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臺錄完節目出來，暮色四起，縣城浸泡在濃濃的水汽中。我沒想到自己這么能說，本來說好一個小時的節目，錄了整整三個小時，這讓制片人蛋哥有點為難，他喜歡嚴格地按照流程走，之前他怕后期太難剪，給我弄了一份一萬字左右的流程稿，但我還是發揮了一下，不覺就講多了。

蛋哥是我的發小，他在縣城的電臺做一檔訪談節目，嘉賓都是些文化人，我有些困惑，做這樣的節目幾乎沒有經濟效益，他們還孜孜不倦地做著，究竟圖什么？走進他們辦公室，一個欄目三個人，除了他，還有一個女編導，一個女主持人，感覺他們就是一個烏托邦。

從大樓里出來，蛋哥還在犯難，他的節目一直都是一期一個嘉賓，我錄的時長足夠他剪出兩期節目來，要不要做上下集？這似乎讓他很糾結。我能理解他，被一個節目長時間訓練得循規蹈矩，做出調整和改變，就意味著自找麻煩。其實一個小縣城能有多少文化人？這個節目他做了將近兩年，該請的嘉賓也都請了，接下去就面臨資源枯竭的窘境，所以他千方百計把我從外地叫了回來。

他說：“老同學，謝謝你回來幫我救急，不然年關都不好過了。”我說：“沒人了，你們可以不做啊，這種節目現在還有人聽嗎？”他笑了一下，糾正了我的看法：“別小看我的節目，這也算我們臺的一個王牌節目了。”我還是不相信，別看街頭人山人海，幾乎沒人對詩歌感興趣。

我們斗著嘴從大樓的臺階上下來，走著走著，蛋哥又暗自樂了起來，他說：“不瞞你，主要我們臺領導是個詩人。”我有點同情我的發小，他看上去太疲憊了，錄節目的間隙，去過道盡頭的陽臺上抽了一支煙，抽煙本來是一個悠閑的事兒，被他搞得像打仗，來去都是跑的，一支煙吸四五口就燒到了煙屁股。他跟我說，這幾天都熬到凌晨兩點才睡，每天記事本上記著十幾件事，每一件都迫切需要完成。年底了，各種總結和會議材料，節目還是如期進行。我說：“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少了你，地球就不轉了嗎？”他說：“我知道自己微不足道，主要是心腸太軟，上頭吩咐事情就乖乖去完成。有時候就跟自己說，事情一件一件來，我只有一雙手，只要一直忙著，總沒話可說吧。”

本來錄完節目我就打算回老家，但節目結束的時間很尷尬，快到飯點了。蛋哥問我想吃什么，我說：“你這么忙，不吃了。”這加劇了他一定要吃飯的念頭，硬把我拖上了他的車。從電臺的大院里出來，車子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轉悠，他打電話給我另外的發小老刀，說我被他捉到了，一起去吃飯。然后他問老刀，是吃羊肉還是狗肉。老刀在電話里說，吃個卵肉，去大樟樹。掛了電話，蛋哥一下有了方向感，車子徑直往郊外開去。

我發現蛋哥只要一離開縣城，離開他那個忙亂的電臺，他整個人就松弛下來。本來雙手緊抓著方向盤，改為一只手搭著，另一只手在車載廣播上調來調去，搜了一圈，他又調回到自己的臺。廣播里是個女聲，他說這是個拜金女，家里很有錢，一年換三輛豪車，傳達室門口每天都有她成堆的快遞，每天下了節目就是上淘寶，沒完沒了地下單，沒完沒了地拆包裹，樓道里的垃圾桶都不夠她一個人用。

我笑了笑，這才注意廣播里的女聲，她在介紹平克·弗洛伊德的搖滾音樂，聽上去還挺像那么回事。蛋哥問：“這聲音，你能聽出來生活有這么腐敗嗎？”我說：“不清楚，只有你們做電臺的人才在意聲音。”蛋哥笑笑，自言自語地說：“聲音是真好聽，一點雜質都沒有。”

他悠閑地抖著左腿，車窗外煙雨朦朧，車子開著開著，來到了一條鄉間公路上，兩邊都是如鏡的水塘，還有幾塊枯黃的稻田，一派肅殺的景象，路上也不見別的車，蛋哥時不時地晃一個蛇形路線。我以為吃飯的地方很近，沒想到開了半個多小時還沒到，我有些不耐煩起來，說：“吃個飯要這么復雜嗎，哪里不能吃？”蛋哥笑著說：“什么都可以隨便，就吃飯不能隨便，這個地方你去了，以后還會惦記。”我說：“那更不好，以后想吃了沒得吃，不是折磨人嗎？”蛋哥笑起來：“所以你要多回來，你現在回來是客人了。”

這是我尷尬的地方，長年在外，見人就說我是這里人，但回到這里，又被當成了客人。蛋哥說，看一個人是不是本地人，就看他能不能找到像大樟樹這樣吃飯的地方，這地方最早是老刀帶他去的，去了以后就戒不掉了。這種味道就像印章敲在你腦袋深處，饑餓的時候，它就清晰起來，會提醒你過去。

我說：“不會放了烏煙殼吧？會成癮的。”

蛋哥笑著說：“那不至于，我從頭到尾看他燒過，該放油放油，該放醬放醬，都是稀松材料，也奇怪，被他的手一搗鼓，味道就美得不行。那地方只有真正的吃貨才去，一般人不知道。”

我靠在座椅上，感到肚子確實餓了，蛋哥還在一旁喋喋不休，我說：“行了，還要多久能到？”他指了指前面一棵巨大的樟樹說：“就那里了。”

我發現路邊多了一條溪流，傍著馬路蜿蜒而下，我們沿著這條溪流往上走，視野中那棵樟樹越來越大，幾乎遮蔽了半個村莊。蛋哥說，我們吃飯的館子叫大樟樹，其實也是這里的地名，這一帶都是這樣的名字，大樟樹往上一點是鴉雀窩，再往里是榆樹涼亭。

車子開上了一座拱橋，進入大樟樹內部，樟樹底下是一片開闊的平坦地，雖然是陰雨天，但樹底下的泥地卻干燥潔凈，恍若凌空支開一把大傘。蛋哥說，這棵樟樹被當地人視為神靈，有一年，環衛工人自作主張來修剪樹枝，被當地人打得灰頭土臉，扔了工具就逃，這以后，樹枝越來越茂密，也沒人敢動它了。

停好車出來，我注意到這棵樟樹確實不同凡響，它的樹冠已經直插云霄，地面上到處都是匍匐的虬枝，一直向四周延伸，有的裸露根系像吸管，一頭扎進了路邊的溪流中。蛋哥說，天氣熱的時候，樟樹底下都是光著膀子吃飯的人，捧著一口大飯碗，飯上蓋滿了菜，有的蹲著，有的站著，看得出來，吃飯是次要的，主要是聊天，聊的內容以國家大事居多，還帶著自己的想象。蛋哥指著兩張收起來的小方桌說：“夏天，大樟樹的老板也會在這里擺兩張小桌，不放凳子，客人們都站著吃，可能全中國都找不出第二家這樣的飯館。他一般只招待熟人，陌生人去，得看他心情，心情不好，給再多的錢都沒用。”

對這種做生意的態度，我很驚詫，問：“他憑什么這么牛？”蛋哥笑笑說：“這可能是他做生意的觀念，不是你出了錢就是大爺，他也要選擇顧客，不順眼的生意，他寧愿不做。”

一陣風吹過，頭頂上亂響，蛋哥縮著脖子說：“這么冷的天，別耗在這里了，快進屋。”我才發現邊上有一戶人家，門口亮著路燈，路燈下是一塊木牌，上面用毛筆寫著“大樟樹”三個大字。

這種感覺很奇妙，蛋哥喊我去吃飯，總以為是個正經的飯館，沒想到是戶人家，也不認識，推門進去，有種上陌生人家里蹭飯的感覺。我也不說話，默默地跟著蛋哥往里走。

店主一男一女站在屋里，看到蛋哥進來，打了招呼。老板娘團著雙手，手心手背來回不停地搓，老板雙手插在褲袋中，我發現他們衣服穿得都有點少，聳著肩膀，縮著脖子。老板頭發有點禿，亂糟糟的，好像好久沒洗了。他的眼窩特別深，感覺像眼球外面包了一層薄皮，嵌了進去，看人的眼神有點怪異，他問蛋哥：“兩個人？”

“三個人，還有一個馬上過來。”

“是那個骨科醫生嗎？”他顯然對老刀很熟。

蛋哥點點頭，他又問：“老樣子嗎？”蛋哥說：“老樣子。”

進了里屋，發現桌子還空著，飯桌其實是一張棋牌桌，攤著一堆凌亂的撲克牌。桌角上有煙灰缸，煙頭倒了，但沒洗。老板娘進來給我們開好空調，關上門又出去了。

蛋哥說：“今天來得正是時候，再晚點就沒位置了，又得看他臉色了。”

“怎么，吃個飯還得求著他嗎？”

蛋哥壓低了嗓門說：“他干的是高興活，兩桌人滿了就不接待了。別看他店小，每天都有人來吃。”蛋哥彈了彈煙灰，笑著說：“你別看他一副落魄相，以前也是公子哥，據說他家以前是蘇工世家，他爺爺曾經是很有名的雕刻大師。聽當地人說，他還留過洋，回來后，吃飯都用刀叉，一個荷包蛋割成小小方塊，能吃上半小時。”

我“噗嗤”一聲笑了起來，蛋哥繼續壓低嗓門說：“年輕時他仗著老家的財勢，日子過得鮮亮風光，紈绔子弟嘛，凡事不知輕重，不分尊卑，因為有的是時間和銅鈿，干的都是招搖事兒，琴棋書畫、跳舞橋牌、麻將梭哈，都會一點，又因為天性懶散，大多是三腳貓。這樣的人，你也知道，免不了家道中落，大概后來他也弄明白了生活的道理，踏踏實實開起了飯館。”

“這么說，他還是個沒落的貴族，這頓飯有點高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