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上，文學經典化的過程是選擇與被選擇的結果，文學經典的選擇源于各種權力機制間的相互作用，它出于各式因素的考量，是被塑造的結果。當我們以這樣的視角出發，回首新時期以來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的經典化歷程，會很明顯地發現：經過眾多推手的肯定和甄別后，在被普遍認定為“經典”的長篇小說里，有關歷史的敘述遠多于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但后者才是中國文學長久以來的真正主流。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當代中篇小說的黃金時代，那么在九十年代，“代替中篇小說在80年代的文學成就的標志性地位，長篇小說成為陳述這個時期文學成就和特征的主要引例對象。”（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頁）以憑借文學史敘述完成文學經典化的確認為例，諸如《白鹿原》（陳忠實）、《廢都》（賈平凹）、《心靈史》（張承志）、《長恨歌》（王安憶）、《豐乳肥臀》（莫言）、《許三觀賣血記》（余華）、《舊址》（李銳）、《塵埃落定》（阿來）、《九月寓言》（張煒）等作品，經由文學史的確認，成為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文學經典。在這些作品里，有關歷史敘事的比重遠大于對現實的描繪，歷史敘述的相對豐富和現實關注的相對缺失，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現象的背后是什么機制在發揮作用？又有哪些因素在推波助瀾？

長篇小說以鴻篇巨制的宏大篇幅，滿足了中國文學長久以來對于史詩性的想象與追求。長期處于前現代社會的現代中國，對于現代性的渴望異常迫切。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里尤為明顯。不論是“五四”新文學之初“為人生”的文學，在表達古老中國人對于現代生活的現代感受，開始了中國人對于現代人生的最早思考；還是“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的推進，成為文學社會化的最早嘗試；或是國破家亡的危急時刻，以諷刺批判之筆建構關于家國敘事的自省機制。

同樣，在中國當代文學里，不論是“革命現實主義”還是“革命浪漫主義”，都是為確證國家敘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做出的有力嘗試。盡管文學的表現形態不同，但是對于現代性的家國建構和內在發展邏輯卻是近似的，而這也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主要思路。無疑，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歷史寫作，滿足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敘事的想象，也符合文學現代性發展的需要。這種歷史書寫的不斷深入與深化，最鮮明的體現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度盛行的“新寫實小說”熱潮。面對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過程里，現實書寫的相對匱乏，我們不禁有所疑問：長篇小說能否進行現實書寫？能否反映我們所經歷、共在的時代？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里，無論是“十七年文學”還是“文革”文學，文學更多是以政治副產品的面貌出現，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注釋，來反映新時代的發展與變遷，通過對現實政策進行文學化的再書寫，用以證明社會主義改造、建設的合理性、合法性，像《創業史》《山鄉巨變》《三里灣》《艷陽天》《金光大道》等，都是出于這種思路的產物。盡管這曾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敘事方式，但在現實書寫的力度與強度上，卻表現得相當孱弱，到后來即使是這種現實書寫也逐漸式微。盡管在新時期之初，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再次重啟，文學領域再次浮現了一批現實主義力作，其中不乏長篇小說，像《沉重的翅膀》（張潔）、《浮躁》（賈平凹）、《芙蓉鎮》（古華）等，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現了所處時代的現實變遷和改革時代里的世態人心。隨著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政治意識形態束縛有了相對的放松，甚至一度和作家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相互妥協、合謀。在這個過程中，作家的主體性得到不斷恢復，文學“向內轉”更是勢在必行，文學“本體論”得到相當程度的強調。然而“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所盛行的，反映廣闊時代的宏大現實主義已然銳減，這種情形直到90年代中后期“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出現才有所緩解。

盡管這期間也不乏現實書寫，但和以往卻是已然不同，出現“新寫實小說”的潮流。而“新寫實小說”之“新”就在于將關注的視野，投向小人物、普通人的日常凡俗生活，不加修飾地呈現現實人生的本來相貌。但這種對于現實生活近乎原生態的呈現，卻缺少了對于現實問題的批判向度,是對現實問題的另一種回避，是“匍匐在地的現實主義”。作家們“借用現實主義的同時似乎在逃避現實。這類風格的寫作不是雄起，而是雌伏。”（【英】詹姆斯?伍德：《不負責任的自我：論笑與小說》，李小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頁）到了九十年代，隨著私人敘事的盛行，個人化的書寫策略更是深入人心，從新世紀之初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現實題材寫作。所謂“現實的缺失”不單是文學創作“量”的減少，更多則是指向“質”的不足與薄弱，是現實書寫筆力的單薄與偏差，中國當代作家缺少直面當下現實問題的能力和勇氣。當現實書寫只局限于個人雞毛蒜皮的生活瑣屑，和個人小情小緒的無限泛濫，是永遠見不到堅定內核的虛無式個人體驗，“純文學正日益走向‘小事化'的極端日常敘事”（房偉：《在歷史化中重尋批評的現實品格——由“新傷痕文學”想到的》，《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顯然中國當代作家對于“現實”和“現代化”存在雙重誤解，他們誤把狹小細微的個人化書寫等同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生存狀態，由此產生“與西方作家處于相同文化語境的‘現代幻覺'，忽視了當下中國的獨特文化與生存狀態，也忽視了后發現代中國獨特的情感訴求與生命狀態。”（房偉：《在歷史化中重尋批評的現實品格——由“新傷痕文學”想到的》，《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這種精致細小的現實書寫，更是時代社會變革的產物。隨著九十年代以來，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化，現代化進程日益完備，但也難以再如改革開放之初，個體自我得以親身置于整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里，親歷社會時代的巨大變遷，和民族國家的現代性發展一道，實現關于個體自我的價值確認。然而，在政治、經濟制度相對完備的今天，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已然定型，微小的個體自我難以真正實現個體空間的開拓，只能在現有的社會秩序內進行自我完型，局限于個體自我的一方小小天地，現實敘事呈現出精微細小的個人化傾向也就不足為奇了。于是，現實書寫成為一種魔咒，當代作家無法擺脫，亦無法忽視。如何處理文學書寫與當下現實的關系，成為當代作家無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問題。

當我們指出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經典化過程里所存在的歷史書寫豐厚、現實書寫相對缺失不足的問題，這是不是要求我們將“歷史”與“現實”割裂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無論是只關注“歷史”，還是只注重“現實”，都是有所偏頗的。在某程度上“歷史”與“現實”是同構的，今日的歷史曾是過往的現實，我們期待作家們在歷史敘事與現實書寫間找到平衡，實現“歷史”與“現實”的良性互動，既不辜負深厚的歷史記憶，也無羞于當今時代的巨大變遷所帶來的現實書寫的種種可能，敢于直面當下現實的種種問題，既能保持對現實問題的敏銳判斷，又能有所超越。創造出無愧于歷史與當今時代的文學經典，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提供堅實的文本支持。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