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100周年。恰逢幾個重要的時間點，2019年的中西美學、文論研究在總結經驗、反思教訓、展望未來的基礎上，還多了一些更為深入的成果，學者們有的對中西經典做出新的解釋，有的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做出新的開拓，有的對前人提出質疑，有的則深入到歷史語境的細處，找尋事情的真相，有的則直接運用理論解決現實問題。

一、將現當代文論、美學歷史化

當下永遠是歷史的延續，歷史的意義也始終在當下。中國的現當代是中國逐漸走向現代化的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因此，中國現當代文藝學發展史對于今天的文學理論批評來說尤其重要。建構當下的文學理論批評既要面對當下文學實踐，又要從現當代文藝學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在高建平看來，革命時期的文藝理論資源、蘇聯文藝理論資源、西方文論資源與中國古代文論資源都很重要，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同樣需要，“規訓”與“解釋”各有作用，關鍵要看能否面對文學實踐。（高建平：《資源分層、內外循環、理論何為——中國文論70年三題》）蔣述卓也是以這樣的眼光來考察新中國70年以來“話語選擇”之得失的。他認為，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文藝理論之所以能取得一些理論建樹，乃是因為“在引進與消化西方文藝理論的話語時，中國學者也在與西方話語的對話中進行了本土化的嘗試。”（蔣述卓：《70年中國文藝理論建設的四個問題》）而所謂本土化的嘗試即是根據當下實踐作出改變和創造。

杜衛則強調文藝美學的中國現代資源和現代傳統。他認為文藝美學“應該繼承中國現代美學融合中西、建構本國美學理論的精神，接著中國美學的現代傳統做下去。”（杜衛：《文藝美學與中國美學的現代傳統》）而中國文藝學的現代傳統，在杜衛看來是既融合中西理論又重視當下實踐的傳統。王一川從改革開放以來文藝美學經歷的“美學論”“文化論”“語言藝術論”三次轉向來看文藝美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他認為，文藝美學要回到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初心上，既要重視文學的審美特性，又要重視文學對于其他藝術，甚至整個文化的重要的引領作用。而且，在他看來，這種導向符合我國自古就有的詩性文化傳統。（王一川：《回到語言藝術原點——文藝美學的三次轉向與當前文學的間性特征》）重視文學的審美性，又重視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引領作用，這樣的結論也只能從中國的文學實踐當中得來。

歷史的意義在當代，但我們卻不能憑借著當代的需要，去任意解釋甚至虛構歷史。因為這樣的歷史既不真實，也由于沒有現實和存在邏輯而失去了對于當代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在對于歷史的去偽存真方面，在將歷史客觀化方面，以上幾篇文章也做得很好。

二、將中國文論、美學范疇上升為一般理論的嘗試

建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體系，一個重要的路徑和做法是從中國的文學藝術實踐當中總結、歸納出一些概念、范疇，并將這些范疇上升為一般的理論。由此構建出來的理論不僅應該能解釋和指導我們自己的文學藝術實踐（尤其是當下的文學藝術實踐），而且還應該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解釋一些文學藝術現象，并成為世界性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理論的重要參考和組成部分。這樣的工作需要由許許多多具有理論思維的學者來完成，2019年的文學理論批評研究，便有一些這樣的成果。

薛富興運用康德的審美判斷力思想，將古代美學中的“品”上升為一個審美判斷的普遍性范疇。在他看來，“‘品’既體現了顯明的中華文化個性——審美判斷對飲食消費行為（品嘗食物滋味）之根源性依賴，因而具備濃郁的感性特征；它同時也代表了古典審美的精致化——對特定對象審美價值質與量的細膩體察與鑒別，因而呈現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因此“可以走出中國美學，進入美學基本理論，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性學理意義的基礎性審美范疇。”（薛富興：《品：一個關于審美判斷的普遍性范疇》）莊威則借助于康德的“共同感”探討了中國思想中的“情”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情’恰好具有事實和情感的二重性，也具有溝通感性和思維、個人和公共性的同等效力，尤其戴震提出的‘情理相絜’的思想，可視為在中國思想里溝通實踐、審美、倫理和政治諸領域的先驗公理。”（莊威：《論康德美學中的“共通感”思想及其理論效應——兼及中國思想中“情”的問題》）

張江等人為建立起“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在今年所做的努力屬此種路徑。在《“解”“釋”辨》中，張江辨析了“解”“釋”“詮”“闡”在漢語語義上的聯系和區別，得出結論說：“選擇并確定以‘闡釋學’——而非‘詮釋學’，更非‘解釋學’——為當代中國闡釋學總稱謂，是必要且充分的。”李春青認為建構“中國當代闡釋學”需要深入細致地梳理、分析中國古代豐富的闡釋學思想與實踐，為此，他考察了先秦儒學闡釋學理論及其實踐。他認為，“孔子之‘述’、孟子之‘說’、荀子之‘辨說’均含闡釋之義。”不僅如此，在李春青看來，“儒家的闡釋活動以為天下制定價值規則為鵠的，所以從一開始就具有‘闡釋的公共性’特征。”（李春青：《論先秦儒學闡釋學的理論與實踐》）

當然，建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體系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路徑或方法，就是把西方或外來的概念、范疇、理論做出一些改變，以便同中國的文藝實踐相適應，即將它們中國化，從而產生出新型的概念、范疇和理論。而且這兩個路徑在具體的實踐當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構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話語體系中，如果堅持這兩種路徑的結合，像李澤厚等人所做出的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成果仍會出現。

三、對經典和前人研究的質疑與新思考

理論進步重要的表現和動力之一便是對前人尤其是有巨大影響力理論的質疑。如果一個人質疑了前人的理論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自己的見解不僅理論上說得通，而且還被廣泛地應用到了文學藝術的創作和批評實踐當中，那么我們就可以說理論在他手上取得了進步。在今年的文藝學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對經典和前人提出了質疑，并給出了自己新的理解。

鄧曉芒檢討了康德美學的認識論結構，并對之進行了改造。鄧曉芒認為，“審美本質上并不是什么‘判斷力’（哪怕是‘反思性的’判斷力），而只是情感的傳達能力。……情感的可傳達性本身其實就已經顯示了情感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不需要用先天的認識能力來保證其普遍性。”（鄧曉芒：《論康德美學的認識論結構及其改造》）而情感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可傳達性，在鄧曉芒看來恰恰不在于其先天性結構，而在于其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性。

盧文超從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出發來分析藝術的物性與事性。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可以完美地復制藝術的物性，但無法復制藝術的事性，這導致了靈韻的喪失”。但在盧文超看來，“由于靈韻并非原作的物性，而是原作的事性，因此，這種事性盡管可能會消失，盡管無法通過技術復制而獲得，卻可以通過講述而重新獲得……因此，當事中之物變成無事之物后，依然可以通過進入新的事件，重新變成事中之物，重新獲得新的靈韻。”（盧文超：《藝術事件觀下的物性與事性——重讀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

楊磊對于布拉格學派美學的非形式要素做了思考，與以往人們將布拉格學派看作純形式主義美學不同，他認為，“對于布拉格學派來說，自律的藝術恰恰是實現其現實訴求的必由之路。”在楊磊看來，“布拉格學派面對的是中世紀的‘封閉宇宙’崩潰之后，赫然洞開的‘無限世界’。捷克民族急需在這樣的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和秩序。……一種向內轉的、自我導向的藝術理論，以及表征著自我導向的自主理性的民族語言和藝術因而登上了歷史舞臺。對于布拉格學派而言，這意味著他們試圖塑造一個不受外界干涉、獨立自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楊磊：《探尋美好生活：布拉格學派的結構功能主義美學》）

在理論及學術上，對于前人的質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有根據。根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邏輯與事實。一種理論、一種看法，如果不符合理論的邏輯，在道理上說不通，那就應該被質疑；但說得通的也往往不可靠，還要經得住事實和實踐的檢驗。而理論上的思考往往忽視后者，以上幾篇文章從邏輯上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否符合藝術與歷史的實際，則還有待檢驗。

四、深入歷史語境的細部探尋理論真相

再普遍、再一般的理論都是從具體而特殊的歷史實踐當中產生出來的，因此理論的普遍性恰恰是相對的。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理論的具體性和特殊性往往會被遺落在歷史的塵埃里，這也造成了對此種理論的誤讀。因此打掃塵埃，重新發現理論之所由出的具體語境，并據之再重新理解此種理論便顯得尤為必要。而且，這樣從具體歷史語境來理解的理論，才是活生生的理論，才有可能更好地運用在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更好地被重新理論化、普遍化，以便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年的文論、美學研究有些成果就能看到理論背后的具體現實。

周維東對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的重新梳理和思考就進入到了歷史語境的細部。他認為20世紀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文藝實踐，在早期“形式”選擇上面臨內在困境：一方面，為了延續新文學的成就，承載革命的新內容，文藝形式要有創新；另一方面，為了能讓更多的群眾接受，文藝形式又必須與群眾熟悉的舊形式保持一定的聯系。因此，“抗戰時期文藝界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革命文藝建設的內部問題，一個是新文學發展中的一般問題。就其在抗戰時期發生的過程看，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沒有革命文藝建設的迫切性，‘民族形式’論爭不會首先在延安提出，并成為文化界普遍關注的一個‘事件’。”（周維東：《革命文藝的“形式邏輯”——論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問題》）所以，延安的“民族形式論爭”首先不是一個關于形式的理論論證，而是一個革命文藝的實踐問題。劉卓則探討了延安時期文藝體制的“非制度性”基礎。在她看來，“延安時期的文藝體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場的一致。……它來源于共產黨的黨建經驗，即將作家與黨的關系實際上轉變為作家與群眾的關系，‘群眾’在作家‘自我’轉變‘他者’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個關系構成了延安文藝體制的‘非制度’基礎。”（劉卓：《“群眾的位置”——談延安時期文藝體制的“非制度性”基礎》）

李雪蓮從朱光潛和魯迅爭論的語境出發去研究朱光潛的“靜穆”說。在她看來，朱光潛之重視“靜穆”乃是借用西學來回歸中國古典，即“尋求類似中國文化所曾經給予中國文人的精神‘歸依’‘安頓’。”之所以繞道而行，是因為“作為‘西方學問’，希臘文化在‘新文化’中有著當然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使人對系于其上的觀點‘敢于自持’”。因此，李雪蓮認為，朱光潛的“隱在目的是為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尋求某種精神的安逸和安靜”。（李雪蓮：《重審“靜穆”說——從魯迅與朱光潛的“希臘”論爭說起》）

很多概念、范疇與理論，只有進入到歷史與語境的細部，我們才會對之恍然大悟，才會更加理解其必要性，才會更加理解提出者和倡導者的苦心與理路。也只有更好地理解，超越和創造才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的文章看起來很具體，但卻彌足珍貴。

概而觀之，2019年的文學理論批評研究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研究者有的進入歷史的細部，有的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趨勢；有的致力于發現概念背后的力量，有的仔細梳理概念自身的發展邏輯；有的致力于對前人的批判，有的則開始展開較為宏大的理論建構。這些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預示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未來的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