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然的小說集《有發生過》包括多個中短篇小說，主題涉及愛情、親情、科幻、懸疑、武俠等。雖然主題多元化，但作者的創作態度是恒定、如一的,寫作目的始終指向當下的“故事”，筆觸忠實地摹寫了人生困境，凸顯不同人群跌落其中的生存樣態。

《有發生過》

在直面現實生活的寫作中，作者深刻洞察了人與人之間的愛情。對于《夢中見》領銜的幾篇愛情小說，寂然指出，“澳門并不流行轟轟烈烈的愛情”。一方面，《跟我走》《手》等展現婚姻、愛情的分崩離析，完全服膺于個人感官的欲求。另一方面，在這樣的愛情小品文中，他強調一種隱秘、微妙，引而不發的情緒，愛情之于其中是內斂，甚至是淡漠的。由愛情引發的創傷，膚淺且易被人遺忘的。《愛妻》更像是一場絮語，作者感喟于羅曼蒂克的消亡，對此充滿著無奈和遺憾。

寂然談到，小說的創作源于對社會變化的認識和感受。他對日常生活的書寫，傾向以生命個體對事件的真實反映和體驗，反襯現實世界的荒謬。《有發生過》圍繞嬰兒失蹤虛構了一個故事，年輕的夫妻事業有成，卻沒有繁衍下一代的意愿。在病重外婆的極力要求下，二人決定生子。妻子千辛萬苦懷胎十月，不料由于醫院管理疏忽，嬰兒在出生的第二天神秘失蹤了。醫院不僅推諉扯皮，反而誣賴是孩子父親是“醫鬧”。對于醫院和警方不作為，媒體將事件放大后傳播。雖然嬰兒失竊案在全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事件偏離軌道，漸漸步入了荒誕路徑。對于嬰兒的無故消失，于社會大眾，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于議員政客，則是攫取政治權力的命門；于記者，是趨之若鶩的新聞熱點。父母徹底成為了“失語”的受害者，小說中以反諷式書寫，強調了個體的無助感。

寂然敏銳地捕捉社會變動對人的刺激，他在后記中將創作動機和盤托出：賭城崛起期間，年輕人對人生、前途的種種疑惑。作品中澳門元素、澳門風物的隱匿，推動文本進入了全球視野，揭示困擾年輕一代的共性問題。小說聚焦了社會的“零余人”混沌的生存現狀，他們沒有顯赫的社會地位、沒有厚實的經濟基礎。《死在澳門》的每一段都以“振梁從他工作/消遣的賭場走出來”作為開頭，身為賭場工作人員的他偶遇賭客湖南女人，湖南女人利用振梁職業之便贏錢后便瀟灑離開，沒有給振梁任何占便宜的機會。最后一次走出時，振梁碰到了準備從賭場頂樓輕生的女人，被欺騙的憤怒頓時轉化為興奮的叫嚷，帶動了一眾看客集體狂歡。振梁在親眼目睹死亡后仍舊對尸體憤憤不平——為什么她要死在澳門。《生存與時日》中妓女徐麗薇被不知名的社工找上門，對方主動提出對她給予幫助，但社工的突然造訪反使徐麗薇內心產生了強烈的波動，而讓一場救贖演變為無形的殺戮。《死在澳門》《生存與時日》設計了人的死亡作為結局，而且都與他者的存在息息相關，表面上是人物走投無路或者精神崩潰時自我生命的終結，內在則隱含了全部人類的精神覆滅。作者沒有停留在對人物精神狀態的表層摹寫，生命畫上了休止符，心靈的叩問還在持續：我們該往哪去？

生存環境紛亂而詭異，成為迫害個體生存的始作俑者，人類自身也成為擠壓個體生存空間的幫兇，這一點在《美麗新世界》《新生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兩篇小說帶有實驗、先鋒色彩，反映科技對全部世界結構的打碎與重塑。八十多年前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創作了長篇小說《美麗新世界》，展現了一種看似自由，實則無比殘酷的未來社會樣態。寂然一些實驗性質的小說同樣傳達了技術控制下人性喪失的思想。《未來》中，垂垂老矣的富豪妄圖延續自己統治商業帝國的美夢，他通過科技公司提供的手段，將意識移植到一具年輕的軀干上，從而實現了靈魂不死。作者巧妙地將新生兒的出生和舊意識的移植并置在同一時刻進行，二者究竟誰是未來世界的主宰者？我們亦可以強烈感受到，一場沒有硝煙的精神戰爭正在猛烈進行：人類彼此廝殺，以攫取和掠奪他人的意志為目的，最終結果是科技顛覆世界，人類淪為“玩物”。

寂然對人的思考和書寫展現了不同的個體。他立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表達自我對時代暴露和控訴，但另一方面，他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形象化、符號化的，較少對于個體生命價值的開掘。對“個體之人”內在價值缺乏更有活力的呈現，削弱了重建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生活倫理審美訴求的力量，因此作品的觀感更趨向于社會的紀實影像，“個體的人”也普遍以“集體的人”的面目出現在文本中。

中國有文學教化的傳統，中國古代的小說滲透了因果報應觀念，并帶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寂然承繼了中國古典小說“因果報應”的母題。武俠小說《奪》以江湖爭斗為背景，“黑風寨”大當家傅壯飛稱霸一方，兼具二當家和義子身份的雷力長年忍受著傅壯飛的嚴苛教導，并暗自決心取而代之。他培植心腹、聯合殺手，對首領之位勢在必得。豈料所謂忠心耿耿的心腹是對手派來的臥底，并利用雷力剛愎自用的弱點將其置于死地。月圓之夜，雷力周密布局，在一舉暗殺傅壯飛后，他也命喪“心腹”之手，頗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意味。作者勾勒了因果律的價值觀，也解構了武俠小說中自由、俠義的內核，文本內在仍舊是復雜人性與權力斗爭交織。《報復》更像是現代版的《聊齋志異》，故事開頭以備受背脊疼痛折磨的年輕女性接受治療為開端，她介入下屬的婚姻，被對方的女人、小孩痛斥“狐貍精”后,詭異的患上了面部毀容、脊背劇痛等無法醫治怪病。因果律再浮出水面，成為故事的內在敘事邏輯，為小說平添了一絲鬼魅氣質。巨變時代造成人主體性的分裂，和人物成長過程中靈魂的扭曲，作者不再渴望人自我的覺醒和社會秩序的重建，轉而用一種縹緲的、宿命論式的自我毀滅完成邏輯自洽。文本蘊含的“因果報應”思想實際上折射了創作主體對社會變革的一種消極、無能為力的態度，因為時代的創傷是無解的。

日常生活不是囿于柴米油鹽的寡淡，它還應該包括科技高速發展由此引發人的生存狀態的分裂，以及物欲時代背景下，消費主體對感官的強烈刺激。在表達世俗生存尷尬境遇時，寂然常常設置開放式的結尾，以此暗示生活也沒有明確的結果。總之，因果律的滲透和開放式的結尾，令作者的敘事立場呈現曖昧不明的狀態，一方面，他想做時代忠實的記錄者，冷靜而客觀的反映現代社會種種痼疾；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他終究也無法徹底置身事外袖手旁觀，小說隱含的傳遞了作者身份焦慮的尷尬和兩難。

短篇小說要寫出生活的橫截面，幾個場景、簡單的人物足以。為此，寂然讓小說始終表現得“干凈”和“清楚”。他摒棄枝蔓橫生的復雜敘事技巧，避免讓文本陷入混亂的人物關系，刻意讓作品以一種單線的敘事節奏緩緩推進。這種線性敘事的結構擴大了卑微個體的無力感，也無形中令小說呈現出隨意、凌亂、碎片化的審美特征。在趨向于“好讀”敘事策略的驅使下，時間和空間顯然不再那么重要，《有發生過》中的每一篇小說內置情節也是為主題服務，文本承載更多的是對時代的反思和批判，關注時代產生的“惡果”，主題昭示明確、直白。

時代變幻莫測，一切變化如在鏡前的掠影，一閃而過不留痕跡。對于時刻變動的社會，我們能做些什么？寂然選擇提筆記錄，為現代社會里那些卑微卻鮮活的生命形態而發聲。他依靠穩定的敘述風格和明晰的敘述慣性，完成了一部“好讀”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