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低調、從不張揚的楊光海，與這個世界的告別也是靜悄悄的，送別他的，除了親屬、同事，只有幾位從北京本地和昆明趕來的好友。

11月27日凌晨5時半，北京密云區醫院，88歲的楊光海安詳離世。

這位中國民族志電影先行者，一輩子沉浸在民族紀錄片的拍攝和資料整理中。那些黑白的、彩色的影像，關乎民族歷史、國家記憶，更關乎民族文化的傳承。

從子雄攝影室的學徒到不怕死的攝影師

楊光海能加入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以下簡稱“民紀片”）的拍攝隊伍，與他在子雄攝影室培養起來的對影像的愛好和精湛的攝影技巧有關。

位于昆明云瑞西路的子雄攝影室，是20世紀40年代昆明有名的照相館。15歲時的楊光海因讀過小學識字，被招收為照相館的學徒。老板郭子雄不知道，這位從云南大理灣橋鄉靠走路、搭貨車，用六七天時間才來到昆明的白族少年，數十年后，會成為“中國民族志電影第一人”。

1950年2月，昆明解放，楊光海被新生活吸引，報名參軍，考入西南軍區軍政大學，1952年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

1957年，為配合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經國家領導人批準，全國人大民委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原民族研究所與八一電影制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等單位，開展了民族紀錄片拍攝工作。

這項動員了國家力量的影片創作計劃從1957年啟動，到1981年結束，共計完成了21部影片。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民族志電影史上投資最大、動員最廣、歷時最長的一次拍攝活動。

參加新中國第一批少數民族紀錄電影片的拍攝時，楊光海只有25歲，那時他是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助理。

《佤族》是其中的第一部。當時佤族還處于原始部落、刀耕火種時代，語言不通，很少有人進入，攝制組首先和頭人溝通，為了取得信任，向每家每戶贈送鹽和茶葉，和他們一起喝水酒，吃烤在火塘邊上長蛆長毛的肉。

拍《獨龍族》更為艱難，攝制組帶著沉重的攝影機、腳架、行李，乘坐火車、貨車、郵車、馬車，20多天才從北京輾轉到云南貢山縣，又從貢山跟著馬幫走了10多天，翻越碧羅雪山，穿越茫茫森林。那時正是困難時期，沒有足夠的糧食，體力消耗很大，吃不上蔬菜，偶爾能撿到馬幫丟棄的萵筍葉放在面疙瘩湯里煮著吃。拍了兩個多月后，又要趕在大雪封山前走出來。

以楊光海這次經歷寫成的文章《獨龍江畔》發表在1962年5月8日的《中國青年報》上。

動員國家力量創作的影片被蒙上歷史塵埃

1958年春耕開始前，云南普洱市西盟區（后改為西盟佤族自治縣——記者注）阿佤山的岳宋寨，年輕的楊光海抱著一臺蘇聯產的埃姆攝影機擠在人群中，為了拍到剽牛的瞬間，他不顧一切地往前靠，突然，一頭疼痛難忍的牛向他撲來，嚇得楊光海連連后退，大拇指一直按著攝影機開關，驚慌中拍下了牛被剽后怒吼掙扎暴跳的情景。

這組精彩的鏡頭，后來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很高的贊譽。

當時，為了影片的“科學性”，拍攝前，各民族調查組先寫出提綱，經領導和專家審查通過后，由學者和攝影師組成拍攝小組，到當地后再根據實際情況修改提綱，撰寫分鏡頭劇本，再進入拍攝。

然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發生了變化，一些歷史現象和社會結構已不存在。為把被拍攝民族的“社會歷史面貌留存下來”，拍攝小組采取了“搬演復原”的方法，被拍攝的村民們成了演員，演繹著逝去不久的生活。

搬演較多的是《苦聰人》。苦聰人（后經民族識別，確定為拉祜族的一支——記者注）一直散居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里，20世紀50年代，經過解放軍長途跋涉艱苦尋找，將大部分苦聰人遷移到政府安排的村寨定居。

為了拍攝重現苦聰人漂泊在原始老林里的遷徙和“鉆竹取火”生活，攝制組安排了一個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的家族，在野外露宿，篝火被雨水澆滅，苦聰人鉆竹取火，再次讓篝火燃起，奪回了溫暖。“影片中的雷鳴電閃，刮風下雨，都是后來在北京搞的特效。”楊光海說，“真要下雨，就拍不了”。

攝制組還把別的村寨的人集中到牛塘寨，搬演“男女談情說愛，吹著蘆笙跳著舞”。

這種拍攝方法，在當年設備落后、膠片短缺的情況下，使創作任務完成得較為順暢。

這批由國家主導拍攝的民族紀錄片，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問世后作為內部資料從未公開放映過。它們被放置在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機構里，落滿了灰塵。而與這批片子有關的創作者們，也幾乎無人知曉。

40年后的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云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第一屆影視人類學碩士培訓班的學生觀看了1957年拍攝的《佤族》。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學者和淵當時是這個班的學生。他說：“影片中的搬演擺拍，讓我們這些剛剛開始學習西方紀錄電影理論的年輕人，覺得影片慘不忍睹”。

但是，這部影片讓他記住了一個名字：楊光海。

他的風格像費拉哈迪，但他從未看過費拉哈迪的片子

2003年3月，在昆明舉辦的“云之南人類學影像展”（后改名為“云之南紀錄影像展”——記者注）上，播放了楊光海拍攝的《佤族》《鄂倫春人》《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片子。影像展閉幕時，組委會向楊光海頒發了“云之南獎”，一枚云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國家一級文物“滇王金印”的復制品。

這個影展經過媒體的報道，楊光海等一批被遺忘的中國民族志電影人，開始重回公眾視野。

那次影展上，楊光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時，對半個世紀前深入高山深谷、原始叢林拍攝回來的片子，心懷遺憾。他反復說：“我沒辦法，我很遺憾，我很慚愧。”

最早研究中國民族志電影的德國影視人類學家瞿開森，認為楊光海拍攝的風格很像西方“紀錄片之父”費拉哈迪（Robert Flaherty）。“但老楊從未看過費拉哈迪的片子，這讓我很驚訝。”瞿開森說。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郭凈也發現，新中國成立之初，楊光海受到的西方教育僅僅是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影師訓練班上，與荷蘭電影導演、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交流過。

楊光海的知識，大多靠自學和領悟。有關人類學民族學的啟蒙，來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林耀華。拍完《苦聰人》后，林耀華審片時，問了他很多問題：苦聰人有沒有胞族、氏族，他們的婚姻、喪葬和重大節日是什么。“我蒙了，答不出來。”

為此，楊光海等攝制人員又辛苦跋涉返回牛塘寨，補拍了一些內容，前后一年才完成《苦聰人》的拍攝。

《苦聰人》完成后，已有民族學人類學意識的楊光海開始不完全按照提綱拍攝了。

在此后多年的拍攝中，即使提綱上沒有寫到、合同里沒有要求拍攝的，只要楊光海覺得需要搶救，他就拍下來。

1962年-1963年拍攝《鄂倫春族》時，楊光海用四季狩獵講述了鄂倫春族由家族公社到農村公社的變化，注重了民族學的內容，記錄了他們的婚姻、喪葬、服飾、手工藝品等。這是楊光海最滿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國外專家稱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我拍片子既不仰視也不俯視，我是平視的角度。和他們吃住在一起，以族里人的身份來拍攝。”楊光海說。

對這批影片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副教授朱靖江認為，中國這一史無前例的民族志電影攝制活動，“前輩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創作方法體系”；“這批影片在中國人類學歷史上第一次為16個少數民族建立了影像檔案，奠定了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學科基石”。

楊光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拍攝的影片，全部被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學術機構收藏，并被譯制成英文版傳播研究。

將參與者的名字編入書中

1989年5月2日，德國弗萊堡的一個人類學電影學術交流活動上，僅有3個人的中國代表團在影展上播放了5部中國影片，引起了外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在此之前我們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電影一無所知。”德國弗萊堡市立電影院負責人科貝說。

楊光海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他是經由原《環球銀幕畫刊》副主編、德語翻譯馮由禮的推介而來，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楊光海后來在他的文章中寫道：“《佤族》剽牛的鏡頭，與會者表示敬佩，認為拍得真實自然，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外國學者向他們提出了許多問題，“在西方導演眼里，中國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們發現，“中國是世界上將影視手段最早應用于民族學研究的國家之一。”

1977年，從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楊光海，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電影組，他得以重操舊業。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少數民族的紀錄片已不被關注，民族學尚在復蘇之中。楊光海孤獨前行，自己買了攝像機，堅持拍片。直至退休，他共拍攝人類學紀錄片40余部。

1981年，因楊光海拍攝的影片引起爭議，他所在電影組撤銷，電影器材、工作樣片“胡亂入庫”。楊光海痛苦憤懣，“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成了閑人的楊光海，開始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民族紀錄片文獻資料的整理上。

由于民族紀錄片的攝制參與部門甚多，相關的拍攝提綱、分鏡頭劇本、解說詞等，沒有專門的機構集中保管，散落各地，有的甚至已經丟失。

楊光海給當年參與拍攝的人寫了30多封信，他們紛紛給楊光海寄來收藏多年的文件、文本、信件等。對一些只字未存的影片，楊光海聽著影片的錄音，一句一句抄錄解說詞。書稿送到印刷廠，有的印刷字跡不清，他又花了3個月時間抄寫成手稿，再拿去付印。

在領導和同仁的支持下，《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劇本選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資料匯編》兩本著作，終于作為內部資料在1983年以鉛印本問世，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民族志電影的基本資料。

做這件很吃力而且沒有任何報酬的工作，楊光海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自覺自愿干的。我年紀大了，應盡快把資料整理出來，留給后代研究。”

他還有個心思，編書的時候，“添加參與者的名字”。按照當年影片拍攝時的規矩，每部完成的片子都沒有職員表，只寫xx調查組的名稱。這一愿望在2015年實現，《中國民族社會科學紀錄片文本匯編》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加入了楊光海費了很大周折才找到的參與者的名字。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鮑江記得，楊光海最愛說的一個詞是：通力合作。在楊光海看來，這個以國家力量主導的拍攝活動，強調的是“合作”：與學者的合作、與當地干部的合作、與兄弟民族的合作。

他們認為，沒有楊光海的堅持，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命運必然有所不同。

學術界的搶救行動

研究中，郭凈意外發現，1982年，楊光海在《民族學研究》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將“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的名稱，改為“民族志電影”。

“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公開提出‘民族志影片’的概念。”郭凈認為，它表明楊光海等少數學者，已經覺察到中國民族志電影發生了轉折：國家機構不再成為這類影片制作的主導者，學者和學術群體將成為學科發展的推動力量。

進入2000年以來，一批學者意識到，中國早期民族志電影先行者正在老去，撰寫口述史、留住他們的影像、整理他們手中的資料，刻不容緩。

2008年歲末到2009年初，鮑江用DV錄像的方式，對楊光海進行了訪談，并出版《你我田野——傾聽電影人類學在中國的開創》。

2011年，郭凈組織了一個小團隊，訪談了9位中國民族志電影先行者，并出版《中國民族志電影先行者口述史》。他們是：楊光海、徐志遠、譚碧波、楊毓驤、蔡家麒、曹成章、刀永明、刀述仁、楊俊雄。

2009年，云南大學人類學教授尹紹亭主編的“田野中國叢書”，收錄了楊光海的專著《民族影志田野集錄》；201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資深出版人尹杰為楊光海編輯出版了《鏡頭中的民族記憶》《中國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文本匯編》。

20世紀90年代，云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譚樂水，帶著他的父親譚碧波等早期參與過民紀片拍攝的老人，重訪過去的民族村寨。在跨越半個世紀的影像對話中，記錄民族社會的變遷。這些片子拍了近20年，譚碧波等老人已經去世。這部《60年后的重訪——中國影視人類學的起點》即將出版。

2015年8月，朱靖江策展的楊光海民族志影像展，在大理攝影博物館開展，這是84歲高齡的楊光海生前最后一次重返故鄉大理。他向博物館捐贈了近500張照片，3部紀錄片的拷貝。博物館館長趙渝說，“蒼山洱海將永遠銘記他的光影人生”。

也是在這一年的4月，北京國際電影節首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組委會，向楊光海頒發了“終身成就獎”。

頒獎詞寫道：“楊光海先生的系列作品是中國現代民族志影像實踐的起點，并奠定該領域的嚴謹性與高度。此后，對于民族志影像創作的堅持，使他成為該領域不可替代的標志性人物。”

身著一件陳舊卡其色外套的楊光海，在星光耀眼的頒獎臺上說：“這一輩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