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間，已到了2020年的年初，回首2019年一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進入我們關注視野之中的長篇小說主要包括有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阿來《云中記》 、蔣韻《你好，安娜》 、方方《是無等等》 、陳應松《森林沉默》 、麥家《人生海海》 、徐皓峰《大地雙心》 、格非《月落荒寺》 、付秀瑩《他鄉》 、聞人悅閱《琥珀》 、梁鴻《四象》 、楊好《黑色小說》 、張慶國《老鷹之歌》 、黃孝陽《人間值得》 、黑孩《惠比壽花園廣場》 、馬笑泉《放養年代》 、林森《島》 、趙焰《彼岸》 、尹學蕓《歲月風塵》 、鄭小驢《去洞庭》 、周瑄璞《日近長安遠》 、姚鄂梅《衣物語》 、徐貴祥《穿插》 、劉慶邦《家長》 、趙德發《經山海》 、王松《榮譽》 、吳亮《不存在的信札》 、楊少衡《新世界》 、程青《湖邊》 、周建新《錦西衛》 、賀享雍《天大地大》等。

盡管從數量上看或許無法與上一個年度內為了“趕評”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那種井噴式的創作狀況相提并論，但細細地打量2019年度的這些長篇小說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其內在的思想藝術品質其實不輸于2019年那些暴得大名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很多長篇小說中，我們能夠發現內蘊著一種足稱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底色。又或者，這一年度內很多長篇小說的引人注目，與某種人道主義思想的內在強力支撐，存在著不容輕易剝離的緊密關聯。

首先進入我們分析視野的，是鄧一光那部無論是字數抑或是內蘊品質均真正足稱厚重的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 。我們都知道，鄧一光是一位書寫戰爭的高手，從中篇小說《父親是個兵》 ，到長篇小說《我是太陽》 《我是我的神》 ，出身于軍人家庭的鄧一光已經給我們奉獻出了相當優秀的多部戰爭小說。但這一次，在沉潛長達十年時間之后，這一部《人，或所有的士兵》 ，不僅僅稱得上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而且更應該被看作是一部具備了與世界優秀戰爭文學作品對話的中國當代戰爭長篇小說的標高之作。

作為一部戰俘題材的長篇小說，作家的主要筆墨毫無疑問地集中在了對這座俘虜營日常生活狀態的書寫與表達上。如果說作為一位戰士本身在戰爭中的遭遇可謂是生死旦夕的無常的話，那么，作為一名戰俘，置身于仍然在進行過程中的戰爭中的命運，簡直就是如同螻蟻一般地可悲復可嘆了。一方面是簡陋到極點的生存條件，另一方面則是戰俘營管理者們毫無顧忌的打罵侮辱乃至于可以隨隨便便地致戰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徑。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評者已經指出的，身處如此一種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淑石這樣的戰俘們，其最根本的精神特點，就是某種莫須有的生存恐懼感的生成： “在鄧一光筆下：郁淑石固然是俘虜，但還談不上背叛；他有時茍且，但從不出賣同伴；看上去軟弱，但又常以一種‘自虐’的方式為難友爭取著微薄的權益……在作品中，鄧一光絲毫沒有在精神層面主觀肆意地拔高戰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符合邏輯地去想象處于長期極度饑餓和高度恐懼環境中的不同個體會何所思何所為？于是，在郁淑石身上，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懼，從一種恐懼到另一種恐懼，他作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戰爭切割得體無完膚，就像是戰爭機器制造的一個社會殘次品。 ”只要是熟悉鄧一光戰爭題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書寫既有著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也更表現出了強烈的英雄主義情結。以我所見，能夠從當年那樣一種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濃得化不開的英雄主義情結，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這樣一種“去英雄化”之后的對于戰爭中恐懼與軟弱情緒的真切書寫，所充分見出的，正是作家內心深處一種難能可貴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

接下來，是阿來那部業已產生了廣泛影響的《云中記》 。要想真正地理解阿來長篇小說《云中記》中所講述的一個人的“安魂”故事，無論如何不能忽略央金姑娘與中祥巴這兩個后來才出場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陪襯，才能夠更好地凸顯阿來根本的寫作意圖。在《云中記》里，在經歷了那場地震的大災難后，又先后重新返回到即將滑坡消失的云中村的，分別是央金姑娘、中祥巴以及小說主人公阿巴。但說到底，不管是央金姑娘也罷，還是中祥巴也罷，他們在云中村的突然出現，全都是因為資本力量的推動，全都是試圖借著對苦難的消費而賺取高額利潤。與他們的行為形成鮮明對照的，自然是祭師阿巴那毫無一點機心可言的返鄉祭祀、安撫亡靈與鬼魂的行動。尤其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在回到云中村后，即使是面對著曾經在村里橫行無忌為非作歹的祥巴一家，盡管曾經有過一絲猶疑，但阿巴最終卻依然把他們納入到了自己祭祀、安撫的范圍之內：“人一死，以前的好與不好，都一筆勾銷了。 ”說實在話，作為一位并沒有多少文化可言的藏族聚居區的普通祭師，阿巴能夠超越是非恩怨地安撫并超度祥巴一家人的亡靈，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

事實上，無論亡靈與鬼魂的出現與否，都無妨阿巴在云中村認真地履行自己身為祭師的職責。從根本上說，對于阿來的這部《云中記》來說，最重要的核心情節，就是祭師阿巴毅然重返云中村。在時過境遷的十年時間，公眾差不多已經把當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遺忘殆盡的時候，阿來卻借助于祭師阿巴一個人的返鄉之旅而譜寫了一曲莊重而悲憫的“安魂曲” ，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絕對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方才能夠明白《十月》雜志的編者何以會如此評價阿來的《云中記》 ：“一位為繼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被命名的祭師，一座遭遇地震行將消失的村莊，一眾亡靈和他們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靈，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囂，共同構成了交叉、互感又意義紛呈的多聲部合唱。作品敘事流暢、情緒飽滿、意涵豐富，實為近年來不可多得的力作。 ”誠哉斯言，能夠把《云中記》這樣一部一個人的“安魂曲” ，最終演變為內容意涵特別豐富的多聲部合唱，所充分見出的，正是作家阿來精神深處那樣一種特別難能可貴的歷史責任感與人道主義情懷。

同樣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蔣韻那部旨在書寫“文革”特定歷史時期一代年輕人精神命運遭際的《你好，安娜》 。在那個特殊年代，這幾個青年的愛恨糾葛皆肇始于對于所謂“毒草”的交換和分享。小說中安娜、素心等人讓人嗟嘆的悲劇命運，從根本上說，也正是這樣的畸形時代所致。具體來說，構成了小說敘事焦點的核心物事，乃是知青彭的那個可以被看作是文明與思想之象征的筆記本。因為這個筆記本所發生的作用過于巨大的緣故，所以，蔣韻小說所集中講述的，某種程度上，其實也不妨被簡潔地描述為“一個筆記本所引發的人生悲劇故事” 。首先，是彭趁同行的三美不注意，把自己的筆記本鄭重其事地交給了安娜。置身于那樣一個特別的時代，面對著彭的筆記本，“安娜明白這是什么樣的信賴和托付” 。因為“那不僅是他的秘密，他的隱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 。面對如此一種沉甸甸的信賴與托付，尤其是身邊還有那樣一個干脆視一切字紙為寇讎的母親，到底該把筆記本藏在哪里，安娜很是費了一番心思。最終，安娜決定把筆記本交給與彭親如兄妹的素心。依照一般的事理邏輯，既然關系親密如家人，那安娜把筆記本轉托給素心，也就應該是一種萬無一失的選擇。

按照素心事后的敘述，因為她意識到筆記本的珍貴，所以就總是把它裝在一個從不離身的軍用帆布書包里。沒想到，就在一次晚上加班后獨自回家的路上，因為遇到一個搶劫犯，那個軍用帆布書包連同里面的筆記本，都一塊被搶走了。要知道，那個筆記本滿載著禁忌，它的遺失很可能帶給彭一場滅頂之災。這一突發事件頓時讓安娜陷入到了自責與絕望的境地之中，在給彭寫下一封絕筆信之后，她便服藥自殺。安娜之所以會把彭的筆記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一種愛情力量的存在。筆記本的意外被搶奪，不僅讓安娜深覺失信于人，更讓她愧悔辜負了彭真誠的愛情。究其根本，安娜其實是在以一種自我懲罰的方式來為自己無意間的錯失贖罪。是的，倘若套用蔣韻一種習慣性的表達句式，那就是，一種人性層面上的“罪與罰”的沉重命題，就這樣，伴隨著安娜這樣一個美麗少女的香消玉殞，猝不及防地橫亙在了廣大讀者面前。

眾所周知，文學創作與人道主義思想觀念之間往往有一種內在緊密關聯。很多時候，要想真正寫出足夠優秀的文學作品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的強力支撐，乃是題中應有之義。2019年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大可喜之處，正在于突出地表現出作家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立場的具備。行將結束這篇綜述文章的時候，我們寄希望于廣大中國作家的，正是在人道主義精神的強力支撐下，在未來的歲月里寫出更多具有優秀思想藝術品質的長篇小說佳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