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子龍 出版社:時代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1月 ISBN：9787538761061

甲子人傳（代序）

毋庸諱言，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然為什么有相當多的人怕退休？甚至為延緩退休而涂改年齡，所謂“五十九歲現象”即是“退休恐懼癥”的一種反應。所以，國人把正常退休形容為“安全著陸”，退休居然成了很不安全的事情，就如同有一架老掉牙的飛機，能夠平安降落就是萬幸。這時候就看出來，還是當作家好。退休不僅不會影響寫作，還意味著有更充裕的時間用于寫作。

話說我也終于熬到了該退休的日子，就覺呼啦一下，全身心即刻輕松下來。從此作家協會的是是非非，吵吵鬧鬧，文人們相輕也罷，相親也好，誰去告狀，誰又造謠，如何平衡，經費多少，藥費能否報銷，職稱有無指標……全跟我沒有關系了，感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愜意。人到六十歲就有了拒絕的權利，對有些人和事可以說“不”了，不想參加的活動就不去，不想開的會就不開，不想見的人就不見，不想聽的話就不聽……眼不見心不煩，耳根清凈心就清凈。哎呀，妙，人到了六十歲真好！

人一般會越老越宿命。我就越來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年輕時得的多，上了年紀就失去的多；年輕時缺的，到老了還會補上。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沒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開始體驗自己的青春……那么，我在青春年少的時候干什么去了？這要說起來話可就長了。年屆花甲，倒也不妨小結一番。

我出生于日本侵華的戰亂年代，在逃難中因奶水吃不飽經常哭鬧，鄉親們都藏在莊稼地里，最怕的就是有人出聲。于是我成了大家的拖累，家人無奈一咬牙便把我遺棄在高粱地。但跑出去老遠還能聽得到我的哭聲，心實不忍，大姐又折回把我抱上，算是揀回了一條小命。也是我命不該絕。俗云：“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雖然自小喜歡練武，滄州以練武聞名于世，我們村上就有南北兩個練武的場子。可上學以后功課還不錯，曾經在全區會考中拿過第一名，這下就調動起父親的野心了。他因“識文斷字”，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種農民。于是就想把我“培養成材”，要成材就不能耍刀弄棍玩拳腳，嚴禁我再到練武場上去。我眼饞就常常偷著去練，為此不知道挨過多少打。

后來稍大一些了才明白父親的用心：我們弟兄四個，老大繼承祖業，在家里守著父母；老二在天津學買賣，前（錢）途無量；老三多才多藝，成了手藝人，在天津靠技術吃飯；我是老四，留給我的只有一條路可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十四歲從滄州一下子考到天津上中學，還算可以。誰知十六歲趕上了“反右派”，因說了一句話成為全校唯一的一個被批判的學生，并被撤掉班主席職務，受嚴重警告處分。

那句惹禍的話是：“孟主任夠倒霉的。”孟是學校教導主任，昨天還給我們上大課，今天就被打成了“右派”，讓班干部們列席批判會。在散會后回班的道上我嘟囔了那句話，不過是年輕多嘴。想不到班委中有個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較勁，學習成績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這個機會豈肯錯過，跑到學校“反右運動辦公室”告了我一狀。當時好像有說法中學生不打右派，但沒完沒了的狠批臭罵卻躲不過去，一直折騰了我半年多。作為回報，將我拉下來以后，那位朋友頂替我當了班主席。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體驗了奸詐和被出賣的滋味。滄州人氣性大，開始大口吐血……

從那時起，我對城市失去了好感，總感到堆積的樓群和擁擠的車流中隱藏著無法預知的險惡。我隱約覺得城市不適合自己，但命運又讓我無法擺脫城市。后來考入鑄鍛技術中心學校，一接觸機器便心氣大暢。它冰涼梆硬，不會說話，也不會在背后打你的黑槍。但它有感情，你對它下的功夫大，它就會對你百依百順。我也格外喜歡那種大企業的氣勢，在那種新奇的令人振奮的環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當時我還不可能意識得到，以后我小說中的氣韻、風格很可能就來自這座現代大型企業，正是這種工業生活養育了我后來的文學筋骨。我如果就此平平穩穩地學技術，在工廠待下去，我的生活也許就會容易和安定得多。偏偏趕上1960年海軍要招考一批測繪員，我們國家以前沒有領海權，剛剛確立十二海里領海，急需海洋測繪人員。我那時已經拿到了第一個月的工資——四十一點六四元。那感覺恐怕比現在拿到一千四百元還要興奮，實在是無意再去當什么兵了。況且還知道自己檔案里有黑點兒，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塊傷疤。可那個時候適齡的青年不報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著大家一起報了名。隨后就是身體檢查，政治審核，文化考試……一關關地過下來，在全市幾萬名應征青年中挑選出了三十名合格者，根據考試的成績排位我竟名列第一。因此負責來招兵的海軍上尉讓我當了這三十名新兵的臨時排長。

命運可真會捉弄人，挨批挨斗受處分的疙瘩還在心里堵著，怎么轉眼又成了“紅色青年”，又穿軍裝又當排長，生活的戲劇性跟鬧著玩兒一樣。而且我還吐過血，為什么體檢沒有查出來？我受過處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審又是怎么通過的？想來想去只能有一種解釋：當國家急需的時候，枝節就變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從急需。誰讓你趕上了這一撥兒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樹葉，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擋都擋不住。

我在部隊里干得也不錯，并從1960年冬天開始公開發表散文、故事，為部隊文藝演出隊編寫各種節目，1965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正當我做著升官夢的時候，升官的政審卻沒有合格，問題還是卡在富農出身上。既有現在，何必當初？此一時，彼一時，當初是國家急需，現在國家不急需了——這個玩笑可開得有些過分。

我心灰意冷，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覺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戲弄、所欺騙。于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天津，便帶著部隊發給的復員費和全部證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車。想當然地認為憑我的制圖技術，到新疆勘測大隊當一名測繪員綽綽有余。在蘭州倒車的時候，躺在凳子上睡著了，小偷偷走了我裝著全部證件和錢的背包，還相中了我腳上的一雙新球鞋，已經脫下了一只，在脫第二只的時候我醒了。可想而知，我一只腳光著，一只腳上的鞋帶已經松開，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最后走投無路，找到了甘肅的“光榮復轉退軍人安置辦公室”，他們給海軍打電話核實確有我這么一號，就給我買了回北京的車票，還找來一雙半舊的球鞋讓我換上。就這樣我狼狽不堪地又回到海軍部隊，部隊重新為我補發了所有證件，怕我自己再去亂找職業，就直接把我送回原來的工廠了。

轉了一大圈兒又回來了，跟我一起進廠的老同學們，有的當了中層干部，有的當了工段長，在專業技術上我已經不能跟他們比了，工資也比他們低一到兩級。而且，他們大都結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一進家門就有人叫好聽的。陰差陽錯，我把什么都耽誤了，只獲得了一個帶有貶義的稱號：“大兵”。有人在喊我“大兵”的時候還在前面加個“傻”字。意思很明確，老大不小了，什么都不是，整個傻到家了！

傻就傻唄，比起那些什么好事都沒耽誤的精明人，我的閱歷豐富，見的世面多，這恰好對創作有幫助。寫作本來就是想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人，尋找另一個自我，這需要調動自己的全部生活，當然生活越豐富就越好。古人講，從來無所羨慕者不做書，無所怨恨者不做書，非親身經歷做書也不能感人。我像著了魔，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上了還不夠，就經常下班后一干一個通宵。不幸的是“文革”很快開始了，仿佛一夜之間全國的文學期刊都撤銷了，有好心的編輯把原來準備發表的我的小說校樣都寄給了我，有近十篇之多……這份打擊也不輕，它狠狠地掐斷了我想在創作上搞出點兒名堂的念頭。再加上我當過廠長的秘書，在“四清工作隊”幫過忙，理所當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筆桿子”，在接受了一場萬人（當時廠里有一萬五千名職工）批判的大會之后，被押到生產第一線監督勞動。由此，我的腦子里也變得單純了，什么好高騖遠的想法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個念頭：活著。像其他人一樣干活吃飯，接受家里的安排，結婚成家。

這實際上再一次成全了我，從最低一級的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十年。后來完全憑借自己的技術實力當上了生產工段長，不久又成了一個擁有一千三百多名員工的大車間的主任。生存環境稍一改善，文學的神經又癢癢了，1976年在復刊的《人民文學》第一期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不想這篇小說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國批倒批臭，常有造反斗士打上門來，天天折騰得我心慌意亂。而且批判沒完沒了，還不斷升級，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運可能和寫作犯頂，只要不放棄手里的筆，命途就會老是多災多難。于是，我又沉寂下來。渴望，憂慮，寫作會遭罪，不寫又難受。但總的說，不寫的痛苦更大于寫的痛苦。此時我得了慢性腸炎。說來也怪，挨批挨斗是神經緊張，神經系統沒有出事，處于消化系統下梢的結腸倒出了毛病。

三年后，發表了《喬廠長上任記》。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機關報對它連續發表了十四塊版的批判文章，當時的市委一位領導在全市最大的劇場——第一工人文化宮，動員計劃生育和植樹造林，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批判這篇小說。這自然又鬧成了一個事件，工會主席回廠傳達的時候說：“蔣子龍不光自己種毒草，還干擾破壞全市的植樹造林和計劃生育……”偏巧在全國短篇小說評選中它又得票最高，這使評委會為難了：是該批判呢，還是該得獎？后來我看到一份《文化簡報》，上面摘錄了一段胡耀邦對這個小說的評價。我想這可能是那場風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第二年的《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又有人對號入座告到了北京。然后是中篇小說《燕趙悲歌》，惹得當時的一位高層領導當著美國作家的面批評我。那是我到北京參加第二次中美作家會議，其中有項活動是跟美國作家一起到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當這位領導同志跟我握手的時候，就不失時機地指出了《燕趙悲歌》在傾向上的問題……以后還有《收審記》《蛇神》，甚至一篇兩三千字的短文也會惹起一場麻煩。到2000年春天，我的長篇小說《人氣》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還被腰斬……

粗粗一算，自“文革”結束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有五屆市里的領導人物點名批判或批評過我。在我們這樣一個體制下，上面五級風，到下面就會變成八級風，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虧我命硬，不然也許就真的不能“平安著陸”了。這都怪我筆下的人物往往都處在生活尖銳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處于社會上錯綜復雜的旋渦中心。

但據實以告，就是《機電局長的一天》挨批的時候我是真正緊張過，對以后的諸多“治病救人”之技，已經有了“抗藥性”。說一點兒不生氣是假的，說精神上有多大壓力也是假的。后來批得我性起，每當看到報刊上又發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買一瓶啤酒、五角錢火腿腸，當夜必須要拉出一個短篇小說，放幾天再改一遍，然后抄清楚寄走。

所以那個時期的東西寫得特別多，連續幾夜不睡覺是經常的事。自己寫得沉重，別人看得也沉重。盡管正處在壯年，長期這樣折騰，身體再好也受不了，生活沒有規律，腸炎的發作也沒有規律，時好時壞，總也不能根除，幾十年下來也真把我纏得夠嗆。到后來，我很自信的腰身和四肢也開始搗亂，具體摸哪兒都不疼，雖不疼可渾身又不舒服；覺得很累，躺到床上并不感到解乏；已經很困了，想睡又睡不香甜。有時還腹脹，胃疼，食欲減退，經查是有膽結石并患上了萎縮性胃炎。據醫生講：這種病只要得上就不能逆轉——這可真是黃鼠狼偏咬病鴨子！我的命再硬，招惹上這么多毛病也使生命失去了本該有的活趣，活著沒趣，就說明活的方式出了問題。要反省活的方式，就不能不反省自己的創作，我的生活倒霉都倒在了寫作上！創作是對生活也是對自身的感悟、況味和內省，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訴說。所以說作家的作品和生活其實是同樣的東西，都是在追求一種生存的意義。創作的重壓直逼身心，還要在重壓下構建自我，怎能不累？

有一天我騎著自行車路過海河沿，看到有幾個老頭在河里游泳，心生一問：為什么敢下河戲水的都是老年人？一群青年男女倒站在岸上瞧新鮮。我腦袋一熱，沒脫衣服就跳了下去。河水清涼，四面水波涌動，我卻感到非常舒服、安逸，全部身心好像都被清洗得無比潔凈。就在那一刻，如同修禪者開悟一般，我的腦子似乎也開竅了：心是人生最大的戰場，無論誰想折騰你，無論折騰得多么厲害，只要你自己的心不動，平靜如常，就能守住自己不被傷害。以后海河禁止游泳，我就跟著幾個老頑童游進了水上公園的東湖，入冬后又轉移到游泳館，一直就這么游下來了。人的心態一變，世界也隨之變了。人原本就是在通向衰老的過程中領悟人生，學會一切。逐漸地我感受到了生命本身的快樂：餓了能吃，困了能睡，累了躺下能覺得渾身舒坦，所謂在醫學上不能逆轉的萎縮性胃炎竟自己好了，連糾纏了我二十多年的慢性腸炎也有三年沒有發作了——我想三年沒有犯的病今后恐怕也不會再犯了吧？

在創作上自然也進入一個隨意的階段，已經放下了一切重負，寫自己喜歡寫的，每天往電腦前一坐，成了一種享受。今天寫得美了，可以接連痛快兩三天。寫作變成對生命的營養和愉悅。其實愉悅是寫作必須達到的目的，不能給人以愉悅感，又談何能給人以啟迪呢？但，生命的核心——對生活的熱情并沒有變。有了這份熱情就有寫不完的東西和讀不完的書。文學的全部奧秘說穿了無非就是求真，生活的真實和心靈的真實相契合，于是就產生了有價值的美，也叫藝術感染力。隨著年齡越大，就越能更深刻地感受人生的豐富。

六十歲的最大感覺就是心里的空間大了。心里空間一大，精神就舒展強健，更容易和人相處，和生活相處。空間是一種境界，許多不切實際的渴望沒有了，心自然也就能靜得下來。看看周圍的青年人，為了掙錢，為了職位，不遺余力地打拼，真是同情他們。即使有奇跡發生能讓我再倒回去，我也不干了！

——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也許這就是老糊涂的表現。趕緊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