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軒，山西文學院一級作家。歷任山大中文系教師，《五臺山》文學雜志編輯，《山西文學》月刊社編輯、主編，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西作協文學評論專業委員會主任。有多篇作品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每每出行，總會在隨身的箱包里塞本書。不論旅途遠近，不管時間長短，習慣成為自然。帶什么呢？帶《讀書》雜志。一二本、三四本正在閱讀或未及閱讀的新刊。書體輕薄、文章好讀，足可打發旅途的業余時光。理論書籍太正經、太沉重，那是需要正襟危坐研習的；文學作品太瑣細、太用情，自然需要心平氣靜去賞析。這兩種書都不是旅途閱讀的最佳選擇。唯有《讀書》，欄目繁多，其中總會有你喜歡的一類文章；文章精短，讀來意味無窮。特別是它鮮活、新銳的思想，突然間就撞擊出了你的思想火花。自然，《讀書》上的文章，你不必都喜歡、都去讀。其中確有一些太專業、太繁瑣的文章。但每期總會有幾篇有分量、有思想、有文采的佳作，保證了它的質量。學術性、思想性、可讀性，三者水乳交融。這正是我喜歡它、帶著它的理由。有一次，與一位朋友去外地開研討會，晚上洗漱停當，鉆進被窩，各自從提包里摸出一本書來，想不到都是近期的《讀書》。朋友說：他每次出差，都帶本《讀書》，晚上翻閱一二篇文章，正好睡覺。

《讀書》創刊40年，我追隨、閱讀《讀書》40年。1979年春天，我已大學畢業留校當教師，一位老先生興奮地告訴我：三聯書店創辦了一份新雜志，叫《讀書》，是專門辦給知識分子的。建議我買一本。我當即在學校新開的書報亭買了一本。當時大家還沒有訂閱報刊的習慣，報刊統一送到系里，拿取也不方便。但學校書報亭、街上郵局報刊部，出售各種報刊。每期《讀書》《文學評論》《人民文學》等，我都會從書報亭或郵局去購買。新刊《讀書》，普通的32開本，裝幀樸素、簡潔，定價只有0.37元。現在我真不知該怎樣描述當時的感受和心理，只覺得是在春光融融的季節又遇到了一片風景奇異的綠洲。它敏銳的社會問題，新穎的思想觀念，常常讓你激情澎湃，迫使你急切地去買它評介的那些新書。上世紀80年代初，我調回老家所在的地區文聯工作，開始正式訂閱《讀書》雜志。那時改革開放大潮如火如荼，新時期文學潮流一波連著一波，《讀書》雜志緊扣時代主題，積極引進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想，真正打開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胸懷和眼界。到80年代末，我重返省城，調到省作協《山西文學》月刊社做編輯。作協院里的作家、編輯，幾乎人手一份《讀書》雜志。我自然續訂《讀書》，跟大家在一塊聊天，常常談論的也是上面的某篇文章，推介的某本新書。盡管90年代后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讀書》雜志也不再那樣熱鬧，但它依然在跟蹤、探索社會的發展，好文章仍舊不少。有些同事不再訂閱了，但我卻沒有中斷，一直延續至今。這么多年來，購買的、贈送的書籍越來越多，自訂的、贈閱的刊物也與年俱增。無奈只能采取“吐故納新”的辦法。就說訂閱的雜志吧，《文學評論》從1978年復刊起，就開始訂閱。最初的定價也是0.37元，但后來版本大了，頁碼多了，到2010年漲到20元的時候，我忍痛割愛了，現在則漲到了36元，幾乎是原來的100倍。《讀書》雜志40年來也在不斷地、小心翼翼地漲價，現在版本的長寬大了約5毫米，頁碼從最初的160頁、增加到176頁，定價是12元，是原價的32倍多。應該說這是一個“良心價”。其實讀書人買書是不太計較價格的，只要書好再貴也會掏腰包。

發表文章的兩期刊物：2000年第1期、2010年第11期

《讀書》到底有什么樣的“奧秘”，能吸引無數讀者的心魂呢？其實就是學術的魅力、思想的魅力。它的辦刊宗旨很明確，是一份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歷史、文學，以及建筑、美術、音樂、影視等；凡是書以及相關的人、事、現象等，它都感興趣。牽扯的領域如此寬泛，出版的書籍浩如煙海，但《讀書》的主題或者說主調卻是一貫的、突出的，那就是“凝聚對當代生活的人文關懷”，“展示讀書人的思想和智慧”。它緊緊扣住中國社會發展的脈動，以書為切入點，展開對當下思想文化的探索和評論。譬如在剛剛解凍的上世紀70年代末期，就在創刊號上以首篇位置推出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號召人們解放思想、自由讀書、探索真理?！笆怪袊x書界大受震動”。譬如80年代，對經濟改革特別是“三農”問題的討論，發表了陸學藝、吳敬璉、溫鐵軍等多篇重要文章。這些文章不僅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探索和實踐，同時促進了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譬如90年代對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力倡，雜志用半年的時間，推出人文學者陳思和、王曉明、朱學勤、張汝倫等的對話錄，猶如一枚枚重磅炸彈，引發了《文匯報》《作家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的連鎖反應，成為90年代文化領域的一個重要事件。使全社會意識到，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文精神“失落”的嚴峻，重建人文精神的迫切。人文精神討論中那些精彩文章，至今人們都記憶猶新。《讀書》的文章，大都出自精英知識分子之手，它們是獨立自主的，不會曲學阿世，它們是理性智慧的，具有真正的學術品格。這正是《讀書》40年來經久不衰、魅力長存的重要原因。除了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文章，我還喜歡《讀書》中關于歷史、文學、音樂等方面的文章。譬如李零有關歷史文化的論述，言簡意賅、痛快淋漓，沒有酸腐的學究氣；譬如袁可嘉關于西方現代文學的普及文章，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讀來并無隔膜；譬如王蒙關于當代文學的評論，嬉笑怒罵、充滿智慧，常常給人醍醐灌頂的感覺；譬如辛豐年談西方古典音樂的篇章，人生與音樂融為一體，讓人浮想聯翩；譬如李慶西說《水滸傳》的系列文章，文史比照、探賾索隱，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誠然，如很多讀者所說，《讀書》后來不好看了，走向“專業”、“西化”，少了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少了對歷史脈動的把握。事實上，今天的社會已然更復雜多變了，更難以言說了。讓一份雜志去肩負沉重的歷史使命，也有點勉為其難。但不管怎么說，“現實關懷”、“人文思想”，作為《讀書》的一個優秀傳統，依然應當努力秉承和發揚。

正如人們說的：三聯書店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竊以為還可添加一句：“《讀書》是知識分子的心靈綠洲”。一份優秀的人文刊物，總有一種獨特的品格和風格?！蹲x書》40年來一以貫之，素面朝天，幾乎是一副面孔、一種品質。盡管在思想內容、書籍形式上是不斷微調、與世推移的。它是那樣樸素、淡雅、寧靜、蘊藉。既不守舊、也不趨新。舊中有新、新中有舊。新舊融合、淡定從容。特別是文章的文體，把高深的專業和學術，變成了樸實好讀的隨筆甚至散文，讓眾多的大中小知識分子樂于接受。可以說形成了獨特的“讀書體”。讀著這樣的雜志，讓人感到可親、踏實、心靜。老一代主編沈昌文，曾經明確提出：“我們提供的東西就要遵循‘厚積薄發、行而有文’的原則”，甚至要求“不文不發”。為此“退掉過很多著名學者的稿子，他們的觀點很可以，但是文筆實在不行”。幾代主編、編輯，都恪守著這樣的準則，唯文為上、不循私情，硬是把一份雜志辦出了自己的品格和個性。其實，《讀書》涉獵的領域那樣寬，有很多極專業。而作者群又是各個學科的頂尖專家、學者，要讓他們都寫出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文章，何其困難。真有點打著鴨子上架的味道。但《讀書》做到了，絕大部分文章都達到了化繁為簡、質樸生動、文質相映的境界，有些文章則完全可以當隨筆散文去品讀?！蹲x書》的幾任主編，都認同一個不成文的辦刊“理想”：“它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閑刊物，應當可供他們‘臥讀’。譬如錢鍾書、金克木、張中行、陳平原等的文章，既有深厚的功底、嚴謹的學理，又有濃郁的情懷、精湛的文筆，堪稱學術隨筆、學術美文。從這個角度講，《讀書》不僅團結、造就了一批批文章大家，也影響、培育了一批批精華讀者。

在當今林林總總的文化刊物中，《讀書》不是那種貌似“高大上”的刊物，但卻是獨樹一幟的。開本是那種傳統的書籍模樣，紙張也是普通的凸版紙。版式則有點民國刊物的韻味。特別是封二的漫畫，開始是丁聰配畫、陳四益配文；后來是康笑宇配畫、王蒙配文。集夸張、諷刺和社會、人生與哲理思索于方寸之間，讓人忍俊不禁又深思不已。還有封三、封四和插頁的書籍廣告，均是著名出版社的精品圖書，加上文章中推介評論的圖書，大致囊括了當下社科人文圖書中的優秀讀物，可以放心購買。許多年來，《讀書》始終是我購書的重要“向導”。

一份文化刊物對讀者的影響是長久的、深遠的。《讀書》的文章，我并不是每篇都看、都喜歡。我是搞當代文學研究與評論的，我有自己的專業、自己的愛好。文化、歷史、哲學、文學，是我感興趣的領域，每期總是在這些欄目中，挑著看。有時看三五篇、有時看七八篇。《讀書》可以當閑書看，可以跳著看，晚上睡覺前，外出旅途中，是最恰當的閱讀時機。《讀書》雖好，但它不能作為寫論文的參考文獻，因為其中蘊含著作者較多的主觀性、隨意性。也不能當成文學作品去欣賞，因為它的重心是知識、是思想。當作閑書看是最恰當的。但閑書對讀者的影響、誘惑卻是無窮的。文章中的那些靈感、思維、觀念、詩情、意境等，深深沉入了你的靈魂中，化入了你的血液里。我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一些學富五車、境界高遠的專家、學者，我很難達到他們的高度，但又禁不住技癢，幾次想給《讀書》投稿。幾十年來，我投過三四篇稿子，想不到竟有二篇發表。一篇是2000年第1期的《且說國家級論文》，是從我的一位大學老師戴屏吉評職稱的遭遇說起，評說了高校職稱評定的僵化與不合理。另一篇是2010年第11期的《“空白”時期的藝術奇葩》，發掘和重評了河南作家顏慧云“文革”時期發表的一篇優秀短篇小說《牧笛》。我與《讀書》的編輯素昧平生，我是以自然投稿的方式發給他們的，編輯及時發來了用稿通知，精心編發了稿子。我很感激他們。給《讀書》投稿，使我明白了學術、評論文章，同樣可以寫得有血有肉、文質交融，避免了滑向刻板的學院派路徑。

前些年，我的故鄉原平市新圖書館落成，號召在外工作的文化人給家鄉捐書。我收拾了一大紙箱不再用、不再讀的書籍?！蹲x書》30多年的舊刊，占據了我整整多半個書柜，我心一橫又裝了一大紙箱，一并捐了出去。我想，這一本本《讀書》我大概再不會去讀了，它的思想、精神已積淀在我的生命里。其中的那些著名專家、學者，我已買到他們的集子，可以隨時閱讀。就讓這方“心靈綠洲”，移步基層，去庇護、陶冶更多的讀書人吧……

（原載于《都市》2019年第10期，題為《我讀<讀書>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