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經典本身是經過歷史洗禮之后的沉淀之作，需要時間的醞釀。從作品完成到被冠以經典，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經典化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作品完成后本應該交給時間去裁決。而現如今，有一些作家在剛進行創作的時候就懷有一種經典思維和經典意識，或可謂“經典沖動”，也就是說，作家將自己的創作看成是創造經典的行為，作品甫一完成就自詡為經典，一些媒體和批評家也不負責任地進行跟風吹捧，將某某新作品直呼為經典，把本該歷史化的行為過程即時化、現實化。這種“經典沖動”有時候會成為一種創作的束縛，甚至會擾亂經典形成的正常生態，使得長篇小說的書寫與評價陷入一種無序狀態，無益于催生真正的經典。

首先，當前作家們普遍追求一種“大概率”寫作，選擇容易成為經典的文學體裁，同時，普遍依靠量的堆積來增加成為經典的概率。在這一背景之下，長篇小說成為一種炙手可熱的文學體裁，越來越多的作家選擇長篇書寫，期刊方面長篇小說專號越來越多，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每年數以千計，加上網絡平臺，更是不計其數。此外，文學評獎、影視改編、市場發行、學術研究等，都比較青睞長篇這一體裁，而這些行為都與經典的形成密切相關，由此作家們對長篇就越發迷戀。對作家而言，長篇是走向成熟的標志，很多年輕的作家一步入文壇就紛紛推出長篇。正是這些因素合力促使作家對長篇小說產生熱衷，長篇小說大有一家獨大的野心和趨勢。

對長篇這一體裁的迷戀首先就是一種“經典沖動”的結果，因為回溯中西文學史就會發現，堪稱經典的作品大部分是長篇小說，隨口而出的那些作品，諸如《戰爭與和平》《百年孤獨》《追憶似水年華》《紅樓夢》《平凡的世界》等等，不一而足。當下作家們對長篇的熱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對概率考量的結果。這其實也暗合了當代文化的劇變，“某些需要深度閱讀的體裁，已經瀕臨滅種命運：需要沉思潛想象外之意的詩歌，已經宣布死亡；需要對言外之意做一番思索的短篇小說，已經臨危。這樣，經典之爭，逐漸變為體裁之爭，競爭者靠大眾體裁最后勝出。”（趙毅衡 ：《符號學》，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第 384 頁），而長篇小說，無論從寫作還是閱讀，似乎正是一種大眾體裁。還有一些作家靠量的堆積來追求概率，其邏輯是，寫得多，成為經典的概率就會變大，不少作家的作品目錄很多頁紙都寫不完，個人簡介長之又長，甚至有的作家達到一年一部長篇小說的速度，并且涉獵詩歌、散文、小說多個體裁。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有經典傳世的作家往往都是采取少而精的書寫策略，特別是外國不少作家，一般都是幾十年磨一劍。而在當下文壇，老一輩作家似乎在和生命賽跑，拼命書寫，而年輕一代的作家，一步入文壇便開始以高速狀態發表長篇小說。對量的追逐，不但沒有提升成為經典的概率，反而還會讓自己的粗制濫造的作品離經典越來越遠。

其次，作家們在進行文本書寫的時候，往往刻意瞄準經典文本，以此為準繩。經典的原意是宗教的教義典籍，本身就有“模子”“標準”的意思。經典作品有一些固有的標準和特性，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斷被發掘出來，作家們就習慣比照著進行創作。比如經典往往是大部頭的作品，于是，當下的很多小說從篇幅上與之靠齊，多卷本、多部曲不斷涌現，體量巨大，《鄉村志》《你在高原》遑遑十卷，《李自成》《機村史詩》《圣天門口》《野葫蘆引》《人世間》《應物兄》《敦煌本紀》等小說也都屬于長篇巨制。從主題上看，經典之作往往反映人性的深刻與復雜，“所謂經典，皆為渡人”（徐兆壽：《所謂經典，皆為度人》，《文學報》2019年 6 月 27 日）于是乎，各種主題的小說都會努力深挖人性，無論是諜戰、商戰、反腐、女性、現代性主題，還是鄉村書寫、都市寫作、戰爭歷史，都與人性有著深厚的瓜葛，尤其是在批評家那里，不談人性似乎無法寫就一篇像樣的批評。再者，經典對整個時代有著全面的把握，有一種史詩的筆法，當下的作家們為了對時代有一種的全面把握，深挖歷史，小說中歷史魅影不斷閃現，主題多元、內容龐雜的百科全書小說不斷涌現。近年來的很多長篇寫作，與過去那種單線敘事明顯不同，很多看似無關的細節被寫進了小說中，給人一種大雜燴的感覺。細節堆砌的結果是讓小說看起來更像是一部百科全書，被塞進大量的知識點。作家們試圖在一部作品中融進社會、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這種復調的寫作模式也是當前成熟作家寫作普遍存在的現象，越是寫到最后，成為經典的渴望似乎也就越強烈，作品就越繁復。近年來很多作品都有此趨勢，比如《七步鎮》《艾約堡秘史》《黃岡秘卷》《念頭》等。這些小說很難概括故事梗概，故事類似塊莖植物鋪開，導致主題十分渙散，每一條故事線似乎都是主線又不完全是，多中心而無中心。

還有一些屬于民族基因的審美內核被作家們延續下來，比如現實關切、悲劇意識、循環時間觀等等。在中國文學史上，能夠稱其為經典的作品一般來說是堅持現實主義原則的，于是作家們深挖現實，深度介入生活，關注醫療、住房、教育、環保、扶貧等民生主題，但是一味局限在這些選題中而不去發散，是否真的能創造經典？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言，報告文學很難誕生流傳于世的作品，因為大部分作品都是應景之作，這些秉持現實主義的作品，很有可能也僅僅是一些變相的報告文學，也可歸為應景之作。又比如，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無論是戰爭題材的“革命歷史小說”或“革命英雄傳奇”，還是農村題材的“土改小說”和“合作化小說”，無不閃爍著中國古典英雄傳奇或話本小說的藝術光暈。從人物塑造模式到故事情節模式，再到語言風格和藝術形態，當年的“紅色經典”小說既是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產物，也是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華民族文學新經典。（李遇春 ：《“文藝復興”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重述》，《當代文壇》2019 年第 5 期）時下很多作品就是朝向這一傳統的書寫，對這些作品進行效仿，比較有代表的是一些扶貧題材作品，宣傳時往往會貼上新時期《創業史》的標簽，這正是因為《創業史》的經典性。

因為經典的存在，作家們或向古典取經，或向西方取法，影響的焦慮始終徘徊在他們頭上。很多作家在接受訪談或撰寫創作談時，都會羅列一大堆對自己產生過影響的經典作家。總的來說，是將作品從體態上打造成可流芳百世的式樣，這是作家“經典沖動”的常見表現。這種比照經典的創作手法很有可能會阻斷文學書寫的創新，因為一些具有先鋒意識或具有嘗試意識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認可，讓文學書寫基本陷入停滯狀態中。可當我們回溯文學史時會發現，那些經典之作往往與自己的時代不合，在誕生之初飽受爭議，經典之作有時候是一種開創性書寫，而當下作家們幾乎失去了創作“不合時宜”之作的勇氣和耐心，最終讓文學更新的腳步凝滯遲緩。

再者，作家們在作品完成后，又有一種試圖人為操控經典成型的努力。經典的形成需要比較挑選，一般來說有學院經典和大眾經典兩種模式，大眾經典一般通過“群選”產生，其模式是用投票，點擊，購買，閱讀觀看等等形式，累積數量作挑選，這種遴選主要靠的是連接 ：靠媒體反復介紹，靠親友口口相傳，靠生活軼事報道。而學院經典更新靠的是縱組合軸上的比較操作，群選經典的更新靠的是橫組合軸上的連接操作。學院經典化過程決定哪些作品被寫入文學史，而群選經典化過程則決定了哪些作品成為暢銷書。無論是群選經典或大眾經典，無論是比較還是連接，這些作家們往往比較熱衷于經典化這一過程本身，甚至有操縱的沖動和欲望。因為對經典形成的機制熟稔于心，一些作家們往往挖空心思尋求旁門左道，拉攏批評家、文學評論雜志為自己造勢宣傳，甚至有媒體爆出不少地方作家整日游走于各個研討會現場，以期獲得批評家的青睞，而且不少批評家也樂此不疲，形成創作與批評的同構。文學評獎對經典的塑造有著更為關鍵的作用，于是作家們想盡辦法去運作，文學獎也頻頻爆出權色交易、暗箱操作等負面消息。除了關注學院經典，他們也關注群選經典，通過新書發布會、簽名售書，發動親朋好友購買，或通過地方政府宣傳系統的項目購買、甚至自費購買等行為刺激銷量。總之，不少作家們將本該用于創作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經典化的過程上面，他們會覺得造就的聲勢越大，影響就會越大，離經典也就會越近。但事實并非如此。

真實的情況卻是，當代文學過去七十年，現代文學也百余年的歷史，經典依舊還是那些歷史上的作品，而對當前的創作很多人并不滿意，有數量無質量幾乎是一種共識，這或許也與歷史的距離未拉開有關，但根據那些已有經典的標準，即便時間流逝，當下的大部分作品，也很難有成為經典的可能。雖然作家們都是比照著經典去進行的書寫，但是功力不夠又急于求成，只能模仿皮毛而無法掌握精髓，畫虎不成反類犬。懷著成為經典的創作之心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對創作不虔誠，靠人為操控經典化的過程，最終很難成為真正的經典。由此觀之，當前長篇書寫存在的種種局限與不足，或可歸結為作家們這種“經典沖動”在作祟。近年來關于當代文學史書寫的討論不絕于耳，很多觀點認為當代文學仍處于過渡時期，不宜下結論。文學史書寫尚且如此，構成文學史的重要元素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歷史地位也是如此，過早以經典自居并不符合“過渡”的特質。作家們抱著經典的心態和沖動進行長篇書寫本來可以激勵作家創作出更高質量的作品來，但是將這份沖動過分外化，甚至以此為創作的核心目標和終極追求，反而會束縛創作，無益于真正的經典誕生。

【作者系《當代文壇》雜志編輯，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