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的“兩張一戈”（張賢亮、張武、戈悟覺），到新世紀前后的“三棵樹”和“新三棵樹”，再到郭文斌、季棟梁、李進祥、馬金蓮、趙華等一批文學新銳近年屢獲國家級文學大獎，寧夏文學界生機勃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進入新時代，寧夏文學的崛起，構成一道獨特的新景觀，為讀者提供一個感知寧夏的精神窗口，給中國文壇帶來有益的啟示。

從《綠化樹》到“三棵樹”，再到“文學林”

寧夏大學副校長、評論家郎偉對寧夏文學的發展進行了長期研究和持續觀察，他認為文學領軍人物的出現，是帶動創作風氣的“原能力”。

“20世紀50年代末，張賢亮來到銀川。對寧夏文學事業而言，張賢亮的到來實在是一種難得的饋贈。”郎偉說。80年代后，張賢亮從寧夏出發，逐步走向中國和世界文壇，其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的《靈與肉》《肖爾布拉克》《綠化樹》，以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小說中國》等作品影響了幾代人，他本人也在此前一片荒蕪的寧夏文學中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作為我國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家，張賢亮的作品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發行，9部作品被搬上熒屏，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

隨后，寧夏文學開始在中國文壇產生品牌效應。張武、戈悟覺等作家又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從20世紀90年代初起，寧夏青年作家開始成長起來，陳繼明、石舒清、金甌以令人矚目的文學成績被稱為寧夏“三棵樹”。21世紀初，又有季棟梁、漠月、張學東被稱為“新三棵樹”，然后逐漸成林，形成寧夏青年作家群、西海固作家群、寧夏詩人群等。寧夏文學異軍突起，成為中國西部文學的重要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寧夏文學創作進入豐產期，連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兒童文學獎等重要獎項，10余部作品入選中國作協“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40多部作品入選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呈現出萬木同春、千帆競發的局面。寧夏作家的許多作品被翻譯成英、法、俄、日、德、希臘、蒙古等多種文字，在30多個國家出版發行。

“寧夏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讓我的人生觀、生命觀受到很大震撼。”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常務副會長葉梅說，“從石舒清的作品里可以感覺到應該怎樣看待生命，看待未來。我是土家族，這個民族對生死是很達觀的，亡人上路是載歌載舞的，不是悲泣的。而回族對生命沉靜和安詳的態度，讓我從中受到了啟迪。”

“寧夏的郭文斌是一位‘話題式’作家，他所引出的話題值得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關注，比如小說的民間文學資源借鑒，比如‘安詳詩學’和‘農歷精神’，比如跨越了文學、教育與公益幾個領域的大文學追求和因之形成的特有的傳播現象。”長安大學文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韓春萍說，郭文斌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他以一個作家的身份為當代人的“文化斷根焦慮”問癥，十幾年來的文學創作，緊緊圍繞于此，形成一種“文化尋根”的文學新樣式和新的文學潮流。

“西部詩人寫詩，一般會比較沉重。寧夏詩人楊森君采取的是減法，把人文色彩盡量淡化，突出生命本身的呈現。單永珍的詩則與現實結合緊密，他寫當下和日常生活，很有一番韻味。馬占祥的詩在修辭、形式感方面比較強。”《詩刊》主編李少君說。

文學是這塊土地上的最好莊稼

2014年以來，寧夏作家幾乎獲得過所有全國文學大獎，從傳統文學到網絡文學，全面開花、碩果累累。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寧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里是文學寶貴的糧倉，文學是這塊貧瘠土地上的最好莊稼。”2016年5月13日，鐵凝將中國作協舉辦的“文學照亮生活”公益大講堂的首課，放在了寧夏西吉縣。此前，西吉縣掛牌首個“中國文學之鄉”。從這里，已經走出了郭文斌、馬金蓮兩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一個小省區，文學格局卻不小，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反差？——苦難造就文學。”在談到寧夏文學現象時，《北京文學》執行主編楊曉升說，“文學創作是個體色彩非常強的精神勞動，作家需要有獨特、真切的體驗，甚至是刻骨銘心的體驗，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夠有這種體驗。”《北京文學》對寧夏作家的關注度相當高，可謂情有獨鐘，發表了他們的大量優秀作品。

《文藝報》總編輯、評論家梁鴻鷹說：“文學最不嫌貧愛富，文學偏愛生活在貧瘠土地上內心安靜的人，寧夏這片土地上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文學當作自己的信仰，當作自己的生命，當作自己跟這個世界聯系的方式。”21世紀初，鑒于寧夏青年作家取得的成績，《文藝報》曾經連續4次在頭版醒目位置，以《寧夏的新生代就是不一樣》《看寧夏文苑那一片蔥郁之林》等為題，給予深度報道。

造就中國文學的“寧夏景觀”，除了歷史因素、文化傳統外，還有滋養其發展繁榮的現實土壤。寧夏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崔曉華說：“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背景下，中國作協給予寧夏大力支持，2018年專門在北京召開‘中國文學的寧夏現象’研討會。自治區黨委政府始終把文藝工作擺在重要位置，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大力實施文藝精品戰略，重點文藝扶持和優秀作品獎勵機制不斷完善。”

從2012年開始，寧夏每兩年對獲得全國性獎項文化作品進行一次表彰獎勵；自2013年開始，每年安排專項資金扶持一批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優秀文藝項目。寧夏在“塞上英才”評選、人才培養項目申報等方面，全面覆蓋并向文學人才傾斜。作家群體比較集中的固原市，還在北京的魯迅文學院舉辦西海固作家研修班，開創了魯迅文學院為一個市專門開辦研修班的先河。該市還實施了“1+x”培養模式，一個成熟的作家選擇3至5名文學新人，進行指導培養。

“寧夏有著重視文學和關懷作家的傳統，有非常好的傳幫帶傳統，有抱團精神和家國情懷。”寧夏作協主席、銀川市文聯主席郭文斌講了個故事：寧夏賀蘭縣有一位青年詩人，叫保劍君，是一名“的哥”，曾獲得過全國交通系統勞動模范、最美銀川人等榮譽。2017年保劍君因病去世，留下身患殘疾的妻子和正在上大學的兒子。得知這一情況后，寧夏有200多名作家給保劍君家人捐款資助，自治區文聯和作協籌資為他出版了個人文集。在寧夏作家身上，不僅凝聚著文學的力量，更彰顯著道德的力量。

“寧夏文學的生長和壯大，離不開寧夏幾家文學刊物編輯們的默默奉獻。”郎偉說。長期以來，《朔方》《黃河文學》《六盤山》等文學刊物的編輯滿懷一腔熱情、奉獻此生心血，兢兢業業、沙里淘金。沒有文學編輯為他人作嫁衣的堅韌付出，就不會有寧夏文學的輝煌成就。正如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所說：“已經創刊60年的《朔方》，不僅是寧夏文學的一面鏡子，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面鏡子，是文學重鎮，一代代寧夏作家由此起飛。”

寧夏文學的辨識度不斷銳化

“寧夏是文學的金礦，文學是寧夏的GDP，寧夏文學有它獨特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審美特征，以及寧夏作家成長的特征。”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評論家李一鳴說。

“發現衡量一個區域性或者地方性文學現象流派或者群體，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有沒有樹立起一個非常鮮明的形象。”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評論家劉大先認為，“我覺得中國文學的‘寧夏現象’有目共睹。提到寧夏文學，我們會想到西海固的黃土，想到賀蘭山的巖石，想到圣潔的精神、堅忍的力量。這些，構成了‘寧夏現象’的共通性和普遍性。”

作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寧夏文學自成一格，具有很高的辨識度。構成寧夏文學辨識度的獨特風格，到底是什么？

有一種共識是：寧夏作家的成長，像埋頭泥土、耕耘勞作的農人，背負沉重的生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奮力跋涉著，他們低調謙恭，用生活美和人性美歌唱。苦難產生的文學就像苦菜花一樣，根是苦的，花是香甜的，它帶給人們的是明亮，是希望，是感動。

“寧夏文學是一股清流，是一種氣象，是一片風景，它給中國文壇帶來的不僅是喜悅，更多的是啟示。”葉梅說。在談到馬金蓮時，她這樣回顧：“我到過寧夏作家馬金蓮的家，小桌子上擺著一個小砧板，上面切著土豆片，炭火燒著土豆。她說她是兩個娃娃的媽，一邊做飯，一邊寫作。后來我們民族文學辦班，她每次開始都答應，但幾乎都沒有來，因為她沒有時間。我發現寧夏的作家普遍都對生活真摯而冷靜，低調而謙恭，用人性的良善書寫和呼喚。”

將生命融入文學，把心血和智慧奉獻給文學，寧夏作家們深知，是這個偉大的時代、是腳下這片具有深厚歷史積淀的中華大地，以及植根于他們生命的既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又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傳統，給予他們書寫的力量，成就獨特的寧夏文學新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