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來自新華社國內部的陳聰，2010年大學畢業后來到新華社工作。在國外的時候常駐過埃及和敘利亞，是一名戰地記者，回國以后采寫過黃大年、鐘揚、王繼才、朱有勇、李德威等典型人物。

一、對“四力”的理解

腳力，我覺得是作者心中最純粹的一種“到達感”，就是那種想要去現場，想要用雙腳去丈量腳下的土地的那一種沖動。

筆力，我覺得是作為一名作者和世界溝通乃至改變世界的獨一無二的方式。

腦力，我覺得是一個作者或者編輯所有能力里那種最無法言說但是又最神奇的存在。

眼力，我的理解是你走到，看到，還要用心去感覺、去觸碰，不然你可能“腳力”到了，但是那種泥土和露珠的感覺未必能體現在稿件里面。

二、踐行“四力”的經歷

之前我在中東常駐三年時間，去過埃及大規模示威游行的現場，去過敘利亞的化學武器襲擊現場，也到過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和中東一些其他國家，感受過槍林彈雨，也體會過生死一線，可以說是幾年間中東劇變的親歷者。

后來到了敘利亞以后，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來到戰地，目睹真正的戰場。硝煙是什么樣子？爆炸現場是什么樣子？真正的槍林彈雨又是什么樣子？很多現場可能就是一生一次的經歷。

很多人問我說在那個時候會不會很危險，我說不會啊，我去費盡心思地去觸碰這個國家的脈搏、還有它的腦洞，用雙眼記錄它身上每一天發生的變化，甚至是廢寢忘食、茶飯不思地去做這件事，回想起來我，那種真正沉浸在一件事情當中的感覺，真的是一種特別美好的感覺。

可能有人想問我，在戰地里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最讓我奮不顧身的是什么？我想就是血肉模糊的真相，去走進這里人們的內心，感知他們對戰爭的絕望、對生命的希望，把戰爭中最殘酷、但是最真實的一面剝開來給人們看，喚起更多的人對生命和死亡更深刻的理解。

回國以后，經過幾年沉淀，我轉投國內報道，這是一個和國際報道完全不同的領域。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幾次采訪經歷。一次就是我去四川涼山著名的懸崖村采訪，這個村建在懸崖峭壁上的山坳里，懸崖海拔高度1500米左右。因為懸崖陡峭、費用昂貴，在這里修路很困難。在很長時間里，進出懸崖村只能通過用木棒和藤條編成17段藤梯，上下十分危險。

我們去這里的時候，情況已經好很多了，我們爬的是當地政府剛剛修好的一條新的“天路”，是一段用6000根鋼管打造的“天梯”，其實我們當時爬得十分艱難，從山腳下往上爬，手腳并用，有的地方幾乎是直上直下的懸崖，鋼管旁邊就是萬丈深淵。當時我的眼睛不敢往旁邊看，只能盯著眼前的鋼管往上爬。爬到山上用了大概4個多小時，往山下爬的時候，我的雙腿就止不住顫抖，只能讓村里老鄉扶著我一點一點地爬到山下。爬下去以后，我已經是滿身大汗，但老鄉們卻說，現在我們爬的“天梯”對他們來說，已經像是“通了高速”。

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報道，就是對黃大年和鐘揚的報道。黃大年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在他的推動下，我們對大地和深海的認識追趕了發達國家20年的進度。鐘揚是一名植物學家，他用生命的最后16年時間，在青藏高原采集了4000萬顆種子的國家寶藏。這兩位科學家明明處在不同的領域，但是他們身上卻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說他們是兩個不愛睡覺的怪人，他們一天就睡四個小時，每天如此。如果他們還在世，我真的想問他們：他們這么瘋狂到底圖什么？

我帶著這個問題，走到他們工作過的地方，看到黃大年躺在地上阻擋卡車強拆無人機庫的地方，看到鐘揚辦公室里那個被沒報銷的機票和發票裝的滿滿的抽屜。采訪得越深我才越明白，每個科學家心里，都住著一個奮斗的靈魂。

從黃大年到鐘揚，他們身上有一種信仰，他們信仰這個美好的時代，他們愿意為這個時代做出偉大犧牲！我想，一個國家的偉大事業、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不就是靠這么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砥礪奮進、傳承下來的嗎？

剛畢業的時候我曾經想過，自己的“二十幾歲”應該是什么樣子呢？現在回過頭看，我覺得，有理想，有蛻變，有奮不顧身，也自帶光亮，溫暖自己、照亮別人，這就是新華人的氣質，也是一個青年人真正的成長。

（作者為新華社國內部中央新聞采訪中心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