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是對文學的一種鼓勵，而非束縛；是解放，而非壓制；是一種敞開的可能，而非封閉的規范。“新人”之于文學，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學，正呈現在無限的期待視野中。

文學“新人”的政治性、建設性、貢獻性

文學“新人”究為何指？在人物形象創造上，曾經最權威的說法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該說有著經典理論出處的強大依據。至今沿用也并無不可。

在人物形象創造上，當然也有別的說法，比如一般所說的新的文學（人物）形象之類。這種說法主要也是褒義性的文學評價。相對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新的文學（人物）形象更多側重于指那些體現出某種（些）新質、新特點的藝術形象，這種評價強調的是藝術創造的新穎性，是對成功的藝術性的褒揚。

對于現在提出“新人”概念的理解，意圖上應該是有所區別于以上兩者的范疇。從中國當代文學史、新中國文學建設和發展經驗上看來尤其如此。從文學史、文學的當下關懷來看“新人”之說的提出或重提，首先需要厘清和確定的是所謂“新人”本身的意識形態性，“新人”的價值代表性，“新人”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建設性，乃至“新人”體現出的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性。即討論現今的文學“新人”，應該首重三性：文學政治性、文學建設性、文學貢獻性。也就是說，所謂新人是具有新的價值觀、價值立場、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物形象，從藝術創造上說，新人也就是我們對于新的價值觀、價值立場、意識形態傾向的一種人物形象期待或藝術投射，體現的是創作主體及完成作品的主觀意志及其感情和心理的追求。在此意義上，“新人”不能是疏離現實價值傾向的一種純藝術的創造，“新人”是主觀的，是有立場的，甚至是政治性第一的形象體現。

但是顯然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或定義文學的政治性，僅將其視為為現實功利服務為主的狹隘的政治性，或者是支配于政治正確的先驗的實際淪為抽象的、無效的政治性。“新人”必須為當下文學的發展提供建設性的實際貢獻，體現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性藝術活力，能夠成為當代文學進步的一種標志性形象，或者說就是通過一種正面價值體現的人物形象創造，開拓出了當代文學創作的新路徑、新方式、新可能。舉一個相對成功的堪稱典型的當代文學新人案例，那就是柳青筆下的梁生寶。從這個新人形象的創造案例也可以見出，新人并非是完美的，新人的創造藝術也并非是完美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新人代表了現實探索和歷史發展的社會實踐進步的完美性，代表了文學創造的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上的完美性。所以，“新人”體現的是一種能夠激發開放、創造性精神的建設性。“新人”是對文學的一種鼓勵，而非束縛；是解放，而非壓制；是一種敞開的可能，而非封閉的規范。“新人”之于文學，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學，正呈現在無限的期待視野中。

以上兩點有關新人的理解，與現實題材創作有著十分重要甚至是必然的聯系。對于時代新人的文學創造體現的正是一個時代的文學使命。這種使命促成、升華了關注現實的創作自覺意識。很顯然，彰顯正面的、社會正義的價值觀就是其中的必然之義。換一種說法，文學關注的是人物和生活的復雜性，關注的是現實的、具體的、個別的人物的命運，是要從俗世的塵埃中建立起基本的價值立場。正因如此，也可將文學的建設性理解為是涵蓋了政治性在內的一個更為廣大的概念：政治性是其基礎，建設性是其整體；前者與動機相關，后者是功能呈現。所以，新人一定是具備政治內涵的體現文學現實關懷取向的創新性時代形象。這也可以是對現在提出新人一說的一種文學理論闡釋。

這種“新人”承載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表達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創造訴求，凝聚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特定實踐經驗，融匯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意識以及對于世界文學的動態建構系統，歸根結底這也就是當代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一種自覺貢獻。如果能在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中來評價文學“新人”的創造意義，也可以認為“新人”的出現是與中國的發展和崛起相伴生、且同步的。文學新人是對國家改革開放政治的一種呼應和證明，是對世界文學和文明創造提供的一種價值選項貢獻。所以，中國文學的“新人”倡導與當下中國的世界意識構成了一種高度同構、趨向一致的觀念聯結體，而不僅是有關當代中國文學批評范疇的一個依賴技術支持的限制性理論概念。

“新人”的文學史概觀

在有關“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主題線索上，可將新中國文學分為三個（種）階段：一是與時俱進的“新人”創造的探索、新創與發展階段，主要指1940年代末、1950至1980年代前。新中國誕生、社會主義建設早期的文學實踐，為我們當代文學、中國文學建立起了最為堅實的發展基礎，特別在政治與文學的“原生結構”的功能發揮和實踐方面，積累了極為豐富、多樣的經驗。其中，“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成為這一時期最為顯著、毫無疑義的文學主題與創作潮流。這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建立及實踐的意識形態目標和重心的體現與追求，換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初心和使命。這是新中國文學建設保留下來的最重要財富之一，是新中國文學的制度建設、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在文學形象創造和文學創作基本面向上的主要支撐，當然也是主要的成就體現。

二是回顧、反思與多樣化、多元性階段，主要指1980、1990年代至新世紀早期，該階段的宏觀背景是國際國內政治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發展，中國及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貢獻于世界的趨勢成為主流，世界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的題中之義——不僅是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問題，因此，“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表現出了新動態、新形態，表現出了對于這一主題的歷史回顧、理論反思與現實形態的多樣化、多元性創造特點。這一特點并非是對前此歷史及實踐的反對或否定，而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經由新的世界認知經驗、契合國家發展的時代需求，中國文學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成熟、文化自覺、精神不懈追求的高度境界。這一階段進一步打開了中國文學創造的世界之窗，進一步拓寬了中國文學創造的廣泛可能性。對于世界文學而言，這也是中國文學“新人”、“新主題”的全面誕生，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由此獲得全面的認可和認同。

三是在無限開放可能的、新媒體世界及語境中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階段，主要指近十年，這是一個新媒體-自媒體-融媒體時代，也可以說是傳統主流形態趨于瓦解，世界呈現碎片化特征的時代，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經典文學史傳統也遭遇到了存續疑問及合法性的挑戰。顯而易見，“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在當下成為一個問題的含義或挑戰、同時也一定會是無限的機遇，就顯得格外分明。這既是個技術問題，或者說現狀問題的產生確實源于技術因素，但導致的問題或結果首先也是個如何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問題。當下的狀況首先是凝聚共識的嚴重且普遍的困難，同時還有種種不確定性的疊加影響，但越是這樣也更加說明了重建文學主流價值觀的現實必要性乃至緊迫性。這或許也就是要將文化自信置于最基本地位的原因，因為這關乎社會層面的穩定性。極端而言，文學或許就是重建社會信心、國家自信、民族精神信仰的最主要途徑和方式。在此意義上，“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就是把文學與社會心理建設、文學與時代政治建設貫通起來的一個重大議題。而在文學內部，這個議題又是對于當代文學生產的一種鞭策，在一極化的權力結構已呈頹勢之后，它將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重建這個時代的文學地位——文學的特性、尊嚴和價值觀。

新媒體“現實”，或文學現實的意義

現實是一個貌似客觀、實在、所指確定的概念，有著接近于真實性的語感體驗。但實際上它所內含的意識形態性、傾向性、立場性極為豐富，甚至可以說就是一個政治概念，而非一般理論或哲學概念。哪怕是在生活層面上也是如此。那么，文學現實的不確定性就更加鮮明了。在新媒體語境中的文學現實——文學意義上的現實，幾乎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描述的對象或存在。科幻的勃興，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中所謂現實概念意義變化的一種折射。也就是說，現實的廣度，現實的光譜，已經覆蓋、包容了我們能夠想象得到的現實——想象的現實的全部。從二次元到外星球、異文明、多維世界，都已經成為真實的存在，我們全部的幻想已經成為我們的現實。以前有過何謂生活的爭議，一種說法是到處有生活，到處是生活；反之者則認為需要定義生活真實性的價值觀，這就將生活認知問題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但是現在，虛擬生活已經成為現實，這使得生活本身更接近于文學意義，我們的生活場直接就是文學世界。那么，現實的傳統客觀性定義顯然已經無法概括當今的現實，需要一種統攝性的、整體性的、總體性的思考和視野，才有可能處理新媒體語境中的現實。傳統文學理論恐怕并不能圓滿回應當下的文學現實。

意識形態或理論的變遷不止在觀念領域，還特別表現在技術領域——技術領域的文學沖擊構成了文學的新現實，這就是“媒介（性）的文學”的挑戰。1990年代開始，我們已經關注、重視到了文學的媒介性——從文學媒介進入研究文學，或研究文學媒介問題。到了今天，一個相關的問題或現象變得更為突出和重要，這就是“媒介（性）的文學”問題。文學的媒介研究，前提是文學（內容）決定媒介（形式），后者不具有決定意義和地位；而“媒介（性）的文學”關注的是媒介對于文學（內容、形式）的決定性作用，因為媒介的條件而使文學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媒介造就了怎樣的文學？換言之，技術因素對于內容生產的影響、主宰已經在網絡時代成為了顯著的現實。包括一般網文的寫作，主要就是技術支撐、在主要技術條件下的創作活動。文學史上，新聞報紙催生出了報章體寫作，副刊對于類型文學的閱讀和市場成熟有著直接的生成機制作用，專欄作家和博客寫作有點相似吧，連載文學不就是今天網文大神的生產方式嗎？如果說紙媒的條件限制統攝了種種紙媒文學的形式和形態，網絡的條件同樣可以形成網絡文學的形式和形態——這就是我所謂的媒介（性）的文學。與一般形式決定內容的形式主義觀點不同，媒介（性）的文學著眼并強調的是技術要素（生產工具）在創造新文化、新文明的過程中，同時創造了新技術時代的新文學。宏觀地說，如果我們人本身將被基因技術所改變，人類社會將被人工智能所改變，地球將被外星球生命所改變——憑什么“人的文學”不變？

現實正在發生整體性、結構性的改變，何為現實題材自然成為了一個新問題——新時代文學的實踐將對此有所回應，提供答案。在此，“新人”倡導的根本性意義也就呈現出來了：中國文學的創造和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對于人類世界的貢獻一樣，將為網絡和人工智能時代的世界文學提供一種整體性的智慧產品，涵蓋有從意識形態到技術手段的新文明的內涵。也可以說，始于意識形態的“新人”創造及其與現實的關系主張，最終將是超越于特定意識形態的普惠于人類精神生活價值的一種文學路徑實踐及其貢獻。這也是一種文學的“向死而生”或鳳凰涅槃的文明再生過程。也許，今天特別要對中國文學的實踐走向作出正面判斷，儲蓄建設經驗，由此加強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世界文學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中國文學的貢獻。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