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禮去南京就四庫全書影印事貢獻意見，于8月3日返北平。他與記者專門談及：“本館為貫徹此項學術上主張起見，特印行《影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分寄國內外學術機關及藏書家，征求意見，一月以來，各方覆信，一致贊同，足征本館之主張，已成學術界之共同主張。

袁同禮

1933年6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通過了教育部提議的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一案（《影印四庫罕傳本 確為文化上之重要貢獻 袁同禮昨晚抵京》，《華北日報》1933年6月25日）。6月22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商務印書館承接影印四庫全書的消息（1933年6月22日第一張第三版），而天津《國聞周報》報道說：“此次華北不寧，北平文獻多運至南方，文淵閣四庫全書亦在其列。因此遂有影印未刊珍本之議。此事業經行政院通過，由教育部特派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至滬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影印發行正式合同。合同系于六月十七日簽訂。”（《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之《四庫全書珍本影印》，天津《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二十六期，1933年7月3日）

而當時的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對此事頗有意見，特于6月24日離北平赴南京，向政府陳述意見。他在離平時對記者發表談話說：“四庫罕傳之本，不過三百馀種，內中宋元明人集，占三分之二。今抽出影印，實為學術界的之迫切要求。……倘將此三百種四庫罕傳之本，均照四庫樣式，一一為之影印，仍不免為一積極無意識之辦法，蓋四庫本經館臣竄改之處，不一而足，而近年以來，發現之孤本秘笈，遠勝于四庫本者，不在少數。……亟應以此項最古之本，影印流傳，以存古書面目。今如不利用此項極重要之新發現，而仍然照四庫原本，匪特有‘開倒車’之號，而尤貽誤后人，真所謂‘刻書而書亡’。此三百馀種四庫罕傳本，除一部分可采用四庫本外，（文淵或文津，尚待專家研究，）其馀之本，應盡采用舊刻或舊鈔，最古或最足之本，以代替之。事關專門研究，已由本館趙萬里君制成草目，經本館同人研究后，并由李木齋（盛鐸），傅沅叔（增湘），張菊生（元濟），陳援蓭（垣），董授經（康），周叔弢（進），張 庾 樓（允 亮），章 式 之（鈺），倫哲如（明），邢贊庭（士襄），諸人參加意見，以期完備。不久并在本館館刊發表。本人向來主張將四庫存目及四庫向未著錄之書，擇要影印。此項書籍之收藏，海內以北平圖書館為中心。今春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氏在平時，亦承認此種文獻之搜求，內近年來中國學術上之重要貢獻。如能將其影印流通，較四庫罕傳之價值尤為重大云云。”（《袁同禮談影印四庫全書 袁同禮昨赴京向當局供意見》，天津《大公報》1933年6月25日第一張第四版）

蔡元培

北平圖書館為此特別印行袁同禮與趙萬里所編之《景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爭求國內學者意見。并由館長蔡元培與副館長袁同禮為此致函教育部長王世杰，提出“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加“未刊”之名不妥，“以本館近年所收宋元明舊刊或舊鈔之本，一一比勘，四庫本竄改摧毀之處，不一而足。今茲影印，凡有舊刻及舊鈔足本，勝于庫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書本來面目”。而教育部長王世杰在復函中說：“未刊者三百馀種，雖見著錄，刊于宋元，而流傳已少，有同未刊，是定名為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又四庫所收，非盡善本，但板木追究無窮，采訪尤費時日，善本雖有，乞假非易。且以庫本與刊本并印，與普通叢書相同，恐不符此次印行四庫存其真相之原意。而且四庫以價值定其去取，觀點不同主張難統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選擇，則未當選之未刊本，永淪于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預定組織一委員會，審定目錄，藉收各方宏議，以定去取。現因印行四庫全書未刊本，已成定議，未便更改，而印行四庫底本，亦屬要舉，不妨并行。”并說，“關于籌印四庫底本事宜，可否請北平圖書館擔任”[《補白：關于影印四庫全書之兩篇文章》：“茲悉袁氏曾與蔡元培聯名具呈教育部，陳述意見，教部則似未能采納。因此北平圖書館似否仍加入合作，亦成為問題。茲錄蔡袁兩氏與教部往復兩文如次。”天津《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二期（1933年8月14日）。《北平圖書館館長及副館長上教育部呈》（二十二年七月五日），《教育部長復蔡袁二君函》（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1933年8月14日《文學副刊》第二百九十三號）]。明顯教育部不接受北平圖書館“以善本代替庫本”的建議。

袁同禮去南京貢獻意見，于8月3日返北平。他與記者專門談及：“本館為貫徹此項學術上主張起見，特印行《影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分寄國內外學術機關及藏書家，征求意見，一月以來，各方覆信，一致贊同，足征本館之主張，已成學術界之共同主張。本人在滬時，曾與蔡孑民先生聯名上教育部一呈，滬上精通目錄版本之學者，如董康，張元濟，徐乃昌，劉翰怡，葉恭綽，冒廣生諸先生均力贊此項主張，并由葉君主稿，聯名致函教部，貢獻同樣之意見。”（《影印四庫全書 應聘通人嚴定去取 藉收集思廣益之效 蔡元培袁同禮向教部建議》，《華北日報》1933年8月4日第七版）天津《大公報》8月14日在《文學副刊》也刊載了袁同禮與向達合寫的《選印四庫全書平議》，以及王重民的《論教育部選印四庫全書》（袁同禮與向達此文也刊于《北平晨報》1933年8月14日第十二版《北晨學園》；該版8月15日還刊有謝國禎、李益華、劉節、譚其驤、胡鳴盛等人就同一話題撰寫的文章；8月19日又刊登王庸《四庫全書的價值和影印》；《北平晨報》又把1933年8月21日、22日《北晨學園》辟過“討論選印四庫全書專刊”）。

陳寅恪

1933年8月11日，有陳寅恪參加的二十五位學者致函教育部長王世杰，提出對影印四庫全書的意見：

雪艇先生部長大鑒：近報紛紛傳大部有籌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之議，且將開始工作矣。宣揚文化，提攜學術，無任欽佩。惟此事體大，非徇一二人之意所能立致，茲有二事，未敢默爾，謹為先生陳之，管龠之見，或有補于萬一，幸垂查焉。

（一）四庫全書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應采用他本也。考四庫成書時，館臣任意竄改，有惡其內容不雅馴者，如周南山房集之刪疏文周孚蠹齋，鉛刀篇之刪禱雨文是也。有惡其行文對忌諱者，如黃宗羲《明文海》，凡明人制夷御侮之作，多加刪落。以稿本《明文案》比勘，便可了然。其著例也。此外宋元人文集奏議中精粹語，為庫本失書者，又何止千數，而卷數之增出倒置，序文之刊落改削，更無論矣。有據殘本入錄而原書尚存天壤間者，有據輯本入錄而所輯實未完善者。凡此種種，目錄學家類能言之。今茲選印，似應向海內外公私藏家及專門名家廣征意見，嚴定去取。所有各書無他本可代者，則匯為甲編，以示別于他書。至其他各書，雖近世無覆刻本，然宋元明舊刻，或舊鈔具在，較庫本高出百倍，或即庫本所自出者，則匯為乙編，與甲編之書，互為表里，相輔而行。甲乙兩編，擬定名曰四庫萃珍，（或以他名代之亦可）而詳著編輯改革之旨于凡例中，以明示后人。如此則二難并矣。

如謂乙編之書，既非庫本，似不必與甲編合印，以昭劃一。實則甲編之書，悉用庫本，本已無甚價值可言，今有乙編輔行，使甲編之書為之增色，海內外學人必奔走相賀，使天下后世知大部籌印此書之經過，非草率將事者可比，豈不善哉。如謂乙編之書征集非易，善本無窮，烏能立致？此亦過慮。且中國版本目錄之學，至今日而極盛，國內固不乏精通斯學之士，國外亦有聞風繼起者。關于調查編制諸項，盡可延聘專門名家，或委諸以藏舊刻善本書著稱之公私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共同負責辦理。限以時日，事必能成，是非得失，在此一舉。此愿為先生告者一也。

（二）四庫全書“未刊”本名稱，及范圍內容應重加考量也。查四庫全書，據稿本入錄者，為數無多。即輯自永樂大典或錄自抄本者，當時亦大抵有刊本或覆刻本。第歷世久遠，遂湮沒不傳耳。茲所編印，如統以“未刊”為名，似欠斟酌。不如以北平圖書館近編之罕傳本目，以“罕傳”為名，較合于邏輯也。如謂“未刊”云者，乃狹義的而非廣義的，則狹義的“未刊”究至何代截止。謂截止于明代以前耶，則何解于近出之中央圖書館所輯擬目中，亦有明人著述在內。謂截止于明清以前耶，則書雖刊于明代，而傳世之希罕，不亞于宋元舊刻。如《北河紀》《滇略》等書，何以悉未采入。且中央館擬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經部之石鼓論語問答，四書管窺，史部之太平治跡統類，大金德運圖說，熬波圖，子部中之資政要覽，集部之苕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后單刊本，或叢書本，何以又悉行列入？似此矛盾支離，殊難索解。似應即日延聘通儒，從長考量，否則徒令外人齒冷。此愿為先生告者二也。

此上所舉，均系當務之急，務希先生等本學術公器之至意，采愚者一得之靖獻。弟等不敏，于簿錄之學，粗涉藩籬，自當勉盡綿力，共襄大舉，以底于成。文化前途，實利賴之。敬布區區，諸希見諒。專此順頌道祺。李盛鐸，陳垣，顧燮光，沈士遠，張允亮，顧頡剛，朱啟鈐，徐鴻寶，劉復，葉恭綽，馬廉，湯中，董康，冒廣生，陳寅恪，傅增湘，馬衡，陶湘，江瀚，徐乃昌，趙尊岳，朱希祖，張之銘，劉承幹，沈兼士仝啟。[《影印四庫全書 學術界反對 葉恭綽等再向教部建議》，天津《大公報》1933年8月16日第一張第四版，同日《北平晨報》、天津《庸報》，21日《國聞周報》也有相似報道]

這封南北學者致王世杰的意見書，明顯后面組織發起者是北平圖書館。根據8月3日袁同禮談話，執筆者是葉恭綽，然后北平圖書館聯絡南北學人來簽名。而顧頡剛在日記中說：“在報端見董康領銜上教育部書論四庫全書事列有予名，事前未商同意。”（1933年8月15日，《顧頡剛日記》卷三，第78頁）不清楚陳寅恪是否也屬于此類情況。關于影印四庫全書事，教育部與北平圖書館意見相左。張元濟致函袁同禮、趙萬里等討論此事，意見與教育部相同，袁同禮也復函回應。

張元濟

張元濟信中說：“守和（袁同禮），斐云（趙萬里），先生大鑒：敬復者，昨得斐云兄十一日手書，展誦祗悉，影印四庫未刊本，二公主張擬用善本替代，并聯合南北各學術團體及各地學者，即日曹具公函，向教育部當局建議，甚盛甚盛。惟弟竊以為茲二事者不妨兼營并進，而不必并為一談。”“至以善本代庫本，則鄙見竊以為不必，且于事勢亦有所不能。善本難遇，乞假尤難，往返商榷，更多耽擱。如是則觀成無期，且善本亦正無窮。先得一明本，以為可以替代矣，未幾而有元本出，又未幾而有宋本出。若以明本自畫，則于目的有違，若必進而求元本，更進而求宋本，則觀成更無期。故弟竊以為二公高見與教部原意，分之兩利，合之兩妨。”[《補白：張元濟對影印四庫全書意見——張氏復袁同禮等書》（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影印四庫全書 袁同禮張元濟各述立場》，天津《大公報》1933年8月18日第一張第四版]

而故宮博物院對此也頗有意見：“影印四庫全書，尚有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之爭。據本月九日上海《時事新報》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長江瀚氏之談話云：‘文淵閣四庫全書，向歸本院保管，春間隨第一批古物運至滬上，當古物滯留浦口之時，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將此書撥交中央圖書館保管，后以關系重大，未能實現。旋即由中央圖書館以影印名義，將此書版權歸諸該館。事前未于本院接洽，遂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會議照案通過。是此影印動機，已不純潔，而非簡單的學術問題也。本館為國家文化機關，影印本館保存之書，自當由本院主辦。但為遷就事實，力圖補救起見，除保留所有權外，均可讓步。乃將中央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之合同，修改數條，提交本院理事會決議通過。’”[《補白：江瀚談影印四庫全書》，《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另見《被影印之四庫全書 故宮仍留所有權 江瀚昨談問題之經過》，《華北日報》1933年8月9日]

陳垣

而教育部于8月14日發出聘書，聘陳垣、傅增湘、李盛鐸、袁同禮、徐鴻寶、趙萬里、張允亮、張元濟、董康、劉承幹、徐乃昌、傅斯年、顧頡剛、柳詒徵、張宗祥、葉恭綽、馬衡等十七人，為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委員[《四庫未刊珍本編訂目錄委員聘定》，天津《庸報》1933年8月15日第一張第二版。《補白：袁同禮覆張元濟書——為影印四庫全書事》：茲聞編訂目錄委員會，業已組織成立。《補白：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編目委員會》，《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四期（1933年8月28日）]顧頡剛其實當了掛名委員而已，據其1933年9月9日記：“明天《四庫全書》委員會開會，守和來邀，予亦未能去。”（《顧頡剛日記》卷三，第86頁）

8月20日《北平晨報》發表社論《不必影印四庫全書》，認為四庫全書對于現代學術缺乏應用之功效，主張“選印佳作，單獨刊行，不可全部影印，更不可整部發售”。8月21日天津《大公報》也刊有《對籌印四庫珍本之希望》，其中提及“其后南北學者董康李盛鐸等兩次致書教育部王部長，貢獻意見”。8月22日天津《益世報》也發表了《關于影印四庫未刊珍本》（《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四期，1933年8月28日）。而北平圖書館還在館刊七卷五號刊發了《影印四庫全書專號》。

冷廬主人在《評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一文提及：“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有《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選經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四十三種，都若干卷。前有例言四則，后附‘質疑目錄’五十二種。惜編者缺乏圖書目錄學常識，自該草目公布后，即有董授經傅沅叔葉玉虎諸先生聯名致書教育部，曾有強烈批駁之處。”（文后署有寫作日期：“二二，八，二十六，于北平”，《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六期，1933年9月11日）董康后來又曾致函教育部，對關于影印四庫全書提出過具體改進意見書（《補白：董康函陳教部關于影印四庫全書意見書》，《國聞周報》第十卷第四十期，1933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