些同仁或在報社，或調到中國作協其他單位擔任了領導，年輕一茬成長為骨干。2008年《文藝報》獲得了“全國精神文明先進單位”的榮譽。

回首往事，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我們奮斗過，努力過，但離我們理想的目標還有不小的距離。報社會議室墻上的掛像，前輩主編茅盾、丁玲、張光年、馮牧——一直在注視著。此后，《文藝報》在閻晶明、梁鴻鷹主政下不斷前行。作為個人，能在一個特殊歷史節點上做了《文藝報》的參與者、見證者是幸運的。我曾在我的評論集《化蛹為蝶》的扉頁上寫過這樣一句話：“我很幸運一生中能有兩段歲月在兩個大牌文藝平臺供職：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和文藝報社。文壇上那些受人尊敬的前輩和學長有的與我面對面，有的以他們的作品給我以精神滋養。”這是發自內心的話。《文藝報》70年，我在《文藝報》7年，十分之一，足夠幸運，足夠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