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3年到文藝報社的。記得那一天文藝報社專門開車來學校接我，我在北大的南門等著。于江開著文藝報社的吉普車過來，車停在大門口，老顧跳下車搶著為我搬行李。后來我才知道，老顧和于江都是文藝報社的中層領導。那時候，《文藝報》的領導都沒有架子，互相之間都是同志關系，毫無隔閡，也從來不以官銜來稱呼，年紀大的就被稱為老某，年紀小的就被稱為小某，顯得特別親切。我一去文藝報社自然就被大家稱為“小賀”。我在北大讀書時是班上年紀大的，被大家稱為“老賀”，一直叫了4年，聽老賀都習慣了，沒想到現在降格為“小賀”。我在文藝報社干了小20年，小賀也叫了20年，如今，見到《文藝報》的老同事，無論是比我年長的，還是比我年輕的，仍然是爽爽地叫我一聲“小賀”。

文藝報社當時辦公的地點是沙灘北街2號。沙灘北街2號應該是作家們很熟悉的地方，不僅文藝報社在這里辦公，中國作家協會也在這里辦公。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幾幢莊重的磚石大樓，但文藝報社和中國作家協會不是在這些大樓里辦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幾排簡易樓房作為辦公的地方。文藝報社是一座單獨的簡易小樓房。上到二層的梯子是懸在一面外墻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響。但那時候并沒覺得它有多簡陋，每天踏著梯子跑上跑下的覺得特別歡實。二樓是一個會議室，中間擺了一張乒乓球桌，開會時大家圍坐在乒乓球桌四周，也沒有主次之分，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報社經常要在這里開會，編前會、務虛會、評刊會，還包括一些編輯部策劃的文藝座談會或研討會等等，都安排在這個會議室舉行。那些在全國有影響的理論家、批評家、藝術家們也踏著那架簡陋的梯子咯吱咯吱地爬上來。有一次開音樂座談會，李谷一也來了，我們是湖南老鄉，我特別想和她套套近乎。可是那次會議安排我做記錄，還要整理出一個綜述，我忙得不亦樂乎，竟根本沒顧上單獨和李谷一說上幾句話。順便說一下，那時候，不僅樓房簡陋，一切的工作條件都是簡陋的。我們沒有錄音機，更別提采訪筆了，因此要靠編輯認真地做記錄。會議室也沒有空調，夏天就靠電風扇呼呼地搖著，冬天簡易樓房四處透風，則必須穿著棉衣來開會。盡管簡陋，但大家似乎都習慣了，從來沒有誰抱怨過。許多重要的文學活動和文學選題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就是在這個簡陋的會議室里醞釀誕生的。

我那時候單身一人，沒有家室負擔，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辦公室里。報社對我也放心，下班后就將辦公室的鑰匙都交給我，隨我使用。因此這里也常常成為一些年輕人聚集交流的地方，頗有些沙龍的味道，只不過是十分寒酸的沙龍。好在大家本來就不是奔著享受來的，聚在一起就討論起最熱門的話題。資料室的臧小平對我格外照顧，她悄悄給了我一把資料室的鑰匙，下班后我就把自己關在資料室里學習。資料室里有一個書柜鎖著，里面放的是一些臺港期刊。當時政治還沒有完全放開，這些期刊必須有一定級別的人才能看，文藝報社不在意這些規定，我們年輕人通過這些期刊打開了眼界。

潘凱雄是與我同時分配到文藝報社的大學畢業生（凱雄到文藝報社就被大家稱為“小潘”，“小潘”的稱呼也一直伴隨著他），我們倆都被安排在理論組，他當時也是單身一人，在一起的機會就更多了，因為對問題的看法常常能夠取得一致，所以就說不妨合作一起寫文章吧，這一合作就成為了一對固定的“雙打”選手，一起合作了七八年之久，后來因為大的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感覺不適宜寫文章了，我們倆的合作才終止。當時不只是我們倆合寫批評文章，文學批評界至少有七八對“雙打”呢。80年代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批評“雙打”，也許與當時的時代精神有著某種契合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分析道：“那時候，我們被各種新奇的理論所震撼，這些新奇的理論也激活了我們的大腦，各種‘奇談怪論’由此應運而生。我們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談闊論’，每一個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見解。相聚和討論，成了80年代的文化時尚。‘沙龍’一詞在當時并不流行，可那時候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著大大小小的‘沙龍’式聚會，或者在我們的單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辦公室，或者在某一個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會議的間隙。我們當時還年輕，旺盛的青春荷爾蒙卻甘愿揮灑在相聚和討論上。我們討論的話題固然從文學出發，但不時卻會擴散到政治、哲學與歷史，而擴散開去有時就收不回來，有時又回歸到了文學。我們的討論是熱烈的，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心態則是平和的，誰都可以反駁他人的觀點，誰同時也會認真傾聽他人的申辯。當然那畢竟還是乍暖還寒的時代，我們的耳邊不時還會聽到政治的警鐘在敲響，但這并沒有太多地影響到我們的相聚和討論，在這樣的小環境里，我們感受到了心靈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釋放。現在回想起當年的場景，才體會到那種心靈的自由是一種多么難得的精神享受！……還得說說我們在討論中的態度，在剛剛經歷了一個知識荒蕪的年代后，我們開始參與到文學批評時，備感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這樣的條件客觀上帶來了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于是在討論中，我們多半都愿意聽到補充、修正、甚至反駁的意見，通過對這些意見的聽取和消化，忽然就覺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評‘雙打’就是在這樣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中悄然形成的。行文至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批評‘雙打’就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在當時自由平等的討論中，想必會有其中的某兩位發現互相之間更容易理解，思維方式相對接近，兩人通過互相之間的切磋總會將思想觀點變得更完美。于是他倆便說‘我們一起合作吧’。由此看來，促成一對又一對的批評‘雙打’的外在條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討論，真誠的對話和互補的思維方式。這一切，應該同時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內涵。”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凱雄的大量文章就是我們倆在沙灘北街2號反復討論，然后趴在簡易樓房的辦公桌上一筆一筆寫出來的，沙灘北街2號是安置我們心靈自由的地方。

沙灘北街2號的南端就是北大紅樓的舊址。再往西去，便是故宮、景山、北海。老舍先生當年曾說過這一線是北京“最美麗的大街”。但當年在沙灘北街2號時，竟沒有顧上好好欣賞這條大街的美麗，每天想的就是《文藝報》的選題和文學的風起云涌。后來文藝報社搬走了，中國作家協會也搬走了，我們在院子里的房子也不讓保留，說要恢復這里的歷史舊貌。有一天我又走進了沙灘北街2號的大院，想看看它的歷史舊貌。哪有舊貌，完全把它修飾成了一個休閑的綠地園林。人們大概不會知道，這片綠地園林曾經是當代文學風起云涌的聚焦點。從這個角度說，沙灘北街2號毗粼北大紅樓舊址是一種緣分，因為北大紅樓舊址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聚焦點。可惜的是，北大紅樓舊址仍然矗立在那里，而見證上世紀80年代文學復興的沙灘北街2號，只能存活在一些人的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