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從日本給媽媽打電話，第一句話就說：“生日快樂”。媽媽很高興，告訴我她正準備出門去美容院，還說她中午前要趕回家。我已經從三姐那里聽說了，哥哥姐姐們都安排好了，中午要在媽媽家，給媽媽賀壽。電話里媽媽的聲音很洪亮。我的哥哥姐姐們，雖然都不是有神論者，卻相信73和84是數字中的厄介，所以媽媽的生日，他們想隆重地辦一下。用哥哥和姐姐的話來說，隆重可以“沖邪”。媽媽剛好八十四歲。

但中午我再次打電話到媽媽家，沒有人接電話。給三姐的手機打電話，三姐說媽媽突然發高燒，去醫院找醫生看，醫生當場安排媽媽住院了。三姐補充說：“應該沒有什么大病。可能是因為媽媽的年齡比較大，所以醫生才讓媽媽住院做全面檢查。”

不過是感冒，吃點消炎藥，打幾個吊瓶，燒退了，媽媽就會出院的。我們都這么想。

第二天晚上，我又給三姐打電話。三姐說媽媽的燒一直不退，驗血結果雖然出來了，但查不出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三姐又補充說：“那個小護士不行，扎針扎不準，每次都扎好幾次。媽媽的胳膊都被扎青了。”

我這個人，幾乎很少失眠，只要腦袋挨上枕頭，馬上就會睡著的。但媽媽住院的這個夜里，雖然我很困，透過窗簾照在床頭的一絲月光使我覺得不舒服。只要一睜開眼睛，墻壁是青色的，被子是青色的，我甚至覺得我睡覺的房間也是青色的。失眠原來是如此難熬。

翻來覆去中，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件事。那是好多年以前，媽媽也住過一次院，是什么病我忘記了，反正做了手術。媽媽在醫院住了大約一個星期。那一次，我特地從日本趕回去，到醫院看望媽媽。病房里只有我跟媽媽兩個人的時候，媽媽躺在病床上，握著我的手，悄悄地問我住院費和手術費會不會太高，醫療費會不會沒有人承擔。爸爸死了以后，媽媽靠養老金生活。我常常從日本給媽媽寄一些錢，哥哥姐姐們每個月多少也給媽媽幾個錢。媽媽一共有六個孩子，醫療費平攤六份的話，應該不會是太大的負擔。因此媽媽如此擔心她的醫療費令我覺得驚異。哥哥姐姐們，當然也到醫院看望媽媽，只是不像我，反正沒有家，干脆睡在臨時搭在媽媽的病床旁邊的鐵絲床上。從早到晚，我一整天都守在媽媽的身邊。那時我望著媽媽說：“你不要怕。這次的醫療費就讓我一個人包了吧。”我說的是真的。我一小離家在外，一直沒有照顧過媽媽。原則上，有力的出力，出不了力的，出錢也行。媽媽當場流了淚，好像松了一口氣。媽媽流淚的時候，我的心里酸酸的。過了一會兒，媽媽小聲地對我說：“謝謝你。”我的心本來就酸酸的，媽媽說謝謝我，我覺得不自在，難過得想哭。我對媽媽說：“沒關系，沒關系，我是你女兒，你把我養這么大，我應該報答你。”于是媽媽使勁兒牽著我的手，牽了很長時間。長那么大，我還是第一次在媽媽的身上看到不安和怯懦。媽媽老了，也許是因為年齡大了，媽媽沒有安全感。

但真是鬧心，因為我突然意識到，媽媽肯定又在擔心她的醫療費了。我真想馬上趕回去看望媽媽，像幾年前一樣，讓媽媽牽著我的手。而我呢，會再一次告訴媽媽，我愿意承擔所有的醫療費。晚上，丈夫從公司回來，他在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天到晚總是在忙著編書。聽了我的話，他對我說：“你啊，我覺得你應該回去看一看媽媽。媽媽年紀大了，每看一次，就意味著見面的機會減少一次。日本和中國，雖然坐飛機三個小時就到了，比去沖繩還近，但真回去一次，其實并不容易。話說回來，你有多久沒有回家了？”我想了想，回答說：“五年，或者六年了。”丈夫吃了一驚，但沒有說什么感想，過了一會兒，他端了一杯咖啡到我身邊，問我：“媽媽有生命危險嗎？”我反問丈夫：“聽三姐說是發燒，應該是感冒吧，感冒會有生命危險嗎？”丈夫說：“可能性不大。”

話是這么說，到了第三天早上，我還是迫不及待地打通了三姐的電話。三姐告訴我，昨天夜里，媽媽已經被轉移到重癥監護室。我嚇了一跳，一口氣追問下去：媽媽危險嗎？媽媽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三姐說連醫院都確不了診，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病。三姐還告訴我，因為媽媽的嗓子里都是痰，喘不上氣來，所以喉嚨里被插了一根膠皮管子，媽媽現在沒有辦法說話。這時候，我發現三姐說話有一個特點，就是把最關鍵的話，放在最后說，每一次都是這樣，令我覺得每次在放下電話機前都被她扎一針，很痛。三姐說：“媽媽的嘴角和嘴唇，全是血跡，黑色的血跡。”我真想知道那些血跡是怎么來的，卻沒敢問。

我跟三姐通話的時候，正坐在窗前的沙發上。天氣很好，十月的陽光將房間的墻壁照得十分明亮。我的身邊坐著剛滿四歲的兒子。兒子出蕁麻疹，肌膚上一塊塊紅色的斑疹看起來像山丘。我一邊跟三姐說話，一邊用冰袋冰出疹子的地方。兒子正在看電視。

三姐還在說媽媽的事。三姐說媽媽的喉嚨里被插了管子以后，因為說不了話，所以有什么事征求媽媽的意見時，媽媽只能搖搖頭，或者眨眨眼睛，不知道媽媽到底在想什么。但三姐補充說：“媽媽好像一直在尋找什么似的。我們都覺得媽媽是在找你。”然后三姐停頓了一下，問我說：“你覺得媽媽是不是在找你呢？”

我放下手里的冰袋，站起身，走到窗前，朝窗外望了一會兒。人行道上，幾個人匆匆走過白色的石階，此時此刻，燦爛的陽光白得令人難以承受，我把窗簾拉上了一半。重新坐下來的時候，感覺比剛才舒服了很多。我腦子里映出媽媽的樣子，媽媽沒有任何變化，溫柔的微笑和疲倦的神情。媽媽的確就是這個樣子。

三姐在電話的另一端重復地問我剛才的問題，聲音很大：“你覺得媽媽是不是在找你呢？”

我不禁點著頭，口里跑出來的話卻是：“都什么時代了，醫療如此先進，怎么會查不出媽媽得的是什么病呢！”

三姐回答我說：“醫生也很為難，只告訴我們查不出毛病來，因為驗血后得出的所有的指標都屬于正常范圍。”三姐補充說：“高熱不退，靠喉嚨插著的管子呼吸，媽媽看上去很難受。”

三姐小個頭，大眼睛，小嘴，跟媽媽長得很像。在我的眼里，三姐跟一些脆弱的小動物屬于同類，兄弟姐妹里我最疼的就是三姐。三姐在電話的另一端抽抽搭搭地哭起來了。我也想哭，但我覺得自己一旦哭起來的話，也許根本沒辦法停止下來。而我的身邊正坐著生病的兒子。我對三姐說：“你別哭。哭也沒用。你哭會影響到我的心情。”但三姐還在哭，我的心被三姐的哭泣搞得破碎不堪，好久好久不能說話。我快憋不住想流淚的時候，三姐突然停止了哭泣，對我說電話里先聊到這兒，媽媽的事，如果有什么變化的話會馬上通知我。三姐真是個怪人，情緒轉變得這么快。但我松了一口氣，連聲對三姐說好。三姐還囑咐我每天都要給她打電話。最后，三姐補充說：“你離得遠，可能比我們還要擔心媽媽。但我知道，你一個人在海外并不容易，所以你不用太擔心的，我們有這么多人在媽媽的身邊。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三姐想掛掉電話的時候，我忙叫住她。我問三姐：“媽媽有沒有上醫療保險？”

三姐停頓了一會兒說：“沒有。”

我接著問：“為什么？”

三姐說：“媽媽的年齡太大了，保險公司不給上保險。”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國內生活了，不懂得年齡大了為什么上不了醫療保險。自1992年2月來到日本以后，國內的很多變化，我都不知道。因此我懷疑，說媽媽年齡大，也許只是哥哥和姐姐沒給媽媽上醫療保險的一個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