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創作，雖有幾起幾落和階段性的演變，知識分子形象塑造也屢有變動，但制約其發展的核心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知識分子與現實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的處理，涉及到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塑造、題材的拓展和主題的開掘等方面。圍繞知識分子與現實的關系層面展開考察，可以清晰地呈現70年來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創作發展的大致軌跡及其癥候。

“代言”與“立言”

20世紀50-70年代間，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伴隨著“代言”與“立言”的問題演變，而知識分子的啟蒙角色身份認同、自我認知與自我表達，與人物背后的知識譜系的崇高性及其抽象性質的確定密切相關。

關于知識分子，薩義德有一個經典的定義。在薩義德看來，盡管“知識分子的風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細枝末節中，而淪為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或人物”，但他仍然堅持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薩義德的話，最為典型地表明了知識分子所具有的“代言”情結，即“向”和“為”的關系問題。知識階層的這種“向”和“為”的熱情，在中國古代也有相關表達。其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情結同樣影響著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的主人公們。

“代言”的熱情，反映在小說中是啟蒙者角色和“大我”意識的形塑。這在魯迅等人的小說中有最為明顯的表現。但這一知識分子所自造的啟蒙者角色，在1949年后遭到質疑。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背景下，知識分子從啟蒙者轉向被啟蒙者，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隨之發生了逆轉。曾有過這樣一種形象的表述：“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種語境下，困擾著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問題，就轉變為“立言”，即知識分子首先面對的是如何表達自身和能不能表達自身的問題，而不是“代言”的問題。他們只有解決了“我是誰”的問題，才能回答如何或能不能“代言”等相關問題。楊絳的《洗澡》對這一社會進程有鮮明生動的表現。

關于“代言”和“立言”的關系問題，落實到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就是如何處理知識分子主人公和“他者”的關系。上世紀50-7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知識分子雖然是小說的主人公，但對其形象的塑造卻必須做到“自我他者化”。即是說，知識分子的身邊必須有一個代表某種意志的引導者角色，否則知識分子的成長或發揮作用就變得可疑了。這一經典癥候的文本是50年代初的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這一小說創造了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新模式，即知識分子和“他者”（在小說中是作為農民的妻子）互相學習的模式，而此前一般都是知識分子啟蒙他人。但這一模式在當時被認為有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精神，因而遭到批判。同時，知識分子形象塑造中還涉及“大我”和“小我”的關系問題。一般傾向于認為“代言”總是與“大我”相對應，“立言”必然指向“小我”。這其實是一種誤解。當時知識分子形象塑造雖然遭遇到“代言”的危機，但仍以“大我”作為塑造的目標。即是說，“立言”的現實選擇使得知識分子形象塑造必須以對個人性或“小我”的克服為前提。“小我”的表現和被克服，往往被限定在知識分子個人成長的一定階段或某些時候。任何個人性的過多流露或表征過少，都會被認為不合時宜。對兩者間的度的把握，使得50-70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塑造如履薄冰，稍有偏離便會遭致批判。這樣的例子有白刃的《戰斗到明天》、楊沫的《青春之歌》和宗璞的《紅豆》等。彼時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豐富性，某種程度上也正體現在對這種“度”的把握和表現上。

“代言”議題重新提上日程，是在70年代末。其首倡者是劉心武的《班主任》。在這一小說中，班主任張俊石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言人的地位，是以謝惠敏和宋寶琦兩個問題少年，即“他者”為前提的。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地位的確立，通過啟蒙這兩個問題少年而得以建立。這一小說之所以重要，某種程度上還在于知識的合法性被重構。小說中，知識分子的代言人身份，是與知識的合法性獲得密不可分的。這一傾向構成了8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認識論基礎”，即知識分子“代言”地位的獲得和啟蒙角色的構建基于其背后知識形象的矗立，及其抽象性質的確定。小說中知識的功能只在于表明知識擁有者的象征身份的獲得和理想主義特質的體現，至于其具體面目則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對于當時的讀者而言，感興趣的并不是其中高深的數學知識，而是知識本身的崇高性：是知識的崇高性賦予陳景潤格外的魅力。但這也預示了知識分子形象的某種演變，即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是與知識的崇高性聯系一起，一旦崇高理想貶值或宏大敘事坍塌，知識分子就會變得無所適從、茫然四顧。比如王剛的《月亮背面》、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以及池莉的《你以為你是誰》。“代言”的熱情之下，知識分子主人公很少關心其作為知識分子的個人身份及其限度。8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形象，真正直面自己和反思自身的并不多見（相比之下，散文在這方面倒是頗有建樹）。這也使得“立言”問題一直懸而未決，限制了知識分子形象塑造的進一步展開；他們未及充分展開“立言”的建設，一旦遭遇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淪為市場的奴隸和附庸就是勢所必然。

“干預現實”與“深入現實”

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大都采取遠距離俯視態度，表現出“干預現實”的寫作傾向。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著作相比，部分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更多呈現出介入或批判現實的勇氣，而深入現實的熱情則明顯不足，閻真的《滄浪之水》在“深入現實”的實踐方面具有典型意義。

對于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寫作而言，“代言”情結下，另一個問題常常被忽視，那就是現實表象的問題。可以說，“代言”的實現或挫敗，使得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在處理同現實的關系時，大都采取遠距離的俯視旁觀或者自我放逐態度。俯視的態度最鮮明地體現在所謂“干預現實”的寫作上。王蒙創作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之所以被不斷提及，某種程度上正源于其表現出知識分子批判現實和介入現實的勇氣，這種勇氣不斷激勵著作家，激勵他們寫出敢于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一傳統在80年代被格外高揚，至今不曾斷絕。在這當中，批判現實往往又是同反思歷史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是通過反思歷史以進入到對現實的批判中去的。在這方面，張煒的小說最具代表性。他的小說始終都有一個歷史反思和現實批判的對照結構，這樣一種結構決定了他的知識分子主人公們深入現實的程度，他們對歷史的介入很深，對現實則采取一種冷靜觀望姿態，他的知識分子主人公們總是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現實的邊緣。

“干預現實”的寫作之核心問題是審視現實的角度問題，即從哪里獲得俯視或批判現實的勇氣和力量。張賢亮的部分小說提供了一種思路，比如《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其知識分子主人公們通過對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如《資本論》的深入研讀，獲得現實思考的勇氣和能量，但這種思路并沒有很好地延續下去。更多的作家，比如劉心武、從維熙、張煒等人，只是建立起了知識的崇高形象。這一崇高形象的特征表現在對知識的掌握和通過知識所建立起來的篤定與自信上，而至于這一知識的具體形態，則是他們所不關心的。這種知識的“崇高”性，雖然使得他們的主人公們獲得批判現實的勇氣，但同時也使得他們同現實格格不入：現實在這些小說中，某種程度上是以隱喻或預設的形態存在著的。這些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們更多的是介入現實或批判現實的勇氣，而深入現實的熱情則明顯不足。真正具有研究現實的熱情的，是那些社會學著作。發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熱向社會學熱的轉移某種程度上正說明了這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及熱銷。

事實上，知識分子僅有“干預現實”的勇氣和熱情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和闡釋現實，只有這樣，其“干預現實”才具有現實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在這方面，閻真的《滄浪之水》可謂具有癥候性。小說的主人公池大為以俯視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周遭世界。這種批判的激情來源于其背后強大的由眾多先賢所代表的古代知識分子精神傳統。這種批判的精神阻礙了他對現實的觀察和冷靜的思考，他很快就被現實生活所代表的慣性和惰性擊敗，潰不成軍。但這并沒有引起他對自己的反思和對現實的重新打量，而是斷然否定了自己。此后他雖很快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其實是被現實完全淹沒并被改寫。小說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在面對現實的強大時，僅僅有批判的激情是遠遠不夠的。知識分子需要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只有這樣才不會在與現實接觸時迷失自己。而要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僅僅依靠知識分子傳統是不夠的，還需要研究現實和闡釋現實，而不是高高在上，就像劉心武的《飄窗》所顯示的那樣。小說的主人公以“飄窗”的角度觀察審視現實，其結果只能是被現實所吞沒。第二，要保持同現實的合理距離，既不能過遠，也不能過近。這就需要知識分子對現實持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不能先入為主，也不能完全認同。

《滄浪之水》中池大為人生經歷的戲劇性反差，象征了知識分子形象塑造中的兩級現象：要么表現出一種高高在上的理想姿態，要么是同現實毫無距離，兩者之間缺少有效的過渡。這樣一種兩級現象的出現，可以放在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及市場化進程的背景下加以“互文性”地把握。即是說，理想主義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危機，恰逢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兩者之間的轉換其實是很自然地發生著。這在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中有最集中的體現。理想的虛妄和現實的窘迫，使得以小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主人公們迅速淪為現實的奴隸。池莉的小說則把這一轉換的背景略去，直接凸顯現實困境中知識分子的窘態和猥瑣。與這樣一種傾向相類似的，是90年代欲望化寫作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韓東的小說，如《中國情人》《我的柏拉圖》《我和你》《美元硬過人民幣》是其中的代表，他的知識分子們被欲望裹挾和推動，渾渾噩噩而茫然無措。

主體性重建的可能與限制

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和題材拓展的內源性動因在于知識分子的主體性重建，傳統文化的重建則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同時，知識分子主體性的重建也受制于知識的現代生產與現代性進程本身。

在這種傾向下，“重建知識分子自身的主體性”作為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重要命題被提出。當作家們回過勁來重新思考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時，他們更多想到的是知識分子反思批判精神的重建問題。他們通過反思歷史和對話，著手展開知識分子形象的重塑。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以及張煒的《你在高原》系列，在“代言”的情結之下，知識分子形象的主體性始終處于一種內在的不穩定狀態：知識分子主人公缺少面對真實自己或反思自身的魄力和勇氣。全球化時代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機和焦慮感使得知識分子主人公們處于一種永遠的“尋根”（找尋）狀態，比如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王宏圖的《迷陽》，以及李陀的《無名指》。對這些小說來說，知識分子主體性的重構（或建構）始終處于坍塌的危險之中，重構與坍塌的張力構成這些小說無法擺脫的隱形結構。

這一邏輯下，傳統作為知識分子主體重建的資源這一命題被提出就顯得格外意味深長。陳忠實、劉醒龍和李洱是這方面的代表。《白鹿原》中朱先生形象的塑造，與作者對傳統儒家精神的現代轉換這一問題的思考息息相關；但因受制于小說中解構思想的影響，這一思考最終未能完全展開。劉醒龍的小說多以知識分子作為表現對象，在經過一系列的思考和努力后，劉醒龍在《蟠虺》中，嘗試把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放在傳統文化重建的角度展開，即是說，傳統文化的重建被賦予了知識分子主體性重建的象征意義，這也使得小說別具隱喻色彩。李洱的《應物兄》則提出了傳統同現實的另一重關系，即儒家傳統在資本邏輯的運作法則之下有無再生的可能。沿著這一思路，他嘗試從現實的角度重新解釋傳統，其策略是從“應物”說的角度解釋儒家傳統，把它視為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精神形態，因而可以為變動的現實所用，但他最終痛苦地發現，產生于封建時代的儒家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法則之間有著無法彌合的內在鴻溝。小說中主人公應物兄的意外死亡正表明了李洱的這一無奈而清醒的認識。

安東尼·吉登斯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通過對晚期現代性的診斷，指出其重要特征體現在以“專家體系”為重要表征的“抽象體系”上。即是說，現代社會中隨著知識的分化和分工而來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依靠于各個領域的“專家”，而不是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然而反諷的是，“專家”之間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是矛盾重重、爭議不斷，知識權威已經不復存在，更不用說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消亡了。這其實是告訴我們，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而言，知識分子自身所面對的問題才真正是束縛知識分子形象塑造和題材拓展的核心命題。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某種程度上是受制于知識的現代生產本身并被其所內在地決定和限制的。在這方面，曉風的小說《回歸》極具癥候性。他以知識分子群體深陷知識分工和專業化的困境告訴我們，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而言，構成其批判現實或闡釋現實的最大挑戰的，是現實的豐富龐雜與知識分子專業分工的局限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不能解決，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及其同現實之間的關系，就無法很好地把握。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知識分子對自身的主體性和知識的限度展開反思，然后才是現實表現的問題。他們要有一種限度意識。沒有限度意識，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把握現實或反映現實，更不用說塑造好知識分子形象。在這方面，李洱的《應物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小說中，應物兄對自己始終心存懷疑且信心不足。他一方面積極主動地擁抱現實，一方面卻又對自己、他人和社會投之以清醒的審視和嘲諷；他試圖說服自己，同時又不斷地加以否定；如此種種，使得小說別具張力而意蘊豐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