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樂藝術的美在于把作品中的深刻內涵準確表達出來，想讓中國觀眾與演唱產生共鳴，就要有民族的風格、民族的情感在里面。

1927年，我出生在天津一個平凡的小家庭。我對音樂的熱愛源于生活，母親平日哼唱的河北民歌，放學路上街邊門市“戲匣子”里播放的京劇、河北梆子、評書，激發我對音樂的濃厚興趣。后來，我考入當時的北平藝專，心中音樂的種子開始得到悉心灌溉。1953年，我成為第一批被國家選派到蘇聯留學的音樂人才。

我演唱過不少中外經典音樂作品，中國歌曲占有相當比重，如《蝶戀花》《玫瑰三愿》《陽關三疊》《塞外村女》《我站在鐵索橋上》《瑪依拉》等。其中，對《黃河大合唱》第六樂章《黃河怨》的演唱貫穿我整個藝術生涯，在與《黃河怨》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中，我對這部偉大作品的理解和體會不斷升華，深刻影響我對聲樂藝術的認知。

第一次接觸全本《黃河大合唱》是在蘇聯留學期間，那是由蘇聯音樂家用俄語演唱的版本，當時我暗下決心以后要用中文來唱。1956年，我和指揮家李德倫一起受邀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廳演出《黃河大合唱》。后來，我又在多個場合演唱《黃河怨》，最令我難忘的當屬1975年與中央樂團的合作。這次演出讓我真切明白了音樂表達情感的重要性。

對作品思想內涵的理解深度，決定藝術家演繹的藝術高度。《黃河怨》是一首激勵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經典歌曲，是謳歌不屈不撓民族精神的光輝篇章。為了能夠真正理解這部作品蘊含的思想情感，我像過電影一樣把歌詞一句句在腦子里放，整整三天三夜沒睡好覺。我想到家鄉天津淪陷后，全家人被迫逃難，途中還遭遇飛機轟炸。我認真閱讀冼星海《黃河大合唱》創作札記，其中寫道：“《黃河怨》代表被壓迫的聲音，被侮辱的聲音，音調是悲慘的，是含著眼淚唱的一首悲歌。假如唱的人沒有這種感情，聽眾必然沒有同感的反應。”過去我唱到歌里的“命啊，這樣苦！生活啊，這樣難”，認為寫的是一種宿命，仿佛看到一個婦女在弄堂跟人吵架的場景。經過三天三夜的思考和琢磨，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我終于認識到《黃河怨》描寫的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婦女的悲哀，也是一個受到列強侵略的民族的傷痛，所唱的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婦女的哀歌，更是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奮勇反抗的呼聲。在那一刻，我真正懂了《黃河怨》。

這為我演唱《黃河怨》提供堅實的情感基礎。演唱《黃河怨》，感情一定要深沉、飽滿，還要有起伏、有層次、有戲劇張力。在藝術處理上，我借鑒俄羅斯民歌中用輕聲表現婦女內心痛苦的演唱手法，我還想到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母親哭訴家史的唱段，把傳統戲曲中“哭頭”“哭音”及“散唱”等技巧運用到演唱中。許多人聽了我的《黃河怨》都有這種感想：郭淑珍不僅把《黃河怨》唱活了，而且唱深了，把詞曲作者最深的藝術想象力完整、深刻地表現出來。我唱完這首歌曲時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下來。

《黃河大合唱》這部恢弘史詩，在新時代依然是一部能夠觸動人的心靈、激勵民族精神的經典藝術作品，依然葆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雖然年齡越來越大，但我還一直堅持登臺演唱《黃河怨》，并把自己的這部代表作傾心傳授給學生們。

我雖然唱的是美聲，能用中、俄、德、意、英等多種語言演唱歌曲、歌劇選段，但我始終認為，美聲唱法能夠演唱好中國歌曲。記得1950年我參加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期間，受邀演唱了一首《黃水謠》，沒想到大家說我唱的是“洋腔洋調”。我有些不服氣，一個中國人唱中國歌，怎么能“洋腔洋調”呢？但是后來真正到了少數民族地區，與當地老百姓接觸以后，我才意識到，用美聲演唱好中國歌曲并不容易。

音樂最重要的是表達情感，聲樂藝術的美在于把作品中的深刻內涵準確表達出來，想讓中國觀眾與演唱產生共鳴，就要有民族的風格、民族的情感在里面。民族的風格和情感，與演唱中的吐字、行腔等有密切關系。在這方面，我們的戲曲藝術特別是京劇，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我曾向京劇表演藝術家李世濟學唱戲，向她請教京劇中的咬字和行腔。另外，參透京劇演員動作、表情的藝術表現力，也能讓歌劇演員身上“有戲”。

用美聲唱好中國歌曲，一直是我的追求。40多年來，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聲樂教育中，希望為國家培養更多歌劇人才，讓越來越多的學生超越我，成為聲樂藝術的“寶石”，為中國歌劇藝術發展貢獻力量。 （本報記者張珊珊、張明瑟采訪整理）

郭淑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曾主演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藝術家的生涯》等，代表作有《瑪依拉》《黃河怨》《鴿子》等。曾獲首屆“金唱片獎”、“金鐘獎”終身成就獎、“全國模范教師”等多個獎項和稱號，多次擔任國內外重要聲樂比賽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