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第三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以下簡稱“紀錄片展”）在京舉行閉幕式暨頒獎典禮。高屯子的《十年尋羌》獲得金收藏獎；周耒的《放雁》以及康世偉的《輪回情》獲得銀收藏獎；立里達哈的《克智少年——吉則爾曲》、許揚的《老人會》、黃鈺晴的《結婚原來是這樣》獲得銅收藏獎；柯永權的《大合唱》獲得傳播獎；拉則的《鼠兔》獲得評委會推薦獎；莊孔韶獲得為推動中國影視人類學的發展而特設的終生成就獎。

本屆紀錄片展由中國民族博物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民族影視與影視人類學專業委員會、北京電影學院共同主辦，共收到參賽紀錄片252部。經評委會挑選推薦，于10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電影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6個分會場展映了55部入圍紀錄片。

中國民族博物館館長、策展委員會主席顧群說，民族志紀錄片的創作、收藏和傳播，是在不同民族間構建共享的歷史文化記憶的一種重要文化形式，能夠推動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親近，以獨特的方式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位導演和創作者都是耕耘者。

民族志紀錄片的盛會

2015年，中國民族博物館以構建一個完整系統的民族志收藏體系，建設中華各民族文化遺產與記憶資源數據庫為宗旨，發起組織了首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從第一屆的105部，到第二屆的125部，再到本屆數量的倍增，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在短短4年間出現了“井噴式”發展。

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執行策展人鄭茜認為，民族志紀錄片不僅有數量上的快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涉及當代中華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深度、廣度和豐富程度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志紀錄片創作者們在用影像回應新時代復雜深刻的各民族生活方面所交出的高質量答卷。

本屆紀錄片展分為“榮譽展映”“共享記憶”“非遺影像”“社區影像”“實驗影像”等單元，影片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反映了各民族生活、情感的各個側面。比如，反映汶川大地震之后，災區群眾生活的紀錄片有《十年尋羌》《前世今生》等，創作者歷時多年追蹤，拍攝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反映獨龍族歷史文化、生活變遷的有《看見看不見的獨龍江》《獨龍啊嘣》，用鏡頭記錄了人口較少民族獨龍族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社會各方面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映戲曲變遷的紀錄片有《柳琴》《昆明戲窩子》《武旦嘉博》《吳門琴話》等，用講故事的方式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擔憂與出路的探尋；還有關注更廣闊領域的“非民族志”紀錄片，如關注人與自然生態的《大象來了》《鼠兔》，講述整容故事的《面子》，講述中國人在埃塞俄比亞生活經歷的《中國在埃塞》等。

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孫立軍在本屆紀錄片展開幕式致辭中感慨地說：“紀錄片里展現的鏡頭都完全不輸商業片，許多鏡頭都給人的內心帶來沖擊。年輕的拍攝者們拍出了暖心、溫馨的作品，它們記錄并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多樣文化。”

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民族影視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朱靖江認為，近10年來，影視人類學界正在迎來一個“新浪潮”，數量和質量都有了較大飛躍。本屆紀錄片展是當代影視人類學的盛大光影舞臺，很多參展作品不僅題材新穎，而且思想深刻，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云南大學影視人類學者郭凈認為，民族志紀錄片展是一個多元影像交流的平臺，為過去而收藏，為未來而創造，推動了中華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構建各民族共享的歷史文化記憶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為防止次生災害的發生，四川省汶川縣夕格、直臺兩個羌寨的村民，將整村易地搬遷到200公里外的邛崍縣進行安置。

雖然從內心上知道，搬遷到新家，可以有自來水，孩子們上學要方便得多，可是一想到要告別祖祖輩輩生活的大山，村里年邁的老人還是忍不住嚎啕大哭。他們擔憂，自己走了，那些死去的“祖上先人”魂歸何處，誰來供奉、祭奠他們。

離開的日子最終還是來了。村民們提著鍋碗瓢盆、熱水壺、拖鞋，孩子們手里捧著老人的遺像，沿著蜿蜒的山路向新生活邁進。

這是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很難找到的生動細節，卻在由高屯子歷時10年拍攝的紀錄片《十年尋羌》中完整地保留下來。遷徙與回歸的路上，人與祖先、人與神靈的悲歡離合，令人動容。

在今年4月舉行的第16屆世界民族電影節中，該片獲得“民族文化傳承獎”。評委們的評價是：“這是一部紀實電影，創作者以史詩般的敘述結構，記述了一個民族遷徙與回歸的歷程，不可復制的動人影像彌足珍貴；影片同樣具有人類學的價值，讓人能真切地看到中國人的信仰與生存樣式。”

民族志記錄的價值在于，從個體的故事中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導演高屯子認為，雖然我們不必像震后災區的人們一樣被迫遷徙，但今天的人們同樣“遷徙”于國與國、城與城、城與鄉之間，我們何以為家？如何心安？他希望觀眾在觀看了此片后，可以更為深入地思考人與祖先、人與自然的關系。

由壯族作家周耒導演的《放雁》，講述了年輕人李恩平執著學習天琴的勵志故事。天津某學院音樂表演專業學生李恩平，父親多年外出，幾乎不再對家庭負責；母親獨自在家撫養年幼的弟弟，照顧年邁的老人。沒有家庭依靠的李恩平只能靠天琴表演來賺錢養家和交昂貴的學費。為了吸引眼球，他表演的天琴嫵媚妖嬈，常被斥為“人妖”，但他執意走反串的表演道路。

“盡管非遺是社會公眾都很關心的話題，但作為一個作家，我更關心人物的命運，關心他在社會中的困境，他如何去突破、去解答。李恩平的故事表現了年輕人追求自我、實現自我、改變命運的勵志精神，所以我關注他的成長，關注他的個性。”周耒說。

在《放雁》中，導演有意識地淡化了民族標簽。在他看來，不管李恩平是哪個民族，他首先是一個現代人、年輕人，他要到大城市發展，追求更好的人生。因此，他會運用民族文化中的有益元素來改造、提升自己，在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續寫民族文化的新傳奇。

而這也正是《放雁》得到評委們垂青的原因所在。不同于那些出于責任和使命而進行傳承的非遺故事，李恩平的人生與天琴緊密交織在一起，讓古老的天琴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獲得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這是非遺真正融入生活、融入生命的動人故事。

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主席、日本大阪大學的小泉潤二表示，此次紀錄片展有很多高質量的影像，“雖然這些作品反映的只是這個世界無數真實中的一個小碎片，但是捕捉到了一些東西，而捕捉到的這些都是生活中最閃光的部分，能夠反映現實、反映真實。”

紀錄片之外的民族團結故事

頒獎典禮當晚，在本屆紀錄片展中斬獲銀獎的《輪回情》導演康世偉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制片和鍛煉的意義遠大于結果。其實，當俄朵手術成功的那一刻起，我已滿足。”

2012年，康世偉到四川色達散心時，在一家餐館里邂逅了藏族青年索達。索達問他：“你喜歡黑格爾嗎？”恰好康世偉對哲學很有興趣，于是兩個年輕人開心地聊了起來，并很快成了朋友。

索達和妹妹秋吉感情深厚。秋吉有一個4歲的兒子，叫俄朵，是一個聾啞人。秋吉因病去世后，索達為了完成妹妹的遺愿，帶著俄朵走上了求醫之路。

康世偉用攝像機記錄了29歲的索達想當詩人的夢想、秋吉治病手術的過程。俄朵的治療需要很多費用，康世偉和朋友們自發捐助了上萬元，還聯系了一家聽障兒童基金會為俄朵提供了最高的一筆資助款，使俄朵的狀況得到了很大的好轉。

8年的跟蹤記錄，讓康世偉學會了說藏語，了解了藏族的風俗禮儀，并與索達等藏族聚居區群眾結成了生死之交。索達對康世偉的幫助深表感激，每次康世偉到他家，索達都會以最高禮儀來接待他。

這是發生在紀錄片之外的感人故事。它不僅讓這部紀錄片更可信，也讓人們懂得，人和人之間，只要懷著一顆赤誠之心，就能打開彼此的心門，獲得包容和愛。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拍攝《尕措和牛》的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魏紅麗，在去青海藏區拍攝之前，從未涉足過這片土地，對藏族的民俗文化也知之甚少。她和同伴住進了同學阿斗尕措的家。剛去時，他們對很多風俗習慣不適應，比如說，在山里不能大聲呼喊，主人家的佛堂不能隨意進入，襪子脫下來不能舉得太高等。雖然沒有詳細考證為什么，但當地群眾這樣要求，他們就盡量尊重，入鄉隨俗。

“我發現，在尊重的基礎上，不同民族是能夠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魏紅麗說。

在這次紀錄片展的開幕式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曉陽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在抖音刷屏、技術門檻消失的自媒體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做民族志紀錄片？

朱曉陽認為，民族志紀錄片不能再滿足于一般的描述，或者僅僅呈現作者的感受性，而要努力在當代技術可及的條件下，以長期的田野體驗，和紀錄對象達成一種視域的重合，在這個基礎上展開書寫。“就此而言，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巨大變革和改寫民族志紀錄片既有規則的時刻。”朱曉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