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往來信札捐贈劃撥儀式暨入藏紀念展開幕式”。

此批“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往來信札”包括1952年至1958年間，鄭振鐸先生等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成員之間的往來信件、電報存根等共計166頁，涉及收購小組成立、文物收購原則、真?zhèn)舞b定、資金籌措等多方面內(nèi)容。

這批看似不起眼的、甚至是字跡潦草的信札關(guān)涉的卻是之后讓我們?nèi)缋棕灦闹T多文物的命運：中秋帖伯遠帖、瀟湘圖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祥龍石、郇齋善本、陳氏珍泉等國之重器都由此歷史節(jié)點得以回歸。

今年9月，國家文物局獲悉這批信札即將在香港拍賣，遂與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聯(lián)系。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主動作為，在尊重商業(yè)規(guī)則前提下成功競購并捐贈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將其整體劃撥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永久館藏。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介紹了此批信札的背景：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將遏制文物流失、搶救流散國寶擺上重要議程，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搶救流散香港文物。這批信札主要為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長鄭振鐸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成員之間的往來信函和相關(guān)單據(jù)，記載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搶救過程。

捐贈儀式現(xiàn)場

捐贈劃撥儀式結(jié)束后，“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往來信札入藏紀念展”正式開展，首次向社會公開這批珍貴史料。展覽展期為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2月26日，公眾可以前往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四層第七展廳參觀。

這批看似不起眼的、甚至是字跡潦草的信札關(guān)涉的卻是之后讓我們?nèi)缋棕灦闹T多文物的命運：中秋伯遠、瀟湘五牛、熙載祥龍、郇齋善本、陳氏珍泉等國之重器都由此歷史節(jié)點得以回歸。

鄭振鐸

香港——搶救流散文物的必爭之地

晚清以降，珍貴文物流失海外。清代宮廷繼承了宋代以來的皇家收藏，蔚成大觀。溥儀在遜位后通過賞賜、典押、偷盜等方式將大量文物帶出宮外。1924年他被驅(qū)逐出紫禁城后，這批文物跟隨他輾轉(zhuǎn)天津、長春等地。在長春，它們被存放于偽滿皇宮東院圖書館內(nèi)，俗稱“小白樓”。期間文物流失者甚多，成為后來收藏市場上赫赫有名的“東北貨”。

由于歷史原因，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全世界中國文物藝術(shù)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貴文物由內(nèi)地幾經(jīng)輾轉(zhuǎn)運至香港，其中不乏上述清宮流散之文物、體系完備之專藏。歐美、日本文物商聞風(fēng)而來，意欲大肆收購文物。文物“流亡海外，無復(fù)歸來之望”的情景極有可能再度出現(xiàn)。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wù)院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令。嚴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進出境審查制度，迅速扭轉(zhuǎn)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載《文物參考資料》1950年第1期，出版日期：1950年10月15日，敦煌吐魯番閱覽室/ 政務(wù)匯編

搶救流散文物：寶禮堂藏書回歸、回購“二希”

寶禮堂是上海藏書家潘宗周的藏書室。潘宗周曾從袁克文手中，購得宋版《禮記正義》，十分珍重，將其居所命名為寶禮堂。潘宗周去世后，藏書為其子潘世茲繼承。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潘世茲惟恐藏書遭受劫難，遂設(shè)法將寶禮堂藏書運到香港，存在香港匯豐銀行保險庫內(nèi)。1951年，潘世茲給鄭振鐸寫信，將寶禮堂藏書捐獻給國家。經(jīng)過慎重研究，鄭振鐸將此事委托給徐伯郊，請他在香港協(xié)助處理，確保這批珍貴古籍順利運回大陸。經(jīng)多番協(xié)調(diào)，寶禮堂藏書終于在1951年冬天運抵上海，1952年年初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禮記正義》（再造善本），影印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

《唐女郎魚玄機詩》（再造善本），影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1949年之后，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將本書捐于北京圖書館。

民國時，“三希”中的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郭葆昌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繼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輾轉(zhuǎn)各地，最終定居香港。1951年10月，中國政府得到消息，“二希”可能流失國外。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徐森玉南下組織回購，并聯(lián)合金融界的力量，派徐伯郊、胡惠春等與郭氏交涉，終于，在這一年11月底完成交接，并于12月運抵北京。“二希”由此重回故宮。

王獻之《中秋帖》（局部）

王珣《伯遠帖》(局部)

為了購回“二希”，周恩來總理特批50萬港幣，約相當(dāng)于8.75萬美元。而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期間，國家外匯儲備為五十年代最低值，僅0.45億美元。“二希”的購買經(jīng)費約占本年外匯儲備的2‰。若以當(dāng)時大陸物價計算，約可購買230萬斤大米。

周恩來關(guān)于同意購會《中秋帖》《伯遠帖》給馬敘倫、王冶秋、馬衡等的函

周恩來關(guān)于同意購會《中秋帖》《伯遠帖》給馬敘倫、王冶秋、馬衡等的函，全文如下：

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長、馬衡院長并薄副主任、南行長：

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惟須派負責(zé)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zhèn)危㈨毥?jīng)過我方現(xiàn)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抬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順利購回。所需價款確數(shù)，可由我方在香港銀行與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當(dāng)面商定，并電京得批準后墊付，待《中秋》及《伯遠》運入國境后撥還。以上處理手續(xù)，請與薄、南兩同志接洽。

——周恩來總理指示（1951年11月5日）

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清 梁詩正編

大規(guī)模的文物回購開始

“二希”回購任務(wù)完成后，使得中央政府籌劃開展更大規(guī)模的文物回購。不久后，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根據(jù)周恩來等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指示，啟動香港文物回購任務(wù)。由時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組織領(lǐng)導(dǎo)，王冶秋、張珩、王毅、徐森玉參與，時任廣州市副市長的朱光承擔(dān)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工作。

香港方面主要由徐伯郊等人出面奔走、辦理手續(xù)，胡惠春、陳君葆等從旁協(xié)助。并經(jīng)不斷探索完善工作方法與機制，后于1953年春組織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由徐伯郊、沈鏞、溫康蘭三人組成。

鄭振鐸的書信中尤與徐伯郊往來的書信關(guān)涉內(nèi)容更為重大，且書信往來頻繁。徐伯郊為著名文物鑒定家徐森玉長子，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負責(zé)人。沈鏞曾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經(jīng)理，曾參加1951年“二希”回購工作。溫康蘭是著名僑商，抗戰(zhàn)勝利后在港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的收購目標最初以書畫為主，尤其是溥儀攜帶出宮、歷經(jīng)輾轉(zhuǎn)的“東北貨”。工作中則根據(jù)輕重緩急，設(shè)定階段目標。后又從優(yōu)先搶救“易損”“易散”文物的原則出發(fā)，擴大回購范圍，將陳清華郇齋藏書、陳仁濤藏古錢幣等列作專項，進行整體收購。

鄭振鐸致徐伯郊的信

鄭振鐸在致徐伯郊的信中談及“予方從事于搜集溥儀攜出故宮之書畫，得此足資稽考。”并提出收購文物的總體原則：

（一）以收購“古畫”為主，古畫中以收購“宋元人”畫為主。

（二）碑帖、法書（字），暫時不收購。

（三）銅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價廉者。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2年9月6日）

以下為鄭振鐸在致徐伯郊的回購文物清單 ，論及《五牛圖》《采薇圖》《西園雅集》等。

鄭振鐸致徐伯郊的回購文物清單圖

鄭振鐸在致徐伯郊信札，商議哪些文物可以收，哪些可以不收，以及該由誰出面收，價格多少合理等等。

記者由鄭振鐸的這批書信中梳理出部分往來信札內(nèi)容，從中可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的工作。其中很多內(nèi)容點出當(dāng)時的文物工作者對于文物價值的判斷、以及在收購的過程中是如何輾轉(zhuǎn)經(jīng)營。

（徐）伯郊兄已到滬否？也許他已北上。見到他時，請轉(zhuǎn)告他一聲：郭家的“一希”（按：“一希”當(dāng)為“二希”之誤），總要設(shè)法買下的。不知道他能否和胡惠春商量一下：在本年內(nèi)由郭氏先向債主接洽，轉(zhuǎn)期三個月或半年；或請一位有錢的朋友，先行贖出，由我們在明年購買，加些利息給他。因為今年之內(nèi)，恐怕難于弄到“錢”買這“一希”了。

——鄭振鐸致劉哲民信（1951年10月31日）

“二希”已由政府收購。這是一個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來，詳告此事。凡是“國寶”，我們都是要爭取的。

——鄭振鐸致劉哲民信（1951年12月13日）

先生奔走滬穗，為人民得到了“二希”，誠曠古之盛舉也。香港方面，名繪法書尚多，當(dāng)徐徐圖之。聞張大千曾登報欲售去“瀟湘”（按：即董源《瀟湘圖》），與伯郊兄商酌，擬請其即日赴港，辦理此事。若能與顧閎中一卷（按：即《韓熙載夜宴圖》）并得之，則“五代宋初”之畫，可得而論之矣。

——鄭振鐸致徐森玉信（1952年2月14日）

所有在港要收購的文物，請統(tǒng)計一下，共有若干件，共需多少款？并請分別“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請求外匯。（在年內(nèi)可成交的有多少件？需多少錢？）因外匯手續(xù)甚煩，數(shù)目多少倒無關(guān)系也。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2年8月25日）

宋元書畫是流散香港文物收購的主要目標。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指導(dǎo)下，徐伯郊等人既與在港收藏家王南屏、陳仁濤等人洽商，又以香港為窗口與遠在歐美的盧芹齋、張大千、王季遷、王徵（文伯）等收藏家聯(lián)系，同時留心香港等地市場中出現(xiàn)的古畫線索，深入追蹤。多管齊下，鍥而不舍，力爭讓流落海外的書畫珍品重回故土。

回港后，請和張大千多聯(lián)系，凡在美國的名畫，還有在日本的，最好通過他的關(guān)系能夠弄回來。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夠努力一下也。《晉文公復(fù)國圖》及盧芹齋之所藏，均盼能夠回國來。此事甚為重要，且須機密。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2年8月25日）

王文伯、王季遷之物，均絕佳，可收，且必要收。能談價否？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2年12月23日）

王南屏的信已見到了，可以照他的意見辦。但明畫能多爭取為上策。李唐、馬遠必須購下。王季遷的東西有辦法購致否？盧芹齋處的《張萱唐后行從圖》有辦法得到否？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我們的收購重點，還是古畫（明以前）與善本書，因其易于流散也。至于古器物，像銅、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均可暫時不收。一年半載，也不能收得盡。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第一重要的是：先購董源的溪山行旅圖軸。凡從日本來的東西，都應(yīng)收。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購之可能的，也必須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齊卷等，應(yīng)先收。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3年4月28日）

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并非一帆風(fēng)順，相反，要面臨許多困難。采訪洽商千頭萬緒，文物真?zhèn)位祀s、需要審慎鑒定，還常常要面對經(jīng)費緊張、海外文物商的競爭、復(fù)雜政治形勢的影響等多重考驗。這不僅需要眼光與識見，更需要策略與智慧。參與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們的焦灼嘆息、堅守執(zhí)著，也流露于信札的字里行間。

這個工作，雖是麻煩，但成績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務(wù)望繼續(xù)努力，不怕麻煩，為人民服務(wù)，必應(yīng)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煩的事。不遇到困難，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難，越能增加考驗的機會，越可增強信心也。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

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購的大好機會。惟必須十分的機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壞人鉆空子。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1952年12月30日）

在香港做事實在不像國內(nèi)，一切全很困難，以后更當(dāng)十分機密，十分小心慎重，并與朱市長更多的聯(lián)系。我這一次與國家做事，完全抱了必勝的決心，多爭取一件東西，覺得多與國家做了一件事。至于個人的事，現(xiàn)在全不計在心里，這一點我想您是可以信任的。

——徐伯郊致鄭振鐸信（1953年1月10日）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談及：功在國家，不僅我們感激你而已

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開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聲。隨著幾宗大的收購順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跡大多已有歸屬，在香港大規(guī)模的文物收購工作，由此暫告段落。

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讓大量具有珍貴價值的文物回到內(nèi)地，這其中既有書畫名品，如唐韓滉《五牛圖》、五代時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南唐董源《瀟湘圖》、宋徽宗趙佶《祥龍石圖》、南宋李唐《采薇圖》、南宋馬遠《踏歌圖》、元王蒙《西郊草堂圖》、元倪瓚《竹枝圖》等；也有宋元善本、名抄稿本，如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宋拓《神策軍碑》《蜀石經(jīng)》、宋刻《周易正義》《荀子》《昌黎先生集》《河?xùn)|先生集》《渭南文集》《文選》、元刻《故唐律疏議》《夢溪筆談》、汲古閣影宋鈔本《小學(xué)五書》《鮑氏集》、黃丕烈跋《漢書》《管子注》《白氏文集》等等，其中不乏海內(nèi)孤本。可謂星漢燦爛、洋洋大觀。這批珍品如今分藏于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等多家公藏單位。

唐代 韓滉《五牛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社會各界人士對流散海外文物的關(guān)注并沒有結(jié)束。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圖》入藏故宮博物院，1960年《資治通鑒》手稿入藏北京圖書館，1965年陳清華第二批善本（二十五種）入藏北京圖書館，等等，都是當(dāng)年香港文物回購工作留下的余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