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要討論它，說明這個話題依然有意義。

文學經典的建構，自古就有。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建構路徑就是遴選。比如《昭明文選》《唐詩三百首》等等，就是以遴選的方式確立經典。這一方法同樣為當代學人所取，而爆發于 1997 年的關于經典的討論，就源于《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等新文學選本的出版。文學經典的建構，不僅中國有，西方也有。比如在中西方都頗負盛名的批評家哈羅德 ? 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其目的就是論述并尋找西方文學的經典。

要談論經典化，首先要思考什么是經典，經典的標準是什么。關于經典的認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義。但就一定意義上的文學共識來說，經典有其約定俗成的界定。在古代，經和典最早是分開的。《說文解字》認為 ：“經，織也。”《爾雅 ? 釋詁》解釋說 ：“典，常也。”等到經與典合用時，經典一詞已經蘊藏了我們今天所認同的典范意義。因此，經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典范性。它是有示范意義的，帶有權威性和普適性，并提供了文學的共識性標準。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中認為，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后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時留下的足跡。經典作品的意義應該像海浪一樣，潮來潮去，常讀常新。由此，經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影響力。這種影響是歷時性的，長久的，能夠不斷給人類的生活、生命、生存帶來新的焦慮和啟發。

當然，經典的標準還有很多，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經典化是一個文學實踐的過程。它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有的作品“化”成了經典，有的作品“化”出了爭議，甚至于有的作品也可能真的就“化”為烏有。這便是經典化的意義。關于經典化的路徑，其實前面已經無意中涉及了。比如遴選，以及批評家對于經典的尋找。以我個人的見解，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路徑主要有三種 ：一是學術實踐。這一實踐主要包含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三個面向。這是文學經典建構的主體實踐。這個過程當然不是線性的，而是曲線式的，甚至是一個反復的過程。比如“重寫文學史”運動的發起、“再解讀”思潮的興盛、“經典”大討論等等，都體現了文學經典化過程中一些共通的“焦慮”和“麻煩”。二是文學評獎。文學評獎尤其是國際性的文學大獎，對于文學經典的建構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國際上的諾貝爾文學獎自不必說，國內的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其他琳瑯滿目的各類文學獎，都是有意無意中提供了一種共同的說服力，即便這些大大小小的獎項無不包含著一定的政治和功利考量，也無損于它對于文學經典化的獨特貢獻。這是時代的選擇。比如莫言就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才真正成為一名世界性作家。三是讀者接受。作品，最終要面對的是讀者。偉大的作品，終會遇上理想讀者。因此，從接受的角度來說，一部偉大的作品，其堅實的藝術質地，只有在一代代讀者雙眼的過濾和手指的摩挲中，經受了時間的淘洗和思考的檢驗，才具備了“對于大眾生活的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才真的稱得上“經典”。

我剛才談的是文學的經典化，如果更具體一點，談到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除了上面的一些共性的問題，可能就這個龐大而特殊的文體本身，還有它自己的特異之處。下面就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理念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一是史詩性。長篇小說，顧名思義，首先要長。這個長既包括寫作體量，也包含時間力量。我說的是時間力量，而不是時間長度，就是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界定是否為長，而是以在這個時間段內的寫作容量來判斷它的“長”與“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短篇小說可以跨度幾十年，而一個長篇小說也可能就發生在幾天的時間，但這幾天時間包含的時間體積可以是無限長的，或者換一種說法，長篇小說展現的是主體世界的精神寬廣。我個人認為，長篇小說經典首先要具有史詩性。“史”，歷史，時間的噪音之下，一種力量的沉淀或精神的再現 ；詩，想象，歷史的長河中，一切的迷惘和反抗都被照亮，哈羅德 ? 布魯姆說，“渴望創造不衰的想象，也許就是偉大史詩的真正標志。”因此，經典長篇小說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夠體現出一種歷史性的以及對于歷史的想象和思考，它是一種對于“總體生活”的關照，是一種歷史視野、歷史觀念、歷史價值的再現和創造。

二是時代性。總體生活體現的就是時代性。一個人的寫作，總和時代相關，即便不和當下的時代相關，也總會和舊的時代或者新的時代相連。

普魯斯特寫《追憶似水年華》，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他的作品中并未有這一戰爭的影子，他寫的是十九世紀末的舊時代。然而，就這部作品對于個人心靈深度的開掘，卻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它通過“意識”感受“存在”，通過“心靈”折射“現實”。這樣的任務似乎其他文學門類也能完成，但遠沒有長篇小說帶給人的震撼和沖擊更強烈。陳忠實的《白鹿原》、余華的《活著》、王安憶的《長恨歌》等長篇小說的被推崇，都無不體現了這樣一種時代性。這種總體的時代性建立在一個個渺小而卑微的個體生命之上，附著著作家打量這些生命的深情目光和對這個時代的深切反思。因此，我所理解的時代性，就是要通過個人的思考，真誠、準確、深刻地去書寫人類在時代進程中的心靈嬗變與精神圖景，并以此展現作為人的主體存在的英雄精神和對抗力量。時代性，昭示的是人性的崇高力量。

三是民族性。小說要講故事，但講故事并不一定都成為小說。小說是通過講故事傳達一些東西。講故事是途徑，東西才是重點。這些東西到底是什么，可以有很多，趣味、思想、價值，甚至于百無聊賴和不知所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在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問題。即便是莫言獲得諾獎之后，這樣的焦慮和悲情都未被沖淡。作為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中國文學的本土化問題同樣被反復提及和討論。毫無疑問，中國當代文學包括當代長篇小說，普遍受惠于世界文學的影響和滋養，莫言、余華、王安憶等人都多次談到世界文學對他們創作的影響。但從世界性的寫作經驗來看，即便是福克納、托爾斯泰這樣的世界級作家，他們的創作都帶有深深的民族傳統烙印。我們現在提倡要講好中國故事、表現中國精神，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離不開對民族性的深切關照，更不能脫離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因此，文學經典不僅僅是世界性的，同時也一定是民族性的。

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對于這一體裁的史詩性、時代性、民族性的強調，并不是對于它的抒情性、個體性和世界性的忽略，而是為了論述的必要突出某一方面罷了。文學的魅力就在于其復雜性，這種復雜性的特質決定了文學經典化的難度。因此，討論這個話題有時候可能并不能減少這些難度，甚至于在這難度之上又增加了新的難度，但不可否認的是，經典化的過程以及對于這一過程的討論是始終存在且必要的。

【作者系江蘇省作家協會創研部青年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