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評論家，文學編輯……雖然身份不同，專注領域也不盡相同，但不少參加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代表紛紛表示“既要珍惜民族身份，又要勇于突破僵化界限”。因此，“個性”“共性”“共情”等闡釋這一觀點的詞匯頻頻出現在分組現場交流發言中。

浙江作協黨組副書記曹啟文是漢族，他談到所在的浙江雖然不是少數民族人口大省，但少數民族作家們牢牢把握堅守民族文學生命線的信念卻格外堅定：他們珍惜身份，灌注情感，同時把民族個性和精神融入到時代發展洪流中，勇于突破固有壁壘，以富有時代感、榮譽感、使命感的創作聯結起人類共同的情感世界。

回族作家仝志男曾經在文字創作上非常堅持民族個性，會議后他開始反思創作理念的合理性，感悟出其實自己可以有更大的空間書寫——“不糾結和局限于民族身份，作為人類一員而寫作，作為一個寫作者而寫作”，無論生命血緣或文學創作，少數民作家格外珍惜民族身份，但也同瑤族作家鐘二毛所說的一樣，并不希望這成為思想桎梏和寫作包袱，“作品能走多遠、能否走進讀者心里與作家身份和作品題材并不存在必然聯系，也不形成對等關系。”

對此，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提醒作家們要避免淺表化和標簽化的民族寫作，可以嘗試從具體事物入手——比如很多居住在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的少數民族，主食大多是土豆、玉米等外來食物，因為本土食物無法滿足人口的增長。但是這種外來食物曾引起了歐洲人口爆發增長，在中國卻沒有。阿來覺得這些具體文化和歷史細節，都為作家們提供了進一步探究的寫作路徑，而不囿于對民族文化特色的固化認知中。

身為蒙古族的烏蘭其木格是北方民族大學教師，從事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她注意到在少數民族文學中批評是薄弱環節，這與少數民族文學中存在的脫離社會現實精神的某種風情化寫作有關。現場交流時，她談到少數民族寫作應當加大對民族歷史、文化和傳統神話等精神遺留的運用，可以適當從知識層面的審美重回少數民族天、地、人、神、鬼雜合的文化傳統。來自阿壩州汶川的羌族作家楊國慶正是在創作中思考如何與過去的文化發生聯系，汶川地震發生后，他一直關注文學該如何表達這一事件。從長詩《汶川羌》到《汶川年代》，從呈現環境到深入對歷史文化的總體思考和探索，探索他所生活的岷山——古代以它為原型虛擬出昆侖山并衍生出了昆侖文化，除此之外還有燦爛的三星堆文明。

同時，不少與會者力求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理論隊伍建設。納張元直言，沒有少數民族評論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評析與推介，少數民族作家很難有動力和熱情進行本民族文學創作。

“過去的沒有過去，未來的已經來臨”。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在發言中用一句話概括了少數民族文學當下面臨的發展境遇：文化融合。來自全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貴州三都縣的水族作家潘國會是第一次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這也是水族作家的第一次參會。水族雖然偏居貴州一隅，但有著光輝燦爛的民族傳統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和語言，并形成了豐富的口頭文學。但潘國會也坦露，水族歷史與故事都靠口口相傳，這也是導致水族地區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上世紀80年代，水族開始接觸漢文化并引入漢字作為文字記載方式以來，大大加快了與外界的交流及進步。“現代化的世界已經由不得你決定要不要開放，這世界已經向你走來。”正如四川阿壩州羌族作家谷運龍的切身感受——變化無處不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秘書長尹漢胤才會提出“少數民族文學并非局限在作家身份上，文學作品也并非只有展現少數民族風情，對民族本質性的認識才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根”等思考。

不少少數民族作家已在文學創作中嘗試觸碰新領域——曾經的海外打工經歷，給滿族青年作家周子湘帶來獨特的觀察視野和思考：當下高速發展的時代，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已經跨越民族傳統，不再囿于既定的歷史文化風俗，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在改變。在云南瀘沽湖，周子湘接觸到被譽為“東方女兒國”的摩梭人，交流中她發現，世代傳承的走婚習俗在青年人中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更喜歡兩人組建的穩定家庭生活。當下少數民族青年隨著社會文明進程，逐步形成突破民族傳統的價值觀，也在日益多元的時代生活下建立著自己認識世界的方式。這啟發了周子湘的創作靈感，她打算以此寫一篇小說：“我們可以寫寫這個時代中少數民族的新樣態、新活力。以作品說話，要說的就是文學性、民族性、時代性。”

回憶起青蔥歲月里參會的情景，63歲回族作家王延輝眼中閃現著喜悅的光，“當時剛剛進入文學殿堂，作為散雜居回族的一員，我對回族文學題材非常感興趣……”王延輝是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得主，創作經歷豐富，稱得上是少數民族作家中的中堅力量。“過去講少數民族作家是本民族代言人的說法比較多，而現在，我們講融入比較多”，從親身經歷出發觀照民族文學的變化，他坦言，隨著寫作越來越成熟，自己反而“不敢寫了”，中途停下來投入其他題材小說的創作，因為如果繼續對本民族文學題材開掘，如今的他早已不可能僅憑一股熱情和興趣寫作——“今天文學不再是單一地對一時一地的記錄，新時代的民族文學同樣如此。要面對的細節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很多，如何站在更高的地方思考今天的民族題材寫作，將是一個十分審慎的過程”。

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兒童書展上，如果你看到身穿蒙古族服飾、長發戴耳釘的神采奕奕的“大叔”，那一定是兒童文學作家黑鶴。曾經他羞于開口說自己兒童文學作家，現在他很驕傲自己的作品能豐富兒童的精神世界，并且想把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兒童文學翻譯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學校給孩子們講課，我講的第一課就是祖國。中國少數民族那些美好而深厚的歷史積淀和人文傳統，值得展示給每一個熱愛多彩文化的人。”

父姓完顏，母姓瓜爾佳，先祖們從長白山走來，血脈里一直奔騰著祖先桀驁不馴的氣息…… 滿族兒童文學作家王立春在2017年以滿族當代少年兒童為題材創作了一部兒童長篇小說《蒲河小鎮》，獲得了遼寧省“五個一工程獎”，“我的身后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少數民族每一個個體的生機必將豐沛這個偉大的多民族大家庭。我作品中的人物在成長，我的民族在成長，我也在成長。”同為兒童文學作家，黑鶴和王立春都希望通過閱讀文學，使少數民族兒童從小置身于本民族的身份認同中，增加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

“做好少數民族文學工作，必須要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孔占偉是一名藏族作家，同時也是青海省海南州的文聯黨組書記、主席。他介紹到，浙江省這幾年對青海省作協的幫扶工作卓有成效，海南州和寧波有著密切的文學交流，每年都會舉辦作家走訪活動，兩地作家“結對子”，舉辦培訓班，進行考察和交流。海南州的考察活動已經實現州縣市全覆蓋，讓更多作家能夠更好地感受藏區文化，感受民族地區的發展與進步。此外，海南州每年都會選拔作家參加寧波文學周，海南州的文學內刊也加入到寧波期刊聯盟。“這是一場‘雪山和大海的相約’，我們將繼續致力于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發展。”

會場上，不少文學工作者表示，少數民族文學對于邊境安定和民族團結有著超越文學本身的意義。胡性能以云南為例，云南很多少數民族跨境而居，民族認同對云南的邊境安全非常重要。“少數民族作家作為本民族的代言人，其作品表達的精神認同和文化認同有助于邊境文化安全。從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能提升邊境省區作協規格，不僅有利于邊疆省區文學發展，同樣有利于邊境穩定安全。”同樣來自云南的彝族作家納張元、普米族作家魯若迪基也有相同想法。“云南是少數民族團結示范區，文學是溝通心靈的重要橋梁，云南4000多公里的邊境線不僅需要關防部隊看護，同樣離不開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納張元呼吁加強對云南作協工作的支持力度，重視“文化戍邊”的作用，用文學的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穩固漫長的邊境線。

（采寫：中國作家網記者杜佳 虞婧 劉鵬波 鄧潔舲 李菁 周茉 馬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