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木畫槽琵琶

①《獻物帳》

②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③展覽海報

④紫檀金鈿柄香爐（局部）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吸引了無數觀眾的“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特展日前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落下帷幕。

正倉院原為奈良東大寺內的倉庫，現藏文物9000余件，文物主體是圣武天皇（701-756）去世后光明皇后先后五次交由正倉院收藏的圣武天皇的遺物，其中包括王羲之書法等。是后，正倉院陸續有重臣、僧尼奉獻及來自中國隋唐兩朝、新羅、百濟等海外珍寶入藏。明治時代正倉院脫離東大寺，由宮內廳直轄。

據載，正倉院落成至明治期間的千余年，只進行過12次清點曝晾。戰后自1946年起，借文物秋曝季挑選約60件藏品，對公眾展出兩周。今年由奈良國立博物館主持第71回“正倉院展”，展出文物41件，其中首展4件。承東京博物館的朋友相告：“原則上正倉院文物只能在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但是如有國家和皇家的慶事，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正倉院展覽。”此前該館僅在1949年、1959年、1981年舉辦過正倉院特展。東京本次特展，一口氣展出“正倉院寶物”和“法隆寺獻納寶物”代表作約116件（含復制品2件），時間也從10月25日延長到11月24日，堪稱盛況空前。最令人艷羨的是正倉院三大國寶——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螺鈿紫檀阮咸和金銀平文琴在兩地分別參加大展。據稱五弦琵琶、平文琴近20年來只展出過兩次。

這次特展無論從策劃、宣傳、展場、商品來看都可圈可點，熱鬧的背后有很多東西值得借鑒和思考。

傳承

兩地展場的首個單元均以《獻物帳》為核心展品。光明皇后前后捐獻東大寺五批器物，均登錄造冊即所謂的《獻物帳》，屬于《國家珍寶帳》。東博所展的第一本《獻物帳》有650件器物，王羲之書法、琵琶等3件最有名的國寶都赫然在列。奈良展出的是最后一本《藤原公真跡屏風帳》，這是光明皇后獻給東大寺其父藤原不比等的12扇屏風的賬冊。屏風損壞無存，但她在愿文中說，“妾之珍財，莫過于此”，可見她認為其價值遠在前四批器物之上。

從重要性和藏品而言，賬冊在正倉院中的地位較琵琶等珍寶猶有過之，它是日本皇室法統所在的證明。兩地展覽均用《獻物帳》開篇，傳達的信息就是官方希望各位看官千萬不要把展覽當成以往正倉院的曬寶展。東博給的主題“正倉院的世界——皇室守護傳承之美”，標題所表明的意思一目了然。

從傳達展覽的觀念上看，表達“皇室守護傳承”只靠賬簿還欠說服力。果然，東京國立博物館用3件名貴香料及6件香具專設“名香的世界”單元，展品看相一般卻大有深意。核心的展品是來自東南亞號稱日本第一香的黃熟香。

熟悉東亞史的人都知道，香或焚香除有與神靈、祖先溝通的意義外，還是權力的標志，故古代東亞皇家或貴族無論是儀式還是家居用香，都有改善小環境以外的意義。這件展品的趣味還遠不是頂級香品的名貴和權力標志那樣簡單。日方放出的圖像特別強調了香料切口處的3張箋條，即“足利義政拜賜之處”“織田信長拜賜之處”“明治十年依敕切之”。相關記錄有：“寬正六年（1465）、足利義政于蘭奢侍右側削取。天正二年（1574）、織田信長于蘭奢侍中央削取。明治十年（1877）、明治天皇于蘭奢侍左側削取。”此外，從審美上講，日本人尤其看重的品相殘損的香料恰好具備物哀和侘寂之美。

幕府時代將軍有切取黃熟香（蘭奢侍）特權。足利義政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戰國時代的“應仁之亂”就自他而起。他本人政治低能，文化優秀，有點類似趙佶，京都銀閣寺就是其杰作。織田信長是戰國時代大名人，也是室町幕府的終結者。第三個切香的是明治天皇。黃熟香切口上足利和織田的箋條恰好象征了一個亂局的始終，而明治天皇是開啟日本現代化征程的君主。治亂循環，黃熟香背后隱含藏著政治意涵。了解到日本皇室的南北系，便更能理解展出黃熟香的目的。1392年北朝消滅南朝以后，日本天皇從此于北朝一系產生。但后醍醐天皇在出逃時帶走了象征皇權的八尺鏡、瓊曲玉和草薙劍，多少令北朝一系尷尬。在令和元年展出黃熟香或是“傳承”合法的無聲昭告罷。

琵琶

東京奈良兩地的展覽核心展品當然是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螺鈿紫檀阮咸、紫檀木畫槽琵琶和金銀平文琴等少數重器。在讀正倉院琵琶的有關材料時，我看到國內媒體說法不盡一致，多數報道統稱正倉院琵琶是西域樂器，專業一點的文章說東博前期展示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源自印度，后期展示的紫檀木畫槽四弦琵琶（南倉101）源自波斯，這顯然是展覽方的標準說法。我后來看了一些文獻，發現目前國內學界對古代琵琶的源流、定名和考古圖像的詮釋，意見也不統一。

正倉院目前對琵琶的認知出自田邊尚雄、大村西崖、林謙三和中國學者楊蔭瀏諸人，要之如下：琵琶為多弦樂器，三弦（秦漢子）、四弦至六弦（唐史盛作）、七弦（唐鄭喜子作）、八弦（北齊李德忱作）不等，阮咸屬琵琶；隋唐文獻所稱“琵琶”，一為漢魏圓體長頸、四弦十二柱，一為波斯傳入的四弦四柱，隋唐后專指四弦的波斯琵琶；五弦琵琶由印度經龜茲傳入，后魏時五弦琵琶的專名就是“五弦”；五弦琵琶用桿撥演奏而非“搊撥”（即指彈），《通典》、兩唐書、陳暘《樂書》等文獻晚出，其五弦琵琶說法舛訛頗多；五弦琵琶亡于北宋。

“知網”記錄近年的有關研究看法不一，主要異見是琵琶出自華夏和五弦琵琶出自龜茲而非印度。比如稱“五弦琵琶”在克孜爾第14窟，第38窟，庫木吐拉第46窟等早期石窟出現，且以手彈奏，故證明龜茲琵琶早于印度。其實龜茲琵琶和五弦在隋唐之前是兩種樂器。

隋唐及以前文獻記錄樂器時，五弦和琵琶分述。最早記錄五弦琵琶的文獻是隋阇那崛多所譯的《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論》卷34：“世尊音響，善能教他。猶如鼓聲。猶如梵聲……猶如箜篌、琵琶、五弦、箏、笛等聲，聞者能令一切歡喜。”稍后《通典》卷142記錄：“屈茨（龜茲）琵琶、五弦、箜篌、胡笳、胡鼓、銅鈸、打沙羅……”等。由此可知，琵琶、五弦是確為兩種樂器。因此，石窟圖像發現了五弦的龜茲琵琶也不能實證它就是唐五弦琵琶，何況正倉院琵琶桿撥彈奏的痕跡歷歷在目，似不能遽定為源自龜茲。

交流

晉傅玄《琵琶賦序》云：“（琵琶）《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該序指出了琵琶的文化（馬上彈奏）和樂器（四弦）特征。從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上看這兩點很重要。馬上彈奏為游牧民族擅長，有易傳播性；波斯琵琶的四弦特征又契合了中國秦漢以來的四弦或多弦樂器，如漢魏的四弦琵琶，故它易被華夏文化接受，以至于后來與中原琵琶的名稱混同。

在文化交流中，外來樂器要獲得異文化的吸納至少需要演奏的相似性、便利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田邊尚雄曾說中國為安定國家，樂器（指鐘磬琴瑟等禮樂器）殆皆固定而非移動，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中心的民族位置皆不安定，故所持之樂器皆小而移動。漢魏四弦琵琶的存在為西域琵琶的融合提供了演奏的相似性和便利性，重要的是六朝時期的北方王朝和隋唐王朝均有胡族血統和移動民族之習性，吸納西域或印度的樂器再自然不過。

從隋唐的九部樂、十部樂看，宮廷凡奏西涼、高麗、龜茲、疏勒、高昌、安國（中亞細亞）、康國、天竺、扶南都會用到五弦琵琶，而清樂（傳統音樂）不用。唐玄宗將十部樂改為坐部伎、立部伎，分為室內坐奏和室外立奏，所奏均有胡樂，演奏不濟者就降級到雅樂，由此可見演奏胡樂的琵琶和五弦琵琶與可演奏清樂的漢魏四弦琵琶還是有所區別的。

隋唐宮廷音樂胡樂是主流，而直頸的五弦琵琶和曲頸的四弦琵琶又是核心樂器，自然受到文人關注。描寫五弦琵琶最有名者當屬白居易和元稹。兩人均有《五弦彈》一詩。元詩把五弦附會成“五賢”，稱與其聽五弦不如去求賢臣。白詩自注，“惡鄭之奪雅也”，詩中非常重要的一句是：“遠方士，爾聽五弦信為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故陳寅恪指出，元白二人的立意不同，“徽之此篇以求賢為說，樂天之作則以惡鄭之奪雅為旨，此其大較也。徽之持意固正，但稍嫌迂遠。樂天就音樂而論音樂，極其切題”。由此可證五弦之曲與華夏傳統琵琶音樂根本無關，五弦琵琶非華夏原有可知。

五弦琵琶等樂器自唐傳入日本后，在宋代旋即消失。林謙三說，五弦北宋初年尚出現，北宋末年影子都見不到。實際上《中興會要》記錄紹興十四年（1144）教坊演奏五弦者還剩二人，但與北宋的四人編制和唐代多部樂到設置五弦的規模已無法比擬。

五弦琵琶的消退，很可能與宋代疆域限于中原，無復唐代海納萬邦的氣象相關。以至于宋徽宗置大晟樂府修樂時，像柳永、周邦彥等高人都已不知五弦琵琶。于正倉院藏品而言，飛鳥奈良時期輸入的唐代樂器并沒有像今天分什么華夏雅樂器、西域樂器，還是印度樂器，阮咸、平文琴、五弦、琵琶等是一股腦地打包帶走。從奈良的《國家珍寶帳》《大安寺迦藍緣起并流記資帳》《阿彌陀悔過料資帳》等來看，記錄這些樂器時，日方最初的命名時完全沿襲了唐人的方法，即琵琶、五弦、阮咸各有所指，這就使得我們今天還能追源溯流，勾畫絲路文化樂器交流的大致樣貌。

此次展覽，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些鑲嵌螺鈿的寶貝，它們給我的盡情想象大唐盛世的那種感覺是書本無法替代的。傅蕓子在《正倉院考古記》說：“夫唐代過去文化遺跡，至今最能充分表現其特色者唯正倉院所存若干遺物而已。……至今千百余載之下，猶能一一整然藏于倉內，使吾人得睹唐代過去文化之一斑，洵令人感謝者也。”試想沒有光明皇后的善捐、正倉院的妥善保存和博物館的公開展示，人們又如何能真切地感受中國大唐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氣象。每念及此，對展方聲稱“為紀念天皇陛下的即位，向世界傳播日本文化和皇室所守護的無可替代的、今后也將繼續傳承下去的日本之美”的不快也隨之釋然。

（作者：王紀潮，系湖北省博物館二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