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中國文化包括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譯介和研究日益增多。然而，作為學術交流和文化交往的海外譯介、研究，與作為權力話語和從文化政治的立場出發的海外譯介、研究，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區別，始終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關鍵之一。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作為學術交流和文化交往的海外譯介、研究正在日益發展，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這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圖景逐漸走向均衡，而這種均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請過去”與“走出去”

第一個方面，是主動“走出去”與被動“請過去”的日益均衡。中國當代文學主動“走出去”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由外文局創立的《中國文學》（英文版）。這份雜志以向世界各國翻譯和推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及作家為主要任務與目標。身處冷戰氛圍，《中國文學》可以說是社會主義中國通過主動介入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進而試圖掌握社會主義文化傳播的主動權的嘗試與產物。然而，由于多種原因，《中國文學》影響寥寥。20世紀80年代以后，海外傳播的主導方式逐漸轉變為被動地“請過去”，即由海外自主地選擇、譯介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以英譯為例，據劉江凱2012年統計，中國當代小說60部英譯作品中，中國大陸出版13部，海外出版機構（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則出版了43部。海外成為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的主導性力量。

不可否認，這種海外被動“請過去”存在一些后果，表現之一是海外譯介與出版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一方面，海外譯介高度依賴譯者的個人興趣，例如葛浩文之于莫言、杜博妮之于北島。此外，譯者大都選擇能夠或易于被翻譯為目的語的作品，而對于語言上難以翻譯的作家作品，如賈平凹的小說，則翻譯不夠。另一方面，海外出版商傾向選擇市場接受度高且易于被當地讀者認可的作品出版，《上海寶貝》和《狼圖騰》在海外的驚人暢銷足以證明其銷售策略的成功。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壁壘依然清晰可見的情況下，海外譯介往往會有意地選擇那些符合或可能符合譯者的意識形態及其對當代中國想象的作家作品。例如，他們往往更為偏愛那些批判當代中國的作品。簡言之，海外譯介所建構出的當代文學圖景，往往與國內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我們不能不深思這種差異背后的意識形態因素。

近些年來，盡管被動“請過去”依然盛行，但主動“走出去”也重新受到重視。不少中國文學翻譯工程或計劃正在進行，例如“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4）、“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2006）、“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2009）、“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2009）、“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2010）先后設立。這些項目的特點是：目的明確、計劃具體、資金充足，以制度性的力量來實踐中國當代文學的主動“走出去”。其他主動“走出去”的方式還包括：各高校海外中國研究中心的設立及系列工作，政府以基金形式資助海外機構的翻譯，國內出版代理人與海外機構的積極合作，民間翻譯的跨國合作等。

當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相比，相同之處在于，兩者都試圖分享乃至掌握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主動權。不同之處則在于，當下的主動“走出去”面臨更少意識形態壁壘，傳播方式與渠道更為多樣，同時更多地依賴文化市場的全球網絡。但更為重要的是，當下的主動“走出去”在力圖重新分享乃至掌握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傳播的主動權時，更強調這種主動權的有效性。這種有效的主動權的掌握在今天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不僅僅是硬實力的增強，同時意味著一種敘事的確立。這種敘事既有助于當代中國人確立自身的身份認同，也有助于確立當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可以說，當代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敘事，這正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內涵之一。中國當代文學的主動“走出去”，其目的正在于通過主動地傳播中國當代文學，掌握這種敘事的主動權，有效地建構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主動有效地“走出去”是與孔子學院的建制、“一帶一路”的布局相呼應的，它是中國全方位“走出去”的重要環節之一。

主動且有效地“走出去”的日益凸顯，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單向度化，使文化交流更為充分、平等，也更為均衡。“請過去”和“走出去”各有所長，我們期待兩者不斷交融，產生一種更為動態與廣闊的均衡。

海內外評價標準的融合

第二個方面，與中國當代文學主動“走出去”和被動“請過去”日益均衡相同步的，是海內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標準的日趨融合。這指的是，海外的譯介者和研究者對何謂當代中國的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判斷，逐漸與國內的判斷日趨一致。

在冷戰如火如荼的20世紀60年代，時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夏志清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自由主義作家明顯偏愛，而對魯迅、茅盾、趙樹理等左翼作家或頗為貶低，或干脆無視。這種文學史圖景的建構與其時國內的當代文學圖景截然相反，其背后展現的是與國內截然有別的文學評價標準和政治立場。到了80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史》傳播到國內，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些研究者和批評家，以致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由國內學者和批評家所發起的“重寫文學史”潮流也在無形中受到影響。即使到了21世紀初，海外的文學評價標準也與國內存在相當的距離，海外與國內在何謂“好的”中國當代文學、何謂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判斷標準上，仍然分歧明顯。這種分歧產生的部分原因，仍然根植于海外譯介者和研究者的意識形態立場，莫言的翻譯者葛浩文就曾說過，“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中國作品”，因此“唱反調的”當代文學作品、作家受到更多偏重。

然而，近些年來，這種分歧正在日益彌合，海外逐漸不再追求或難以追求一種明顯區別于國內的評價標準。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莫言在20世紀90年代便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等在國內也基本被評論家和研究者公認為一流作品。他的獲獎即使在國內讀者和研究者看來，也可以說是實至名歸。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劉慈欣，在2015年劉慈欣憑《三體》第一部獲得國際科幻文學最高獎“雨果獎”之前，他早就連續八年斬獲中國科幻文學最高獎“銀河獎”，被譽為“當代中國科幻第一人”，并憑借一系列高水準的作品，尤其是《三體》三部曲贏得國內眾多科幻讀者的喜愛。可以說，劉慈欣獲“雨果獎”雖是意外之喜，但也實至名歸。莫言和劉慈欣的例子都表明，海外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和“好的”作品的評價標準，正日益與國內的評價標準相融合。這種融合的原因，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國的大背景，其次是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研究與海外互動交流的日益密切，再者也是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回歸。

這種融合也表明，由中國作家、讀者、研究者和評論家共同努力所建構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評價標準，正日益獲得海外的重視乃至認同，國內的主流評價標準再不會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受到海外壓倒性影響。這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歷經風風雨雨所結出的果實之一，也是中國文化自信、學術自信的初步體現。展望未來，相信這種融合的持續深入，必將更有助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在被“請過去”的同時有效地“走出去”，在均衡的圖景中積極主動地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