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0月14日

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出版

同治壬申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4日），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創刊號在上海公共租界發行，這里后來成為有清一朝毋庸爭議的媒體之都。與當時其他多數中文雜志和報刊一樣，《瀛寰瑣紀》為外國人擁有及經營的公司，隸屬申報館。經營者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一個來自倫敦，精力充沛且具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他精通漢語，早已洞察中國自身的遺產及其對世界的興趣，足以保證現代印刷品的商機。

《申報》是這間公司最重要的出版品，創刊于《瀛寰瑣紀》出版半年前，股本只有1600兩（相當于1874年在香港創辦一份中文報紙所需股本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能購買的設備和雇用的員工有限。除了新聞、社論以及轉載的邸報和香港中文報紙的摘錄，這份報紙還邀請文人就國家事務發表評論，或撰寫娛樂性文字與花邊新聞，以此激發公眾討論并填充版面。

《瀛寰瑣紀》

《申報》創刊時很快收到一大批文人的來稿，他們熱切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在這種新媒體上。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經過挑選的稿件能夠發表。到1872年9月，報紙八個版面中的兩個半到三個版面可以登載自己的內容，其余版面則是轉載（占一個半版面）的內容和廣告。一周發行六期，每期大概印量3000份。僅僅9月一個月，《申報》即刊登了23首署名的詩歌和散文，33篇多數署名的長篇新聞報道和評論，這些稿件全來自報館以外的人。稿件內容與當下社會緊密關聯，包括描寫公共租界狀況和鴉片煙癮弊害的竹枝詞及散文，還有涉及一系列主題的新聞：包括前載評論文章引發的后續論爭，關于春藥危害的警告，乃至于城市解決乞丐問題的對策。

這群知識分子作者，正是這份創刊不久報紙的目標讀者群。它小心從事，唯恐這些支持者熱情不再，也正是這股熱情，推動了精英階層對報紙的接受。雖然《瀛寰瑣紀》提供一個新園地，刊載具有時興趣味但與時事并不直接相關的作品，但并不影響《申報》外來稿數量。1872年12月，《申報》外來稿有66篇詩歌或散文，以及41篇評論或新聞。

《瀛寰瑣紀》創刊號，提綱挈領的序言表達這份刊物起先不是以專門“文學”期刊為主。自稱“仿《中西見聞錄》而更擴充之”，所提及的刊物是兩名英國傳教士在北京創辦的中文期刊，此二人后供職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同文館。《中西見聞錄》的創辦者獻身于中國和中國文化，對英國的中國政策持批判態度。期刊命名已然表明創辦刊物之目的：要為他們的讀者打開世界；要發表“見聞”，亦即新聞，借以引進科學、技術，以及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社會報道。《瀛寰瑣紀》用“瀛寰”一詞涵蓋前文所述的“模仿”與“更擴充之”。內容將包括那些即便未曾親眼見聞，卻有“理性”基礎的事物，或者即便沒有“理性”支撐，卻有“想象”可暗示的事物。“瑣紀”隱含容納不同形式短篇寫作的開放性，以及作品應具備最高質量的觀點。這份刊物四年間共發行58卷，其間兩次更名，意義則不變。它預示了往后許多中文文學期刊曇花一現的命運，這些期刊經常不受出版商重視，編者往往形成特定小圈圈，并遭受審查制度之害。

《申報》

《中西見聞錄》

這份期刊的編輯工作由中國文人擔任，語言和版式大部分依照他們的偏好。于是，《瀛寰瑣紀》（以及同階段的《申報》），與同時期和稍早在北京出版的新教傳教士刊物形成鮮明對比。刊物采用中國農歷，也不在文本中使用標點符號——因為后者所代表的標準低于他們目標讀者的文化程度。無論這些形式上的標記將體現出何種中國性，這份刊物的序言，卻特意突出美查居間扮演的重要角色。將刊物的“有遠志”歸功于美查，稱其懷此洞見——即“驚奇駭怪之談，沈博絕麗之作”，定會比枯燥無味的“經書”更具教育意義。還將刊物的定位之功歸諸美查，即引入應用科學方法、濟世安民的方策以及科學知識，同時提供娛樂等。雖然美查只是以書齋主人（尊聞閣主人）之名出現在這篇頌辭中，但他似乎無須更多的介紹。這說明《瀛寰瑣紀》和《申報》目標讀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

發表于《瀛寰瑣紀》的作品當然要努力達到期刊的要求。第一卷文章極富娛樂性和知識性，有談及神經系統，也談到閑置的蒸汽巨輪“大東方號”（Great Eastern）改裝為電纜鋪設船，在不列顛群島和美國之間鋪設第一條跨大西洋海底電纜時，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篇關于長崎之行的報道，被標舉為書寫某一特定地方風土人情之“典范”；另有一篇諷刺文章，談到一個領取救濟遭拒的英國人，直到他把自己的金牙換成馬骨牙。然而，即便以最寬泛的“文學”定義理解，這一卷并沒有“文學”作品。

這是一項創新性的冒險事業，申報館繼續探索這份期刊未來的可能前景。過程中，它借鑒了類似內容多樣的英國期刊——如《布萊克伍德愛丁堡雜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或《威斯敏斯特雜志》（Westminster Magazine）等，同時又盛贊《莊子》《列子》中，那些雋永而趣味非凡的寓言所使用的文體模式。前述兩部著作成功以華美而不空洞、不落俗套的文采，表達哲學上的洞見。

《點石齋畫報》

這些都是與時代密切相關，內容非常明確具體的文本。無論長崎之行報道的典范寫作，或以骨頭做成的假牙作為諷刺的依據，乃至于稱贊《莊子》《列子》的寓言，總而言之，都暗示出一種非常都市化的審美品位。這種品位在接下來20年中，主導了申報館的出版事業，一直延續到著名的《點石齋畫報》出版為止。由于《瀛寰瑣紀》越來越迎合當時流行偏愛具體和寫實的國際寫作趣味，它對大部分中國思想、著作和繪畫中所呈現的空洞形式主義，持批判態度。

《瀛寰瑣紀》第2卷擴展了范圍，納入詩歌、歌劇詠嘆和獻辭等高雅風格的文學作品，還包括格言、游記和速寫當時名妓等新題材，多數都是新創作文本。但刊物也開始刊載此前未及發表的作品，特別是太平天國戰爭中死難者的遺作。編者為了解釋選文標準，好讓讀者了解自己可能會投稿或建議刊登的稿件類型，經常在文末加上短評。這份刊物的作者日趨多元化，說明刊物正被視為發表視野廣泛的短篇文類陣地。一些有地位和聲望的作家開始投稿，不再署名“某客”而是署真名或齋號。通常一卷36頁的篇幅中，文學文本占到7頁。而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群體開始形成，他們擁有同樣廣泛的文化興趣，標舉自己為“大雅君子”。他們對“世界”充滿興趣，但并不崇拜所有“西方”事物，并且與瑣碎內容的夸張框架保持反諷式的距離。他們是一群剛經歷過一場毀滅性內戰帶來創傷的有閑階層。

刊物第3卷賦予文學更加顯要的地位。《申報》之前已發表一些英語小說的節譯，如《格列佛游記》的片段，此時開始連載利頓（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以遺產繼承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昕夕閑談》（Night and Morning，1841年）譯作。在訂閱刊物的方式尚未普及，讀者每期購買的市場中，連載也發揮培育持續性讀者的作用。《昕夕閑談》據說可與偉大的中國小說相媲美，而且把“novel”這一世界性的文學文類加入中國小說中。《昕夕閑談》完美地符合申報館的美學規劃。譯文附有評論，使用中國文學的評點語匯，來突出其復雜的文學技巧（如伏筆）。同時又向讀者介紹英國的社會背景，那是女孩可以單獨旅行，年輕女士談戀愛也不會被排斥的地方。《昕夕閑談》旨在“怡情”，但卻通過這種方式提供了參照，而非直接批判中國本地風俗，達到修正中國風俗的目的。此時，申報館已發現一些未曾刊行或稀見的中國小說符合他們的規劃。于是，《瀛寰瑣紀》轉而發表那些作品，因而終止連載，《昕夕閑談》譯作最后以書籍形式出版。《瀛寰瑣紀》另外刊載的外國作品是24卷至26卷連載的寺門靜軒（1796—1868）的《江戶繁昌記》，這是一部有關19世紀30年代江戶（今東京）極為具體，又具諷刺性的紀實文學作品。此書以漢文寫成，不必經過翻譯。在明治維新以前，漢文在日本享有崇高地位。

《<昕夕閑談>校注與資料匯輯》 蠡勺居士著 鄔國義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第3卷出版后，《瀛寰瑣紀》已發展出它的關鍵性特色，包括描述性的詩歌，如《尊聞閣同人詩選》；關于非凡人物的生動傳略，有內戰中的男女“烈士”，也有妓女或乞丐等都市型角色；討論水災這類實務的專題論文，學術性的征引（大部分是中文材料）極大地提升了這些論文的質量；諸如曾國藩（1811—1872）等名人的未刊書信、游記；以及相當數量從內戰中保留下來——有時候只有片段——獨一無二的文學作品，及其紀念性的引言。

1876年，這項事業突然中斷，此時申報館已確立了自身作為中國文學文化遺產，以及發表新作品最重要出版者的地位。許多曾為《瀛寰瑣紀》撰稿的作者，繼續為申報館出版的書籍寫序、作注及題詞，這些書籍為接下來數十年的中文出版品，建立了典范性的標準。《瀛寰瑣紀》終刊時，尚有大量的手稿未刊登，標志了這份期刊及申報館是廣受尊重的文學生產空間。兩位編輯從這些手稿中，挑選部分繼續整理發表。其中一位是蔡爾康（1851—1921），后來任職上海機器印書局，并創辦了《侯鯖新錄》。這份刊物出了4卷，延續《瀛寰瑣紀》和宋朝舊的《侯鯖錄》的傳統和美學規劃，匯集了多種多樣的文類：詩歌、軼聞、關于人和風俗的報道、歷史論文、書信及評論。

這種屬于美學而非特定文學的規劃，卻起到了理論上的紐帶作用，它聚合了混雜的篇章，將其整合到申報館總體的出版規劃中。這一規劃，采取的立場與固守中國文化本真性之態度已然分道揚鑣，它輕輕地打開了中文寫作參與世界文學和文化潮流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