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回顧與總結70年古代文學研究成績的一年。這一年，學界在研究中不斷拓展視野、更新方法，以此尋找新的學術增長點。從總體趨勢來看，研究者不斷回歸經典，在傳統中汲取力量，守正而出新。

關注學術史梳理 推進文體學研究

如何看待和梳理70年古代文學研究成果，是2019年古代文學研究界的熱點話題。劉躍進的《7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建構》分析總結了7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學術體系建設的思想基礎、制度保障和重要收獲，概括了中國文學研究學術體系建設的核心要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堅持走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的道路。”張伯偉的《艱難的歷程，卓越的成就——新中國70年的古代文學研究》提出一個重要的方向性問題：“面對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潮和派別，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謙而不自卑的態度參與其間，形成一種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獨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需要我們為之努力的一個方向。”傅道彬的《70年來先唐文學研究概觀》將70年來先唐文學的研究進程劃分為“新中國學術”建立期、文學本體回歸、學術規范建立、新世紀的總結與貫通氣象四個時期，以此分析70年來先唐文學研究的歷史軌跡。戴偉華的《視野·方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70年》對70年古代文學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新變作了探討。

2019年，文體學依舊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吳承學在《中國文體學研究的百年之路》中提出，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百年之路本質上是從中國傳統文體學向現代意義、現代形態的中國文體學轉型的過程，百年來的中國文體學研究擔負著“開拓本土的學術傳統與價值”“推動現代中國的學術轉型與文明復興”的雙重使命。錢志熙的《漢魏六朝“詩賦”整體論抉隱》對“詩賦”這一繼“辭賦”而出現的重要文學術語進行專門研究，認為其意義在于指向一種可稱為“詩賦整體論”的文學史事實，而這對于認識漢魏六朝文學的發展具有綱領性意義。孫少華的《試論中古文學的“文體流動”現象》從蕭統、劉勰對“吊文”分類的認識差異切入，指出文體分類命名上的差異是文體學的一個重要現象，并以此深入考察中古時期的“文體流動”現象。彭玉平的《論詞體與其他文體之關系》梳理了詞學家況周頤對詞體與古文、詩賦、小說等文體關系的分析，肯定況周頤提出的“詞亦文之一體”“小說可通于詞”等重要論斷。

強調多角度探討重視跨學科實踐

近年來，探討文學與音樂、圖像之關系，開展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等已取得豐碩成果。這些研究在2019年又得到進一步深化。

在文學與音樂關系探討方面，葛曉音的《“蘇莫遮”與日本唐樂舞“蘇莫者”的關系》在考察中、日蘇莫者之間淵源關系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蘇莫者的舞人和樂人均取自“颯磨遮”歌舞活動中的局部場面，是在從唐朝傳到日本的過程中形成的小型舞樂。王小盾的《論朝鮮半島詞文學的產生》認為，朝鮮半島詞文學的創作受宋朝、高麗之間文人交往、典籍交流，及“唐樂”歌辭東傳的影響，文章著重辨明文學事物同音樂事物的聯系與區別。張之為的《唐五代“漁父”系統歌辭調名辨析》考察了中日兩國《漁父》歌辭的形態、辭格，并與唐詩中“漁隱”題材詩歌比較，指出音樂環境的差異是催生“依調填辭”轉向“依辭寫辭”的重要因素。

文學與圖像之關系的研究有很大學術潛力，衣若芬以研究圖像與宋代文學為基礎，提出“文圖學”概念。蔡丹君的《蓮社故事文、圖與〈陶淵明集〉之編纂》勾勒出蓮社故事進入陶集的藝術途徑，并論述文、圖關聯及對陶集編纂、年譜的影響。吳企明的《“歲寒三友圖”的形象創造和文化意蘊》論及“歲寒三友”是詩畫融通的產物，體現出“比物以德”這一自然審美觀念在詩畫藝術中的自然運化。一些青年學者也參與這一領域討論，如戴一菲的《唐代孤舟送別詩意與后世孤舟送別圖》認為，后世送別圖以轉譯與暗合兩種路徑容受了唐代孤舟送別詩意，顯示了詩與畫的深度互滲與融通。

文學與地理學跨學科研究仍受到研究者重視。羅時進的《地域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以清代江南為例，談及地域文學研究中所需掌握的共同性、差異性與獨特性原則，探討如何從事件的視角進行開拓研究，對從多種角度開展地域文化研究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程章燦的《以江南之路作為思考的起點》指出，道路的改變是一種流動，流動代表著開放與交流，新的風景、時空、物資和觀念也應運而生，因此當人們思考建設什么樣的江南時，應將江南之路作為思考的起點。

唐詩之路研究是文學與地理學相結合的研究課題，2019年唐詩之路研究會的成立有效推進了這一研究。胡可先的《浙東唐詩之路研究譜系的建構與探索》從時間、人物、藝術三個維度指出浙東唐詩之路應有的構建。肖瑞峰的《劉禹錫與唐詩之路》對唐代詩人與各地唐詩之路的關系進行回顧，并以劉禹錫為代表解讀其與浙西、湖湘、京洛等唐詩之路的關聯。

立足文學文本 借力數字人文

立足文學本位，從細節中發現問題仍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借此研究者將古代文學研究繼續推向深入。程蘇東的《〈莊子·讓王〉脫文輯證》通過對《呂氏春秋》中互見文本的細讀，將《呂氏春秋·貴生》篇與《莊子·讓王》篇進行文本比勘，認定《貴生》篇中存在一段文本，是脫落自《莊子·讓王》篇的一段佚文，而這段佚文對重建《讓王》篇內部結構、重審其思想內涵，對認識早期文本的“結章”藝術均可提供重要參考。林曉光的《六朝宮廷貢物與貴族文學》通過對六朝詠物文學作品的細讀研究，探討了在貴族文化語境中生成的六朝詠物文學；進而指出，“貴族”與“貢物”的遇合為六朝文學提供了特殊的主題素材及書寫機能，成為一種構造性的中古文學現象。

文獻的收集與整理依舊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而古籍數字化及數字人文的發展是2019年古代文學研究新方向。數字人文技術發展使文獻整理經歷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劉京臣的《大數據視閾中的明代登科錄研究》將大數據與明代科舉研究相結合，通過對明代登科錄進行數據分析，結合已數字化的相關文獻，梳理出進士家族。王兆鵬的《浙江唐詩之路的可視化呈現》談及數據庫的檢索方法和使用技巧，同時介紹了浙東唐詩之路數據庫建立的構想與建設手段。王兆鵬、鄭永曉、劉京臣的《借器之勢，出道之新——“數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學研究三人談》探討了“數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學研究，肯定“數字人文”對文學研究各方面的積極影響，認為其有益于提高研究的科學性。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厚的傳統，構成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2019年古代文學研究狀況進行總結，是為了梳理其學術研究脈絡，也是為了展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綜上，守正出新已成為古代文學界共識，傳統文獻整理、考據的方法與新視角、新方法、新手段相結合，是2019年古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特點，也將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