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里，陳忠實坦言，是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引發出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創作欲念。“當筆尖撞開徐家鏤刻著‘讀耕傳家’的青磚門樓下的兩扇黑漆木門的時候，我的心里瞬間發生了一陣驚悚的顫粟，那是一方幽深難透的宅第。也就在這一瞬，我的生活記憶的門板也同時打開。”而長篇小說創作的欲念，“竟然是在這種不經意的狀態下發生了”。《藍袍先生》里的徐慎行連同他的“耕讀傳家”，原本是作為負面形象被提出的。然而，師范學校的現代教育，再加之田芳的柔情與愛意，將他成功地從傳統的泥淖中拯救，引渡到新時代的彼岸。緊接著令人沒想到的是，他遭遇了更大的危機，“鳴放”中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頑固“右派”。

顯然，《藍袍先生》與陳忠實過往的作品有著明顯差異。小說的曖昧性在于，作者先是將立足于小農經濟的儒家倫理視為一種壓抑力量，讓穿上“藍袍”的徐慎行成為被父親禁錮的“沒有七情六欲的木偶”。而革命的顯著意義在于，讓他擺脫這種禁錮，脫去“藍袍”追求愛情，從封建桎梏下脫胎成一個活潑潑的新人。然而小說的邏輯在于，這種自由讓他忘記了過往持守的“慎獨”之理，從而招致災難，劫后余生之際，才重新明白“慎獨”的重要性。在此，就個人遭遇而言，現代的意義固然重大，但相對于傳統的精神壓抑，它所導向的災難后果往往也會令人不堪重負。這也是為什么徐慎行會在革命的恫嚇中重新發現傳統“顛撲不破的正確性”的重要原因。小說其實是要借此在現代激進主義之外，為傳統的合理性重新作出辯護。

《藍袍先生》中“慎獨”的“被壓抑者的復歸”，讓陳忠實頓覺“一個重大的命題由開始產生到日趨激烈日趨深入”，這便是“關于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思考”。這種“辯證法”的“歷險”昭示著，一切現代似乎都是毫無意義的“折騰”，只有“超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才是值得珍視的價值。然而在此之前，他原本是一位柳青文學的忠實崇拜者。到了80年代中期，這種崇拜所引發的“影響的焦慮”逐漸成為困擾作家的問題。再加之革命現實主義和典型人物創作的方法業已時過境遷，他必須徹底擺脫作為老師的柳青的陰影，以顯示出自我的獨特性，這在哈羅德?布魯姆所言及的“影響的焦慮”那里無疑至關重要。這里的徹底擺脫的實驗就是接下來要開始創作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在這個過程中，他所言及的“實驗”已經在《藍袍先生》中初露端倪，那就是“文化心理結構”的人物塑造方法。

“文化心理結構”并非什么高深理論，李澤厚在80年代初提出時，它的內涵其實與他早先提及的“民族性”“國民性”等概念有很大相似性，主要指的就是以民族性格為核心的歷史文化積淀之類的思想觀念。這一學說在當時影響甚大，也波及到了創作領域，對尋根文學的創作與傳播有著顯著影響。此時正為尋求藝術突破而“蓄意”閱讀的陳忠實顯然深受這一學說的啟發。他甚至直言，這個理論是對他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的突破，令他有一種“悟得天機茅塞頓開的竊喜”。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文化心理結構”與“塑造典型人物”之間的轉換過程，對于陳忠實來說，亦是一次艱難的精神“剝離”的過程。于他而言，“剝離”的實質意義在于更新思想，更確切地說，是由既有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塑造向最為時興的“文化心理結構”探尋的創作轉型，亦即從他所崇拜的柳青傳統“逃逸”出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因此對他來說，“剝離”大命題上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這意味著“剝刮腐肉的手術”，雖然痛苦艱難，卻是創造新文學的重要契機。

陳忠實一直試圖走出柳青的陰影，不過好在，經由“文化心理結構”這個絕妙的“中介”，他終于得償所愿。借由“文化”，他“告別革命”，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壯舉，這里最終完成的標志就是《白鹿原》的發表。在此，《白鹿原》所謂的“秘史”，其實不是“村莊史和地域史”，對于陳忠實來說，它意味著一個時代“人的脈象，以及他們的心理結構形態”，通過人物的“心理結構形態”及其“裂變”，他有機會重塑并“透視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多重架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無非是透視那個時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說《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時，從多重角度探索他們豐富的真實的心靈歷程。避免重蹈單一的‘剝削壓迫，反抗斗爭’的老路，而能進入文化心理結構的探尋，剝離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在此，人物心理結構中揮之不去的傳統因子，成為《白鹿原》牢牢鎖定的對象。當然，“還有比這些生活事象更復雜也更嚴峻的課題，譬如怎樣理解集體化30年的中國鄉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國之前的中國鄉村，涉及到思想、文化、革命、傳統與現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等。”這些“剝離”的題中之義，正是《白鹿原》延展開來的重要話題。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見出，現實的變化使得陳忠實敏感地意識到意識形態轉型的重要性。

通過“文化心理結構”，陳忠實在藝術形式層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更新”，與此同時，在這“剝離”的具體過程之中，藝術形式變遷與思想形式轉軌又是互為表里的。這在《白鹿原》的創作中體現得極為明顯。事實上，陳忠實所謂的“剝離”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心理結構”為中介，而在意識形態與歷史觀的表達上向80年代的流行思想靠攏。李楊的研究就曾提醒我們注意《白鹿原》與“1980年代主流文學”的內在聯系。在他看來，“傷痕——反思文學”開創的后革命時代的“去革命化”敘事，“尋根文學”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皈依、“新歷史小說”和“新寫實小說”對歷史的人性化與欲望化處理，以及“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手法，都在小說《白鹿原》中一一呈現。據此他認為這是“典型的‘1980年代的作品’”，而小說的突出特征也表現在對80年代“去革命化”這一“去政治的政治”的集中表達。確實，有關《白鹿原》對于經典革命敘事的重新講述的問題，一直都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事實上，也正是《白鹿原》，徹底改寫了20世紀50到7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所建構的階級對立，深刻體現出一種后革命時代的“去革命化敘事”特征。正基于此，當代文學史將《白鹿原》歸入“新歷史小說”之列，其重要依憑就在于小說作為民間“秘史”的敘事姿態。在此，“秘史”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于現代革命審慎的質疑態度，這也是作者早在《藍袍先生》就已經形成的歷史態度。

《白鹿原》中最富爭議的部分，無疑是所謂的“鏊子”說。“鏊子”原本是朱先生面對“農民運動”被殘酷鎮壓時的一個比喻，而后被用作歷史變遷與爭奪對于整個白鹿原的荒誕意義。在小說敘事者看來，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斗爭，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的“窩里咬”，無論是朱先生的“天作孽，尤可違；人作孽，不可活”的道德戒律，還是“折騰到何時為止”的死后箴言，它傳遞的歷史觀都在于以堅持循環論的“天道有常”的“超穩定結構”，來對抗一切以革命為中心的現代史觀。這種反思激進主義，反思現代中國歷史的態度，與《藍袍先生》對革命的反思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白鹿原》與“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截然對立起來，而毋寧將其視為“‘革命現實主義’延長線上所產生的杰作”。這是因為其現代性反思針對的是“極左政治”，而非一切政治。這在新時期以來濃厚的消解政治、拒斥政治的文學氛圍中，是難能可貴的。一個明證在于，《白鹿原》中寫的幾位革命者“竟然沒有一丁點缺點”，作家后來才意識到這一點，并將其歸結為他對“革命”的“切近感和親近感”，這恰恰從一個側面說明“革命”的正當性、崇高性早已內化在作家的意識之中。這也意味著陳忠實雖無法在柳青一代作家的意義上講述革命，但卻不得不時時處處以他們的創作為參照“重新講述”革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