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有關文學“經典化”的話題日漸升溫。不少人將此現象歸結為荷蘭學者佛克馬與蟻布思夫婦1993年在北京大學的講演之功，實不盡然。從輸入新知學理的角度來說，佛氏夫婦固然功不可沒；但從更多的文學事實來看，中國學界的“經典化”工作早已悄然啟動。上溯至1980年代中后期，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以及“重寫文學史”的浪潮中，論者所持的總體評價之眼光、所表達的重估名家名作之吁求，已經醞釀并預示了此后的經典話題熱。1994年，王一川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出版，試圖“以經典文本總結20世紀中國文學的業績”（參見該文庫的“前言”）；1996年，謝冕分別與錢理群和孟繁華聯手，主編出版了“百年中國文學經典”與“中國百年文學經典文庫”兩套書（佛氏夫婦的講稿《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遲至該年才翻譯出版）；此后，冠以“世紀”“經典”字眼的文學選本更是層出不窮。

以經典選本盤點百年文學之所以可行，首先可能是因為它承續了中國千百年來的“文選”傳統，切中了國人文化心理的某種“集體無意識”。就王一川的選編而言，雖說他為文學大師所排“座次”備受爭議，但少見有人反對排座次這一做法本身。其次，人們對當下文學的評說，總是要以“歷史化”了的文學為參照對象，而遴選和評說“經典”正是文學“歷史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最后，就我們通常的認識來說，不只是文學閱讀、文學傳播以文學經典為導向，文學研究、文學教育更是以文學經典為中心。在這個意義上，談論文學經典可以說是文學活動中的常態化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

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新世紀以來出現的新動向：“經典”和“經典化”時常被用于描述和評價“當代文學”。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當代”是指“當下這個時代”，“經典”的界說雖無法定于一尊，但從眾說紛紜中也可透視其穩固的特性。限于篇幅，這里僅舉兩例。據最新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經典”的義項之一，是泛指各類宣揚宗教教義的著作，這與我們討論的文學經典沒有直接關聯；其他義項則都是指向著作的特征，諸如“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具有典型性而影響較大”等等，似乎就是來源于對文學史上流傳久遠之作共性的提煉。時至今日，人們當然有可能以多種方式表述對文學經典的理解，但不管如何表述，恐怕都無法否認時間是檢驗經典品質的首要標準。比如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一文中所用定義竟多達十四個，而位居第一的定義是：“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顯而易見，這里的“經常”和“重讀”都強調了時間作為隱形參與者的在場。因此，若僅從字面意義來理解，用“經典”對“當代文學”作出評價、命名以至定位，可能給人以強烈的不協調乃至錯位感：如何能以由時間所檢驗和生成的經典，評說正在行進中的當代文學？

這就要說到“當代文學”的特殊性。饒有意味的是，盡管學界一度出現“新時期文學”“后新時期文學”等具有時間標記的命名，但這些“新”的稱謂都已被時間本身所磨蝕，許多人提起1949年以來的文學，還是習慣性地將其統稱為“當代文學”。或許正因如此，洪子誠非常謹慎地說過：“‘當代文學’的特征、性質，是在它的生成過程中被描述、構造的。”（參見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今天的我們倘若試圖描述“當代文學”的特征和性質，首先就無法回避其“生成過程”至今已有七十年的長度。這個時間段的兩端，即通常所說的“十七年文學”與“新世紀文學”，顯然有著不可等同的性質。后者屬于詞典意義上的“當代”，而前者已是“歷史”。即便“八十年代文學”，相比當下也已是“歷史”。其次，“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需要借助歷史維度來說明。兩者間不是簡單的承繼或背離關系，而是彼此闡發、相互生成的關系。尤其在中國當代作家獲得諾獎之后，“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更有必要在梳理歷史的基礎之上深化認識。構建所有這些“歷史”語境，都無法離開作為參照系的“經典”。最后，對“當代文學”成就的總體判斷，更需要以“現代文學”或“外國文學”的“經典”為參照系。時常耳聞目睹的說法是，現代文學三十年都有那么多經典，當代文學七十年為什么不能有經典？從這個角度來看，“經典”話題的發生、推展及熱議，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逐步歷史化的必然要求，更充分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日益增強的自我認同。

因此，對那些借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經典以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做法，我覺得能夠理解。但要說到作為動詞的“經典化”，我還略有疑慮。如果“經典化”的行動意向是在當代文學中確認以至樹立一批經典之作，那么它將面臨某些考驗。也許有人會引述韋勒克的話，以掩護自己的“經典化”行動：“如果過去許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們研究，那么與我們同時代的一流和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學院派人士不愿評估當代作家，通常是因為他們缺乏洞察力或膽怯的緣故。他們宣稱要等待‘時間的評判’，殊不知時間的評判不過也是其他批評家和讀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評判而已。”（《文學理論》，第38-39頁）但不可忽略的是，韋勒克還說過：“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時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亦即歷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文學理論》，第36頁）韋勒克的表述與其說是自相矛盾，不如說是強調了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工作的分工根本不同。作為文學批評家，論者大可發揮自己的洞察力，自信能對同時代的一流作家作品做出有效評判；而文學史的研究者和撰寫者，卻不可自信到能替后人立法的程度。文學批評家大可開列其“一個人的經典”書單，但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始終是描述和總結。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的表現，一定程度上正源于其角色立場不夠堅定。他自信滿滿地選定了26位經典作家，力陳他們的偉大之處在于“無法同化的原創性”（“序言與開篇”第2頁），并在書后為自己所劃分的四個時代開列了經典書目，但面對當下這個“混亂時代”，他終于不無“膽怯”地說道：“我對這部分目錄不如對前三部分那么有自信。對文化進行預言不是件容易的事，這里的所有作品不是都能成為經典之作。”（第457頁）

以我的淺見，在“當代文學”中開展“經典化”工作，宜先明確自己的工作性質是當下批評還是撰寫文學史。若是當下批評，或可相對隨意地引入經典作品為參照，但這與其說是為了給當下作品定性與定論，不如說是借經典的難度與高度來獲得更為貼切的理解與評判。撰寫文學史，則有必要充分意識到當代文學的時間跨度，對于切近的作家作品，不宜過早寫入文學史乃至為其謀得“經典”位置；對于相對“遙遠”的作家作品，則可逐步納入“歷史化”議程。歸根結底，我們當下之所以能夠以經典為中心來梳理和總結文學史，既不是因為我們一定比前人的理論見識更高明，也不是因為前人的作品水準一定比當下更高明，而是因為我們與前人拉開了一定的時間距離。時間同時為經典化工作提供了保障和壁障：它既然是我們能夠對前人之作評頭論足的根本保障，那么也就是我們無法為后人代勞或立法的厚實壁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小說講稿’的整合研究”（批準號19BZW119）之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