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

劉白羽

1951年7月，新中國誕生后的一年多，身為初中生的瘦小的我終于盼來機緣，由家鄉鎮沅縣中學公函推薦，又經縣委會核準蓋印，得以如愿參軍，并從此開啟了我的軍旅文學生涯。

1954年春，我在勐海駐軍116團工作期間，宣傳干事曾給熱愛文學的我推薦了一本《劉白羽戰地通訊選》，那本書上有馮牧先生來部隊講課時的簽名。

那個年代的戰地通訊，除了具有來自戰火紛飛的前線所具有的新聞性、真實性，同時還具有動人感情的文學性。劉白羽和馮牧在投身戰場之前就已經是作家、評論家了。他們所寫的戰地通訊自然有別于某些新聞記者所寫的消息報道，讓人覺得好讀、愛讀，并且容易記住。這就是我從未見過面的、通過閱讀戰地通訊而認識的劉白羽和馮牧。

劉白羽先生1916年9月出生于北京，馮牧比他小3歲，1919年2月在北京出生。他倆成長于北京的歷史文化環境中，雖未相遇相識，但卻都向往當時的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春，劉白羽到達延安，于年底加入共產黨，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黨支部書記。馮牧則于1938年5月中旬離京，經冀中抗日根據地輾轉數月才到延安，12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后于1939年考入延安魯藝文學院，1941年畢業便到魯藝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兩年后到南泥灣三五九旅當兵一年，1944年調入黨中央辦的《解放日報》，在丁玲領導的副刊部任文藝編輯。同年，劉白羽從延安調至重慶《新華日報》副刊部任職。對照以上簡歷可以發現，馮牧與劉白羽1938年在延安就已相識，在延安的五六年間，他們在同一條戰線常有學習、工作、會議等交往，彼此不但增進了了解、信任，還建立了友情。即使后來劉白羽去了重慶《新華日報》，而馮牧留在延安《解放日報》，兩地相距甚遠，但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他們也仍有編輯業務聯系。比如，劉白羽知道《解放日報》副刊發表的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是馮牧編輯的；還在《新華日報》轉載過馮牧發表于《解放日報》1946年5月6日的評論《敵后文藝活動的新收獲》等。1946年5月，馮牧在解放日報社加入中國共產黨。半年后，在延安主持新華社工作的廖承志直接派馮牧以軍事記者身份，從延安奔赴激戰中的陳賡兵團，親歷晉西呂梁戰役、汾孝戰役、晉南戰役，這都是保衛延安的重要戰役。馮牧身臨前線陸續寫了《把敵人淹沒在汾河里》《新戰士時來亮》《記郟縣攻堅殲滅戰》等戰地通訊。期間，《解放日報》兩次發函要馮牧回延安到報社工作，但馮牧樂于當軍事記者，當面向兵團司令員陳賡說了自己的愿望，陳賡就給廖承志發了電報，把馮牧留在了前線部隊。接著，馮牧參加了強渡黃河和豫西戰役、平漢戰役、解放洛陽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廣州戰役、粵桂戰役和大陸最后一次戰役——滇南追殲蔣軍殘部的戰役。在前線部隊三年半的時間里，馮牧真是“身經百戰”，寫了“戰地通訊百篇”，比如《洛陽英雄連》《陳賡將軍賜見敗將邱行湘》《向淮海前進》《英勇的南坪集阻擊戰》《給大別山人民報血海深仇》等等。特別值得記敘的是，這些戰地通訊都有堅強的生命力，都與解放戰爭的歷史同生共存。比如1953年馮牧到朝鮮上甘嶺前線部隊訪問時就發現，一位志愿軍戰士的筆記本中竟夾有他于1950年初寫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這篇文章的剪報。而另一篇寫于1947年的《新戰士時來亮》，直到32年后的1979年春天，馮牧到云南邊境自衛反擊戰前線、陳賡的老部隊訪問時，仍能看到這篇文章還在印發給戰士們閱讀，以進行英雄主義傳統教育……

再說劉白羽。1946年初，他也離開《新華日報》到北平軍事調停執行部任新華社記者。國共和談破裂后內戰爆發，劉白羽又被派往東北野戰軍任軍事記者，在東北、華北戰場上寫了大量戰地通訊，為一次次戰役的勝利立下了一座座豐碑。由此可知，馮牧、劉白羽自延安分別后，雖然不在同一部隊、同一戰場，但都同時在新華社任軍事記者；他倆所寫的戰地通訊或報告文學等，都馳名于各地戰場，將各個部隊的輝煌歷史存留在冊，銘刻在廣大指戰員的心間。這就使馮牧與劉白羽從延安時代便開始的文友與戰友的感情不斷得到加深，不斷增強了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尊敬……

1954年春夏，馮牧率領作家團到滇南、滇西邊防部隊和邊疆民族地區深入生活，回到昆明后，由于辛勞過度，戰爭年代就患有的肺結核病日趨嚴重，當年秋天就在昆明軍區醫院做了手術。1955年春，馮牧又轉到重慶西南軍區醫院繼續治療，但病情并未好轉，次年又入住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切除了肺部特大腫瘤，經過一年多的醫治，終于自危難中挽救了生命。由于身體原因，馮牧不宜繼續在軍隊工作，便于1957年底辦了轉業手續，由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劉白羽接收并安排其到中國作協主辦的《新觀察》雜志任主編。之后的1961年春天，已任《文藝報》副主編的馮牧先生曾來滇出差，我有幸與他第一次見面。我們在瀾滄江的沙灘上散步漫談，在一陣陣溫暖的江風吹拂中，馮牧平靜地對我說，現在他和劉白羽都不再像年青時當軍事記者那樣寫戰地通訊了，而是愛上散文、寫作散文了，馮牧先生一邊說自己的創作情況，一邊也鼓勵我進行散文寫作。

歷史的長河總在向前奔騰。從上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改革開放，20多年過后，我實現了愿望，由馮牧當面介紹我認識了劉白羽。那時劉白羽又重新穿上軍裝，在總政文化部任部長，而馮牧則早在三年前就已擔任了中國作協黨組第一副書記、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和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務。

回顧這段歷史還得從發展軍事文學說起。1979年初春，云南邊境打響自衛反擊戰，馮牧即率先深入前線，很快寫了散文《我的戰友，我的親人》發表于《人民文學》當年第8期。緊接著，徐懷中也在戰地帳篷中寫了《西線軼事》，以高票榮獲1980年全國短篇小說獎；軍事文學如春風吹起。鑒于當時邊境戰爭形勢的召喚，中國作協和總政文化部決定于1982年春天聯合召開全國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這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召開的第一次以軍事題材為創作主題的文學盛會，軍內外150多位作家共同出席。在會上，我懷著敬仰之情快步走到主席臺前，向馮牧、劉白羽敬了軍禮，馮牧把我拉近，并向劉白羽做了介紹……

這是我首次見到馮牧與劉白羽并肩站在一起。那一瞬間我不禁又想起1954年，我在西雙版納勐海軍營連夜拜讀馮牧親筆簽名的《劉白羽戰地通訊》時的情景。

全國軍事題材創作座談會從4月18日召開到28日閉幕，會期長達12天。這期間我有很多機緣與馮牧、劉白羽見面相聚并交談。在和劉白羽先生接觸中我很快便發現，他不僅在散文寫作上異常出色，小說創作更是精彩，馮牧先生也多次贊許他的小說創作，希望他寫出一個又一個精品來。終于，1987年11月，在劉白羽71歲高齡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其以解放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隨即在軍內外獲得廣泛好評，并于三年后榮獲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1991年3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頒獎會上，張光年有意安排馮牧代表中國作協把鮮紅的獎證送到了劉白羽的手上，這兩位戰友、文友親切地握手之后，又伸開雙臂熱情地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