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史國柱想做的事都做成了，甚至沒想做的事也做成了。史國柱說自己“撞上了狗屎運”，以至于他會產生幻覺，這世上只有他不想做的事，沒有他做不成的事。這當然是錯覺。是一種坐井觀天式的妄想。他想當玉皇大帝沒有？沒有。想當世界首富沒有？沒有。想養三宮六院沒有？沒有嘛。因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事，他是不想的。這就對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他所想的，都是現實的，都是力所能及的。這一點，史國柱是清醒的。

照理說，史國柱對現狀是滿意的。他也這么認為，事業、財富、家庭、愛情、紅顏知己，包括社會對他的尊重。什么都不缺。他確實想不出還缺些什么。問題正在于此，這正是苦惱的根源。他總覺得自己的人生還缺少些什么，這點是肯定的，而他居然找不出來，好像他的人生到了此時此地，可以圓滿結束了，可以死而無憾了。史國柱不愿意，相當不愿意。他剛過了四十五歲生日，一晚上能輕松干掉兩瓶紅酒，每天早上起來都能長時間地晨勃。他對每個新的一天都充滿期待，可不知道期待什么。從這個角度講，史國柱又是迷茫的。

他對自己的認識既清晰又朦朧。早上醒來，他有時會煞有介事地思考，思考人生的意義，思考未來的可能。他發現，不思考時，他的腦子是清澈的，生活的紋路清晰可見，鮮花盛開，美酒溢香。可是，一思考，他的腦子就亂了，世界變得云霧繚繞，如無數根細線纏繞在一起。奶奶的，一團糟了。

關于事業

從史國柱的事業說起吧。史國柱不講事業，這個詞太大了，他承擔不起。他說“我的工廠”，后來改成“我的小生意”。這就樸素多了，接地氣多了。

史國柱出生于1970年代，懂事時，他們家已經屬于“有錢人”了。他父親辦了工廠。父親和母親原來都是信河街印刷廠工人，是第一批“下海”的人。史國柱沒有吃過苦，不知道“苦”為何物。從小學開始，家里電視機洗衣機都有了，父親開上了本田王摩托車。他也擁有了腳踏車，過年可以穿羽絨服，餐桌上每天有紅燒對蝦和酒燉河鰻。最主要的是，每天有一角零花錢。這是巨款。當時一學期的學費才一塊五角呢。這也是造成他后來花錢大手大腳的原因之一，來得容易，去不心疼。沒把錢當錢看待嘛。

實事求是地講，史國柱讀書不差，他只是不用功。用功干什么呢？每次考試前一周，認真背一下書，做幾張練習卷，都能考到七十分左右。可以交差了。

父親對他讀書沒有明確的要求，大不了以后跟他辦工廠嘛。母親在工廠管財務和后勤，沒時間照顧他，作為補償，每天給他零花錢，從小學的一角，到初中的一元，到了高中，每周升到一百元。他是學校公認的“首富”。

以史國柱的天資，是有可能考上大學的。當然，這里指的是他用心讀書。但是，他有更重要的任務，必須將每周一百元零花錢用掉。這很考驗人的。很能衡量一個人的能力。為此，他必須將大量的時間花在保齡球館、卡拉OK廳，甚至酒樓里。他的酒量就是那時練出來的，四十八度的白酒干掉一斤后，再去保齡球館玩，每次出球，球道盡頭十個保齡球瓶都是應聲而倒，絕不失手。

應該說，史國柱是個對自己有要求的人，是個做事認真的人。他不敷衍。就拿打保齡球來講，他不是隨便打打的，他追求專業。專業不是隨便說說的，是有具體要求的，姿勢、步伐、動作、力道、弧線，都有要求。他不但苦練，更會琢磨。這一琢磨，跟別人的差異性就體現出來了，高低也顯現出來了。境界不一樣了。保齡球最火時，信河街開了二十來家，沒有一家球館老板不知道史國柱大名的。但也就在此時，史國柱不再去球館了，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去了，史國柱也不回答。問得多了，史國柱悠悠地反問一句：“你覺得有意思嗎？”

這話有意思了。是反問提問的人呢？還是他覺得沒意思了呢？他沒說。

高考之后，史國柱去他父親的印刷廠上班。是他自己要求的。他選擇讀社會這本大書。這是他的“大學”。

母親擔心他吃不了苦，想讓他做財務，每天坐辦公室，做做報表就可以了。他不干，他去了車間，從制單開始學，照排、出菲林片、曬版、印刷、裝訂、覆膜、打包，整個流程學下來，不怕臟不怕累，比誰都認真。他的認真還是體現在“琢磨”上，他跟別的工人不一樣，譬如拼大版，他會在腦子里“設計”幾種方案，會在草稿紙上畫出來。他會對幾種方案進行比較，哪一種好？好在哪里？能不能更好？沒錯，他會“動腦筋”。這是他和工人最大的差別。他想得比別人多，動得也比別人多。掌握了印刷流程后，他轉行去做銷售，跑市場，跟客戶談業務。這時，他喝酒的優勢體現出來了。酒是個好東西，它能迅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重要的是，它能讓不同的人在極短時間內找到“同類”。

誰都以為史國柱是工廠的接班人。可是，兩年后，史國柱選擇另立山頭。母親傷心了，孩子長大了，翅膀硬了，要“分家”另過了。父親的傷心與母親不同，這是“另立中央”，“對抗朝廷”嘛。急什么呢？“江山”以后肯定是你的。史國柱沒有“逼宮”的意思，他的想法簡單得多，只想自己干，無拘無束沒負擔。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夠干好。他對自己有信心。這信心講起來有點盲目，沒來由的自以為是。沒錯，史國柱確實有點自以為是，他覺得自以為是沒有什么不好。他甚至覺得，自以為是是一種稀有的品質，是干成事情的基礎。

史國柱注冊了一家印刷公司，名字叫新時代印務公司，做的第一筆生意是印刷老鼠藥的包裝袋。客戶來公司下了訂單，也不離開，就在信河街的旅館住下，白天來印務公司監工，晚上，史國柱請他們喝酒。先是去酒樓喝，下半場轉移到KTV喝。訂單完成后，客人押著貨車離去。

客戶都是拿現金來訂貨的，將三萬元人民幣重重拍在史國柱辦公桌上。一個星期后，三萬元的主人換成了史國柱。

那段時間，史國柱有兩個感受：一是鈔票像潮水一樣朝他涌來，擋都擋不住，當然，他也沒想擋，他沒那么傻；二是他深切地理解什么叫花天酒地，什么叫夜夜笙歌。他的生活熱氣騰騰。

這是史國柱的“第一桶金”。他了解過，當時一個機關干部的平均月工資不過五百元。他的收入是多少？十萬。沒錯，是兩百倍。

史國柱沒有被金錢沖昏頭腦。他知道，能夠賺這么多錢，不是自己有多聰明，更不是自己有特殊的手段。沒有的。他太清楚了，那些客戶并不是什么正規的廠家，但他從來不問。他知不知道這是犯法的呢？他知道。他雖然沒有參與藥品制作和銷售，但他參與了包裝的設計和印刷，是難逃其咎的。但是，史國柱更明白的一點是，自己遇到了一個“特殊時期”，是一個近乎真空的時期，在金錢的揮舞之下，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只要不犯人命，這點小打小鬧屬于“擦邊球”。

史國柱的“事業”就是這樣起步的。

關于干爹

史國柱的“事業”幾乎是伴隨著KTV同步生長的。春風一拂，萬物滋長。KTV作為一個娛樂項目，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繁榮壯大了。成千上萬的漂亮姑娘擁進信河街，有東北的，有西南的，有中原地帶的，甚至有國外的。相當的姹紫嫣紅。

他們都是在酒店里喝完酒，再去KTV找姑娘繼續喝。這段時間，史國柱的足跡踏遍信河街所有KTV。他出手大方，別人小費給三百，他給五百。姑娘們都喜歡他。姑娘們喜歡他還有一個原因，他在包廂里比較“規矩”。他去包廂會喝酒，但不會醉。會叫姑娘喝酒，但不強迫。會對姑娘動手動腳，但都是點到為止。生氣了也會罵人，但主要是為了活躍氣氛，是打情罵俏。所有KTV的媽咪都叫他哥，于是，姑娘們都叫他“干爹”。最多的時候，他手機里存了一百多個姑娘的電話號碼。一到下午三點左右，他的手機短信鈴聲此起彼伏，內容都是不約而同的——干爹，我想你了。史國柱莞爾一笑，心里道：奶奶的，你們哪里是想我了，分明是想干爹口袋里的人民幣嘛。這段經歷大大豐富了史國柱的人生，最主要的是，極大地豐富了他對女人內心的認識。

史國柱最常去的是金嗓子KTV。所有姑娘里，史國柱最喜歡的一個姑娘叫小艾。為什么喜歡她呢？史國柱也講不出來，只是見了她舒服。但史國柱并不表現出來，也不故意疏遠她。去了金嗓子也不刻意點她。史國柱這么做，并不是有什么預謀，也不是故意吊她胃口。他沒這個意思。他不想跟小艾過于密切，是因為他知道一個道理，在這種場合，他既要真心對她們好，又不能好得沒有保留。他是不是真心，姑娘們看得出來，她們見的男人多了，差不多都把男人“看透了”。史國柱知道不能將自己整個人投進去，他只負責對她們“好”，讓她們快樂，他也得到快樂。就這么簡單。

姑娘們喜歡史國柱還有一個原因：下了夜班，史國柱會帶她們去宵夜。都是喝酒，但兩種喝法是不同的。在KTV里是陪客人喝，是任務，是完成工作。這種喝酒是以客人的高興為目的，人跟人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即使是為了賺錢，內心也是委屈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問題在于，內心的委屈不能表現出來，反而要裝出興高采烈的樣子，強顏歡笑，主動迎合，投懷送抱。委屈死了。跟史國柱宵夜就不同了，那是為自己喝，是工作之后的“娛樂”，是放松。內心是自由的。這種喝酒是放飛自我。多么美好。問題也是有的，這種氛圍容易纏綿，容易滋長曖昧。也是啊，姑娘們也明白，她們是曖昧的，是講不清道不明的。她們是特殊生物，過著晨昏顛倒的生活。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這里。她們吸引客人的地方也在于此。史國柱當然也喜歡這種曖昧，他也喜歡這種纏綿。但他的喜歡有點形而上，有一種超脫感。不是說史國柱有多高尚。不是的。這只是史國柱的態度，他只是喜歡這種氛圍，盡力維護這種氛圍。史國柱打保齡球時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娛樂是相互的，是需要一種精神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的。還有一點，史國柱去這種場合，都是陪著客人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和姑娘們的角色是一樣的，他要讓客人高興，因為客人是他財富的源泉。所以，他能夠體察姑娘們的難處，他尊重姑娘們的意愿，不讓她們為難。這樣的客人，姑娘們怎么可能不喜歡呢？

姑娘們喜歡史國柱還有一個原因，史國柱樂意幫助人。姑娘們出門在外，遠離父母。二十歲上下，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齡。她們唯一害怕的是生病。到了舉目無親的環境，在生病的時候，天塌下來了，被孤立了，被遺棄了。她們可以接受客人的謾罵甚至毆打，但不能接受孤立和遺棄。說到底，她們處于最需要人疼的年華，當她們對身體失去自信的時候，那種“被人疼”的需求比平常人要強烈得多。這種時候，她們想到“干爹”了，會給他發短信，會給他打電話。她們信任“干爹”。而“干爹”也值得姑娘們的信任，她們一個短信或者一個電話，很快，“干爹”開著他新買的奔馳轎車趕來了，眼神是關切的，口氣是關心的，動作也比平時輕緩了許多。好了，什么話也不說了，天大地大，身體最大，去醫院，咱們看醫生去。姐妹們私下里是有交流的，“干爹”是個“有分寸”的人，不會乘人之危。他絕不是這樣的人。姑娘們達成了共識，跟“干爹”在一起是“安全的”。她們敢于向“干爹”求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干爹”是個未婚青年。如果有了老婆，這種事情怎么解釋得清？正因為未婚，他不怕在醫院里碰到熟人，坦坦蕩蕩，問心無愧。姑娘們也不用小心翼翼，有“干爹”真好。

姑娘們特別注重自己的生日。來KTV之前，她們對自己的生日并沒有過分的關注。入了這一行，進了這種場所，生日的意義突然變得不一樣了。她們“覺醒”了，應該對自己好一點，以前對自己太潦草了，太對不起自己了。可是，怎么對自己“好”呢？怎么個“好”法？姑娘們不約而同想到了生日。一年里只有一天，時間是相當節約了。正因為節約，更顯得珍貴，更要好好慶祝。這一天，她們要請假的，不上班了，天王老子的臺也不坐了。約上要好的姐妹們，喝酒去。沒錯，還是喝酒。但這是為自己喝，是和姐妹們喝。意義不一樣的。她們早早預訂了酒店的包廂，將包廂號一一發給姐妹們。好了，就等生日到來了。當然，生日蛋糕是必不可少的，是姐妹們湊份子買的，是桂香村訂制的生日蛋糕。這天晚上肯定是狂歡的，肯定有幾個姐妹要喝醉的，她們肯定是又哭又笑，最后抱成一團。喝醉之后，她們開始互訴衷腸了。這是肯定的，因為她們是好姐妹，是生死之交，是比親人還親的人。她們約好了，下輩子還做姐妹。做生死與共的姐妹。

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她們的生日聚會多了史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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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貴，當代作家，浙江溫州人，1973年生。已出版小說《空心人》《猛虎圖》《金屬心》《信河街傳奇》《我對這個時代有話要說》等。曾獲《十月》文學獎、《作家》金短篇獎、郁達夫短篇小說獎等。作品主要探討富人群體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裂變，以及他們與這個時代的微妙關系。一級作家，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