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走上中國文壇，就走了兩步：一步《透明的紅蘿卜》（簡稱《紅蘿卜》），一步《紅高粱》。

整整35年前——1984年秋天，原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系創建并開班，35個來自全軍基層的龍精虎猛般的文學青年扎堆了，開竅了，摽上了！當時每間大宿舍足足有40平方米，每室4人，各據一角，一床一桌，呈L形；再用布簾一圍，進得屋內，如入地道，不見人影，凝神靜聽，只聞布簾里面唰唰唰，唰唰唰……那可都是鉚足了勁兒在玩命地寫啊！

唯有我們隔壁宿舍莫言同學一屋是個例外，不拉簾子，4人坦然相對，但也不免常常面面相覷。于是，一到夜晚，莫言就拎著500格的大本稿紙悄悄溜進了5米之遙的著名的南階梯教室；兀自反鎖，坐上小椅子，翻起小桌板，頓時有如老僧入定，獨霸偌大空間；整個白天來自四面八方的頂級思維、一流創意、精深智慧，都凝聚成了一個強大氣場，供莫言入其里，出其外，天馬行空顯靈光，筆走龍蛇驚風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憋大招”。到了年底，果然“憋”出了一枚“金色的紅蘿卜”，發表前標題由系主任徐懷中先生“欽改”為“透明的紅蘿卜”。就是這個“紅蘿卜”，使莫言在1985年大家競相攀登文學高峰的擁擠山道上突然蹦了個高，一下子就占領了制高點，漫不經心地就撼動了中國文壇。

《紅蘿卜》在1985年第2期《中國作家》發表時，只配發了徐懷中主任組織的幾個文學系學員的對話，并沒有引起什么轟動效應，但它在圈子里卻頃刻間不脛而走，為馮牧、阿城等有識之士所津津樂道，并被視為一個重要作家誕生的重要信號。年底，作家張潔在聯邦德國答記者問時鄭重而欣喜地宣布：如果說1985年的中國文壇發生了什么大事的話，那就是出現了莫言！

當然，支撐張潔這一判斷的決非僅僅一部《紅蘿卜》，此后莫言又陸續發表了《金發嬰兒》《球狀閃電》《白狗秋千架》《枯河》等一批中短篇佳構，使他在1985年的小說新潮中異軍突起，標領風騷。他于同年12期《人民文學》發表的中篇小說標題就極富寓意——“爆炸”——既為1985年的“莫言現象”作了一個總結性命名，又為1986年即將到來的“莫言高潮”作了一個讖語式的預言。

1986年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一批優秀小說成果的持續豐收，更表現為對傳統小說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顛覆——《紅高粱》就是其中的一枚重大碩果。盡管就我個人的喜好而言，不論過去還是今天，我都更加喜愛《紅蘿卜》《白狗秋千架》里那種天籟般的清純與自然，但我也清醒地意識到《紅高粱》所具有的多重革命意義。一方面，在最切近的意義上講，《紅高粱》從軍藝文學系橫空出世，大幅度刷新了歷史戰爭題材的另類書寫，極大地震動了軍事文學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模式，直接誘發了一批沒有戰爭經歷的青年軍旅作家寫出了“自己心中的戰爭”（如喬良的《靈旗》、苗長水的《冬天與夏天的區別》、“沂蒙山系列”等），并以此和“當代戰爭”題材、“和平軍營”題材三足鼎立，最終形成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榮。另一方面，從更廣的角度來看，《紅高粱》以當代意識和審美理想之光燭照歷史，通過對生命偉力的張揚和對民族精神的呼喚，為我們重鑄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種參照。這種對民族歷史母題的重新開掘與處理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遠遠超出了軍旅的范疇。比如從純小說技術的角度看，《紅高粱》的適時出現，為開始有些疲憊的小說革命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使之煥發出了新的活力。這決不單單是說《紅高粱》找到了一個傳奇故事、地域文化與外來技巧三結合的成功范式，更在于莫言在這個范式中，將他此前作品中已初露端倪的“靈活多變的敘述方式、隨意開放的結構方式、披頭散發的語言方式、奇異超人的感覺方式”，作了一次非常極端而又十分和諧的集中展示。或者反過來說，正是由于《紅高粱》，才使莫言的小說風格更極端，從而更加個性化，《紅高粱》將莫言從一個北中國鄉村風情的天籟歌手塑造成了一位凌厲狂怪的小說革命的前鋒。

這位小說前鋒對中國小說界造成的沖擊與震蕩是劇烈而深刻的。他在《紅高粱》里貢獻出來的嶄新的審美經驗對當時的讀者和作家來說，都有“擋不住的誘惑”，以至于一個時期內很少有人能完全抗拒莫言，或者不談論莫言。見多識廣、見怪不驚的王蒙先生，在軍藝文學系講臺上七分欽佩三分不甘地說：“如果再年輕20歲，我要跟你莫言比試比試。”一向孤傲、冷僻、矜持的張承志也放低了身段嘟嘟囔囔：“臺下坐著莫言，讓我怎么講……”平生低調、出言審慎的徐懷中先生多年以后才發表感嘆：“遙想當年，莫言披著一身鋒芒，三步兩步就跨上了文壇，誰又能攔得住他？”

當然，換一角度再看，1986年的中國文壇正迎著八面來風，各種域外的現代小說藝術之風把我們已經紊亂的“風向標”吹得旋如轉篷，不少小說家因此心慌意亂心無定數而隨風飄蕩。當此之際，莫言得風氣之先而又毫不動搖地堅持根本，敏銳及時地將域外小說藝術與本土民族文化作了一個巧妙的溝通與嫁接。所以，更恰切地說，莫言只不過是恰逢其時地起到了一個中介或者橋梁的作用，他成功在此，貢獻在此，影響亦在此——譬如他對福克納鋪排恣肆、執拗糾纏的語言文體的領悟，以及用現代意識與技巧處理鄉土題材的“郵票意識”的移植，對博爾赫斯幻象形式下超驗式體驗方式的把捉，對克諾德·西蒙崇尚的生命感覺（或曰生理感覺如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以及“通感”）的張揚，對馬爾克斯充滿魔幻色彩的頹敗家族歷史主題的追尋等等，都為他的同行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再說得具體一點，甚至可以這么認為，正是因了莫言的感覺夸張變形的極致運用，才啟迪了一大批中國作家打開了他們鈍化已久的感官世界，進而豐富了他們對外部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感知方式與審美方式。但是，天才的仿效可以化為神奇的創造，拙劣的模仿卻永遠只能是東施效顰。以此而論，莫言驟然間散發出來的奇異強光在照亮一批人的同時也灼傷了一批人（包括莫言的“自傷”）——傷之于對那樣一種極端夸張的語言方式、感覺方式甚至是一種公式化的敘述視角（如“我爺爺”“我奶奶”）的套用和濫用。但無論如何，在整個新時期以來的小說進程中，莫言的沖擊力和影響力都是罕有其匹的。我這樣的判斷等于指出，莫言無疑是新時期小說革命的天之驕子和杰出代表。

結論也可以說兩句話：一是《紅蘿卜》把莫言推上了文壇；二是《紅高粱》使莫言走向了全國乃至世界。整整33年前——1986年仲春的一個下午，貌似農民的張藝謀出現在軍藝文學系有點昏暗的走廊里，先敲開了我們宿舍的門，他要找莫言。我把他引到了隔壁。一個下午過去了，全系同學都坐臥不安，等老謀子一走，大家蜂擁而至莫言宿舍，提出了一樣的問題：“來的什么人？他來干什么？”莫言風輕云淡地回了一句話：“我老家來的生產隊長，談了一點家里事。”一年以后，1987年，隨著張藝謀導演、莫言參與編劇的電影《紅高粱》公映，主題曲火遍全國；隨后不久——1988年，電影《紅高粱》從柏林國際電影節捧回了金熊大獎，從法國捧回了蒙彼利埃國際電影節銀熊貓獎等多項國際大獎，迅速引起了西方文化界對莫言和以莫言為個案或表征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興趣與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說，《紅高粱》是不是最早在中西方文化藝術之間架起溝通對話的橋梁、講述中國故事并贏得傾聽和掌聲的先聲之作？它不僅為莫言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埋下了伏筆，也為當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打了先鋒。真可謂：厥功至偉，功不可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