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銀器

銀盤 本文圖片均選自《粟特銀器》

編者按

歷史靠一個個細節支撐，器物的細節有時會精準地透露出背后的文化內涵。從事粟特考古53年的俄羅斯人馬爾沙克，在《粟特銀器》一書中將金銀器的研究放置于中亞考古學和藝術史的視野下，對每件器物背后的內涵都作出了精妙解讀。讓我們跟隨這位“中亞考古之父”，去赴一場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藝術盛宴。

近年來國內有關粟特人的考古發現日益增多，關于粟特文化的研究也日漸升溫，粟特研究儼然成為熱門之學。但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國內學界對粟特的研究往往更多關注入華粟特人，對于粟特本土的社會歷史討論則較少。

粟特研究的趨熱有其學理上的必然。雖然粟特人作為一個族群已經湮沒于浩瀚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但粟特人曾經輝煌的文化仍然熠熠生輝，粟特人曾經為歐亞大陸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亦不容抹殺。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被稱作昭武九姓、雜種胡等，其本土位于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也即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粟特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而是分布于綠洲上的數個城邦國家，較大的有以撒馬爾干為中心的康國和以布哈拉為中心的安國，另外還有曹國、米國、史國等。粟特曾先后臣服于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大月氏、貴霜、薩珊波斯、西突厥，直至被伊斯蘭化。

粟特人不以武力著稱，卻是絲綢之路上天生的商人、譯者、傳道士和藝術家，他們站在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上，并將這種交流的成果帶到大陸各處。他們的商業活動幾乎遍及歐亞大陸，而且持續千年，商品貿易以及宗教、文化的交流仰賴他們的傳遞。粟特文字曾經為突厥人所使用和借鑒，粟特語是中亞陸路商業貿易中通用的混合語，如同波斯語在海上貿易中的作用。3—8世紀，粟特人沿著商路大批來華，許多人從此定居中國，在漢代還是北方民族統稱的“胡人”，在唐代則可能主要是指粟特人了。他們信奉祆教，在唐的兩京和西域都建立了不少祆祠。同時，他們的政治勢力也不斷加強，以至于粟特人安祿山、史思明領導的大叛亂直接導致盛唐的中衰，在其后的五代王朝中粟特人也成為中堅力量。

粟特人往來穿梭于歐亞大陸上，體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文化活力，最能代表其文化特性的器物便是銀器。國內考古學界對于粟特文化的認識，主要局限于帶有明顯祆教色彩的入華粟特人的喪葬習俗和圖像，偶有學者關注銀器。與粟特銀器相關的出土器物發現不少，其中名聲最著者要算何家村窖藏，它是所謂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粟特風格中國化的最佳體現者。孫機先生認為，5—7世紀西亞的薩珊和中亞的粟特是金銀器工藝領域中并立的兩個中心。粟特和中國的關系更為密切，唐代金銀器從域外取得的借鑒，大部分應直接或間接來自于粟特。齊東方先生總結對唐代金銀器影響最大的三種外來文化為薩珊、粟特及羅馬-拜占庭，其中粟特銀器與唐代銀器的關系最為密切，并進一步辨認出一批自粟特輸入的銀器，如銀帶把壺、銀帶把杯、銀長杯、銀盤、銀碗等。促使齊東方先生展開唐代金銀器研究并得出如上學術觀點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即本文要介紹的《粟特銀器》一書。此書中文版由中國人民大學李梅田、付承章、吳憂三位學者譯出，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此書的作者是俄羅斯著名考古學家鮑里斯·艾里克·馬爾沙克，他生前曾任俄羅斯東宮博物館高加索和中亞部的主任，與妻子臘絲波波娃共同發掘粟特遺址片治肯特古城達50年之久，并最終殉職于中亞的考古工地。因為他的卓越貢獻，學界尊稱其為“中亞考古之父”。之前國內已經引進馬爾沙克的另外一部粟特考古著作《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書中附錄榮新江、樂仲迪、毛銘等學者有關馬爾沙克著述和生平的介紹性文章三篇，可以一觀馬氏的學術生涯。《粟特銀器》可算是馬爾沙克的代表性著作，自1971年以英、俄雙語出版后對世界學術界持續產生影響。本書首要的價值是在斯米爾諾夫、奧貝里、特雷弗、格里戈里耶夫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科學的粟特銀器分析的方法論，主要分析過程分為六個步驟：1.選取材料；2.分類；3.定位；4.分期；5.時空框架的界定；6.歷史解釋，大體相當于國內考古學界習用的考古類型學分析中的分類、型式劃分、分期、斷代和文化因素分析。這說明，此種方法對于考古出土物以及手工藝術品研究具有普遍適用性。馬爾沙克的型式劃分主要依靠對主體、風格特征和工藝的分析，根據圖像從寫實到裝飾性紋樣演變的客觀規律建立長期發展序列。在斷代及文化因素分析的時候，注意比對其他種類工藝品、中亞紀念碑性藝術品（建筑、雕塑、壁畫）以及文獻學、錢幣學的研究成果。同時，對于可能存在的風險（如不同流派類似形式不同時、工匠個人因素影響等）也有預判，并通過對不同流派器物先分類后建立序列以及追索變化鏈條等方法降低風險。馬爾沙克的方法論邏輯清晰，科學性強，對粟特銀器的分析合理、得當，也很能體現俄羅斯學者的學術風格和研究理路。經過梳理，作者將粟特地區銀器辨認出A、B、C三個流派，并將三個流派的器物與亞洲藝術進行比較，分析了與伊朗、中亞、唐朝、草原民族、印度及粟特南部鄰國、拜占庭和敘利亞、早期伊斯蘭等藝術的關系，創造性地提出流派A帶有薩珊及中亞風格、流派B主要體現出粟特及周邊地區本地特征、流派C受唐風影響。作者熟悉歐亞大陸不同文化的藝術品，視野宏闊，注意對細節的觀察和把握，對于自己的推斷也給出相對合理的解釋，大大促進了對于粟特銀器的認識。

不過對中國讀者而言，也許還存在一些疑惑之處，尤其是關于唐朝影響的部分：書中提到的圓圈—方格式圖案、花邊等裝飾風格是不是典型的唐代風格，還有進一步細致分析的必要。作者推測流派C中代表性器型多棱帶把杯來源于中國陶質六邊形來通，似亦根據不足。據孫機先生考證，來通是來自希臘地區的器物，曾廣泛流傳在中亞、西亞一帶；多曲形來通不是常見之物，孫機先生著錄的兩件白瓷多曲來通歸類為粟特式。類似造型的多棱帶把杯在何家村窖藏中亦有發現。齊東方先生認為，八棱形杯體乃是中亞粟特銀器的特點。當然，馬爾沙克也認為唐風的影響力是困擾中國藝術和中東藝術研究者的爭議性問題。他指出：“從7世紀到9世紀早期，粟特與中國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中國的金屬器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亞器皿的影響；反之亦然，只是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裝飾細節上，而不是形制和主題。”中外學者緣何出現這樣的分歧，頗值深究，文化交流中的碰撞、涵化、融合本身是很復雜的過程，經常會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歧義、誤解、沖突、對抗亦不鮮見，這還需要仰賴學者們艱苦細致的工作，突破語言、習俗以及思維上的藩籬，還原歷史的原貌與真相。另外，對中國讀者而言，關于粟特以及中亞地區歷史文化背景的知識儲備不足，也會影響對本書內容的理解。總之，關于本書的部分結論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留待將來繼續進行探討。

薛愛華在他那本研究唐朝風物的名著《撒馬爾干的金桃：唐朝舶來品研究》中曾提到：在對唐朝文化作出貢獻的各國工匠中，吐蕃人占據重要的地位。7—8世紀，唐、吐蕃、粟特之際的交流不斷，文化方面互有影響，例如美國克利夫蘭藝術館藏有三件粟特樣式吐蕃鎏金銀器、青海都蘭吐蕃墓出土了帶有粟特紋樣的鍍金銀飾片，所以吐蕃在粟特銀器東傳或者唐風西傳過程中的作用，也是一個頗值思考的課題。

粟特銀器的藝術風格和生產工藝對唐代金銀器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流風余緒亦直到遼、宋、元、明的金銀器中都有所體現，對其他材質的手工業產品也產生了作用。唐至北宋陶瓷器中含有廣泛的金屬元素，如多曲、多瓣、棱形的器物造型，應受到薩珊、粟特銀器或含異域風格的華化金銀器的影響。在元代瓷器中多瓣、多曲造型更為常見，尤以龍泉窯瓷器為多，數量也超過宋代。筆者對具粟特風格的帶指墊環柄金銀杯進行梳理發現：遼、宋、元均有類似風格的金銀鋬耳杯，而自晚唐以來，宋、金各大窯口均有類似造型的瓷鋬耳杯，入元之后數量更是大為增加。瓷器、玉器、書畫藝術都是典型的中國風器物的代表，如果不是追根溯源，我們很難想象粟特銀器對本土物質文化產生了如此廣泛的影響，元代浙南山區的龍泉窯窯工大概很難意識到手中正在制作的鋬耳杯有一位遙遠的中亞表親。當然，后世器物并非亦步亦趨的仿制，更多的是吸收異域風格的創制，是異域文化中國化的再創造。

梳理葛兆光先生曾反復討論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器物來源，我們發現華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質——開放與包容。正如馬戎先生所講，中華文明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對異域文化的超強包容性。這也許可以看作人類史上延續性最強的華夏文明的生命源泉。深入地認識自身文化必然建立在對別種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只有更好地認識世界才能讓世界更好地認識中國。在今天日漸強大起來的中國要承擔大國的責任，需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擁抱亞洲與世界的多元文明，這也是譯介、推廣、研究包括《粟特銀器》在內的異域文明書籍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徐學琳，系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