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的第一站就是《文藝報》，在這里，我有幸接觸了很多品格高尚、學問深廣的前輩，他們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業上的引路人，與《文藝報》的這份感情是永遠不可能割舍的。

在正式談“三駕馬車”之前，我想先提到一個人，這個人身上體現出文人的修養、寬厚、善良毫不遜于張光年、侯金鏡和馮牧三人，他就是黃秋耘。黃秋耘在清華大學外文系念書時是韋君宜的同學，曾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也是“中間人物論”的代表人物。《文藝報》正式為我下達調令的時候是1964年夏天，而黃秋耘早在1、2月份的時候已經提前到北大學生宿舍了解情況，可以說，把我“圈”到《文藝報》來的第一人就是黃秋耘。正是因為這樣的機緣，我與黃秋耘有了一些聯系，也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幫他給家人遞送工資。盡管我后來離開了《文藝報》，他也回到廣東從事出版工作，我們仍然保持著很密切的交往，他是我與《文藝報》結緣的開始。

張光年

理所當然的“老大哥”光未然

《文藝報》是我從大學走向人生的第一站，我也沒想到這一站會如此漫長。1964年8月24日，我被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工作，當時我是有些驚訝的。因為我是個肺結核病患者，盡管傳染期已經過去了，但身體還未完全康復。1971年在五七干校的時候，聽謝永旺談到往事，我才知道當時張光年過問了我的事情。原本希望把我先送到亞洲學生療養院療養，再投入到工作崗位中去。當時打電話到學校去的時候，正好是夏收期間，接電話的青年教師謝冕告訴對方，我隨班長等同學一起下鄉撿拾麥穗、參加勞動，對方一聽我既然已經能參加勞動，想必身體是恢復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也就順理成章地來到了《文藝報》。

從畢業來《文藝報》工作到進入五七干校的這段時間里，《文藝報》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駕馬車”，這“三駕馬車”的老大哥是張光年。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參加過國民革命，在緬甸、東南亞一帶從事過地下抗日工作，既有著革命的情懷又有著詩人的氣質，他的學識也非常淵博，不僅寫過關于《文心雕龍》的專著，而且對于外國文學、馬克思主義等專著也熟稔于心。我剛剛到《文藝報》的時候，他還在鄉下搞“四清”運動，等他回來以后不久《文藝報》就停刊了，所以，我們真正意義上的深度接觸主要是在五七干校的那段日子，我有幸與他同屋相處，前后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時間。當時，他的胳膊因從馬背上摔下來而落下舊傷，但仍然拎著鐵鏟，十分吃力地與我們一起鏟土、修田埂。由于睡眠困難，每天晚上中央專案組給他發兩粒安定，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無論白天勞動再辛苦，晚上他都會點一盞小馬燈看書，也建議我可以讀一讀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1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以及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等。當時干校沒有《浮士德》，我回到北京以后從他家拿到了這本書，但非常慚愧的是，我一直沒能啃完這本書，感到很對不起他。

盡管當年張光年是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但我們兩人還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很多年以后，單位同意他回北京探親，我數次去他家中看望，他那已經80歲高齡的老母親還親自下廚為我炒了四個菜，鄭重地感謝我在干校時期對光年的照顧，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十分感動。張光年對我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影響作用是很大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他是重要的引路者之一。

侯金鏡

侯金鏡：“理論家”兼“組織家”

當年包括我在內的10個大學生進入《文藝報》工作時，張光年任主編，侯金鏡和馮牧擔任副主編。侯金鏡既是理論家，也是《文藝報》的組織工作者，非常遺憾的是，他去世的時候還不到50歲，但他卻給我留下了兄長一般親切的印象。最讓我感動的主要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幫助解決了我們新入職學生的宿舍問題。當時10個大學生住得很分散，我因為肺病可以一個人住，但要自己生火取暖，而且光照很差，部分學生的生活習慣也與同住的作家、詩人有一些差別。我將住宿的困難向侯金鏡反映后不到一周，單位就在和平街附近一幢有暖氣、有煤氣的住房中撥出了三個單元，把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宿舍問題解決了。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文藝報》的雜志階段，原計劃刊發一篇關于中國電影發展史的批判文章，但侯金鏡并不滿意，于是找到寫過新人新作短評的我，給出一星期的時間讓我重新寫一篇文章。我只用了一天半的時間就交了稿，還因此受到“年輕人有闖勁、有拼勁”的口頭表揚。盡管在特殊的時代歷史環境下，這一篇文章是化名發表的，但當時的我既不熟悉書的作者，也不了解電影發展的歷史，倉促寫就的文章對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至今回想起來仍覺十分慚愧，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依然要向被我批判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在《文藝報》的工作中侯金鏡為我們這些年輕人充分創造了鍛煉和嘗試的機會。

也正是《文藝報》對待年輕人的態度影響著我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方式，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華聲報》等單位任職的時候，都非常注意鍛煉新人。正因如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從《文藝報》走出來的寫作者是最多的。同時，《文藝報》在培養青年編輯骨干、文藝骨干方面貢獻頗為突出，我們10個大學生剛剛進入《文藝報》的時候，和我在一個團支部的青年編輯閻綱不過30出頭，他撰寫的中、長篇小說評論文章已然名聲在外，我想，這一方面是青年英才的個人能力使然，另一方面也歸功于報社領導對年輕人的信任和提攜。

馮牧

馮牧：“救火隊長”兼“一號伯樂”

我初到《文藝報》時分配在作品評論組，參與的欄目叫“新人新作短評”，當時這一組由副主編馮牧負責。馮牧是這“三駕馬車”中的“筆桿子”，有時候報社遇到比較急迫的重要選題又找不到合適的作者時，需要內部人員來完成寫作任務，馮牧常常就像團隊中的“突擊手”和“救火隊長”一般，承擔起撰寫文章的重任。盡管他是我的領導，但正如馮牧自己說過的那樣，他是“最沒有架子的”，平時我也經常去他的家中閑聊、談心。

在五七干校的時候，馮牧是住在我和張光年隔壁的鄰居，也是經常與我促膝長談的朋友，我們聊得很交心，甚至還聊到他的戀愛經歷、婚姻體驗和愛情觀念。有一次，我在與其他人聊天的過程中，很隨意地提起美國的報紙可以批評總統，結果一個在場的干部批評我犯了思想原則上的問題，要向上級報告。馮牧出面說服了他，也保護了還是青年的我。

在“文革”后期，馮牧因身體原因獲準提前回到北京，當時我拜托他幫我買一些書寄回來，比如《天演論》《巴黎公社史》以及摩爾根學派的專著之類。我在散文集《感恩的翅膀》中，曾有兩篇文章懷念在《文藝報》時期與馮牧的交往，以及在五七干校與他一同看守草料場的日子。在這段時間內，我們曾有過很多通信，郭小川、張光年等人與我的通信都是拿信紙一板一眼、工工整整地寫，而馮牧則是拿香煙紙非常隨意地給我寫信，我在信中稱他為“馮先植同志”。后來我回到北京以后，也經常去他家蹭飯、閑談，有時候“沒大沒小”地互相尋開心，成為平淡生活中一點難得的樂趣。

馮牧的家里總是高朋滿座，不僅有部隊里的故交，也有地方上的作家，甚至還有京劇演員。客人離開以后，馮牧總是一個人靜靜地讀書，直到深夜。馮牧可以說是作協領導中閱讀作品最多、扶持作家最多的人，因此旁人都說馮牧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張守仁曾撰文將馮牧稱為“文壇一號伯樂”，我認為這種評價并不夸張，因為他以獨到而敏銳的眼光在文學界發現、培養、扶植的文藝新人數量最多，其中很多人后來都成為了當代文學寫作團隊的中堅力量。

為什么稱張光年、侯金鏡、馮牧為“三駕馬車”？因為我發現他們身上體現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他們三個從來沒有互相揭發或在背后說壞話的時候，在那樣特殊的時代環境下實屬難得。《文藝報》的這三個人，一個老大哥張光年在前面駕轅，后面跟著侯金鏡和馮牧這兩匹駿馬，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駕馬車”。

我希望文藝報社后來的年輕人們能夠記住他們、懷念他們，這樣的話才有可能在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環境下把報紙辦得更好，對得起廣大的讀者，對得起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