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新文科的話題炒得火熱。但目前大家談論新文科，主要圍繞新技術導致研究領域的擴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養和教學方式的更新等展開。如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帶來的各種以“智能”冠名的學科（“智能法學”“智能教育學”“智能倫理學”等）大數據給我們的文獻檢索方法帶來單位變革，以及學科的交叉和融合等。以上可總結為“四新”：開拓新領域、開設新專業、建立新學科、培養新人才。即使是美國希拉姆學院2017年率先提出的“新文科”，也只是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課程之中，根本上仍是從技術的應用角度著眼。

新文科的使命

但我認為，談論新文科不能把這個概念過分工具化、技術化、應用化。新文科更根本的使命在于回應新歷史條件下“人”的觀念的變化，因為人文學科是關于“人”的學問。新文科之所以成為一個迫切的時代課題，源于舊文科關于“人”的理解出現了問題。但舊文科其實也不很舊，它是西方國家主導的現代時期逐漸建構和確立的世俗化、理性化、專業化、科學化并追求客觀性、系統性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系統，不同于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也有別于古希臘的人文教育（盡管源頭或可追溯到那），“舊文科”至今也就幾百年歷史。

《開放社會科學》中指出：“社會科學是近代世界的一項大業，其根源在于人們試圖針對以某種方式獲得經驗確證的現實而發展出一種系統的、世俗的知識。這一努力16世紀以來逐漸趨于成熟，而成為近代世界建構過程中的一個基本方面。”“人文科學”這個詞源于15世紀意大利人發明的humanistas（詞根為humanus，意為“人的”），指與研究“神”的學問（divenitas,詞根為deus/divus,divinus意為神的）相對的研究“人”的學問（studiahumanistastis）。在此后的發展中，人文社會科學經歷了與自然科學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到19世紀初兩者完成了基本分離。文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名稱變化：文科（art）、人文科學（humanities）、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等。18世紀時，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后，社會科學因為社會變革的壓力以及近代國家管理的需要得到大發展，同時現代意義上的世俗大學開始興起，成為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主要機構化場所。有西方學者這樣描述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確立的學科格局（延續至今）：“在整個19世紀，各門學科呈扇形擴展開來，其所秉持的認識論立場各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數學，其次是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另一端則是人文科學（或文學藝術），其中哲學的地位最高（它作為一種非經驗的活動依附于數學），然后是對形式藝術實踐（包括文學、繪畫、雕塑、音樂的）研究，這種研究時常接近史學，如藝術史。介乎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則是對社會現實的研究，其中歷史（研究個別事件的）接近文學藝術，而社會科學（研究普遍規律的）則接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分支后來基本確定為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其中有些學科是20世紀上半葉確立的，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梳理舊文科或傳統文科的歷史，但是大體而言，說它是現代性的建構是不會有問題的。

新文科與后現代狀況

如果說舊文科是與現代性狀況相對應的，那么新文科就是與后現代狀況相對應的。很多人同意，新文科是為應對人類面臨的新狀況而出現的，但這個新狀況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后現代狀況。現代對“人”的理解是文藝復興以降的西方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奠定的，它有一套完整的關于“人”的理解。但在今天這個所謂“后人類”時代，我們還能按照現代人文科學的傳統去理解“人”嗎？如福柯、阿爾都塞等都對這個意義上的“人”進行了深刻質疑。在這個意義上，新文科的核心是現代性反思：因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奠定的那套關于人和社會的知識、信仰和方法，已經面臨根本性挑戰。這個意義上的新文科的起源或許可以追溯到尼采，因為他第一個對現代人文主義進行了強烈的質疑。這是我們談論新文科的第一重語境。具體而言，有哪些新狀況呢？當我們談到人類面臨的新狀況，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新技術、新產業的出現：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虛擬技術、數字技術、大數據采集和編程、移動互聯網等。但不能僅從技術角度認識這些新技術，因為它們不僅改變了我們的認知工具和認識方法，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人對自己（包括對自己的身體和靈魂、物質和精神）、對世界的根本看法，并且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同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價值觀問題、法律問題、倫理道德問題，以至于有人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后人類”時期。“后人類”時期我們怎么認識人、談論人？機器人是人嗎？植入了大量人造器官或芯片的人是人嗎？這些問題遠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現代時期建構的舊文科或傳統文科從未涉足的深層次哲學問題和文化問題。弗朗西斯·福山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一書中警告世人：“生物技術會讓人類失去人性……但我們卻絲毫沒有意識到我們失去了多么有價值的東西。”他認為我們已經站在人類與后人類這個巨大的分水嶺上，“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分水嶺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福山擔心生物技術改變人的心智，最終導致人性喪失，人將不人。

技術還改變了既定的社會秩序、權力結構，改變對于人和社會的管理方式。未來技術的發展可能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種種前所未有的危險，使得傳統的人文價值陷入危機。比如，現代信息技術改變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每個人都在網絡世界“裸奔”。這不但是西方批判理論反思的主題，也是很多科幻片的主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使用支付寶、微信等時，主動解鎖手機來交換現代生活的各種便利。在科幻電影《匿名者》中，未來世界里對人的監控程度達到了極致。當人類社會發展到2030年，每個人從一出生就在瞳孔里被植入名叫“心靈之眼”的晶片，只要一睜開眼，他所見之物便會連接至云端，所有行為都被監控和記錄。

除了科學技術帶來的“人”的觀念的變化外，新的社會文化運動及其促生的新觀念、新價值觀，也對傳統的人的觀念、人和自然的關系的觀念等，造成了巨大沖擊。比如，環境保護運動和生態觀念，導致了生態語言學的誕生；新工作觀念和后工作思潮的出現，對現代以新教倫理為基礎的工作倫理形成了極大挑戰。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于2013年發表了戲謔短文《論狗屁工作現象》，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小反響。在這種文明中，工作本身已成為目的和意義。這些議題很多被歸于“文化研究”，但我以為都是“新文科”的內容。

當然，還有生態環境運動給現代人文主義帶來的巨大沖擊。據2006年10月7日《信息時報》報道：在福建小動物保護網、福州家園等各大網站上，一篇名為《新華字典涉嫌歧視動物》的帖子引發了大批網友給《新華字典》“糾錯”：《新華字典》處處從對人類“有用”的角度，從“吃”的角度來解釋動物，涉嫌動物歧視。后來趙奎英等學者從生態語言學角度研究了這個爭論，認為這個現象表明國人的動物保護意識、生態意識正在增強。在《說文解字》等古代辭書對于動物字義的解釋（包括飛禽、家畜、走獸、鱗甲類動物等）中，幾乎找不到一條聯系到動物用途的，所有解釋都只是從動物的形象或性狀，以及這個字的讀音出發，根本沒有從“吃”的角度解釋動物。這表明人對動物的態度、觀念是處于發展變化之中的，從“吃”、從“用途”角度解釋動物只是現代出現的一種語言文化現象。

以為宇宙之間只有人類才是有智識、有理性、有語言的高等動物，是宇宙的中心，萬物的主宰，其他動物以及整個自然界由于沒有理性、沒有意識、沒有語言，不配享有人類的道德關懷和同情，它們只是人類實現自身目的的手段或工具。這種思想在西方尤其是在西方現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如康德曾經說：“大自然中的無理性者，它們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所以它們至多具有作為工具或手段用的價值，因此，我們稱之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稱為‘人’，這是因為人在本性上就是作為目的自身而存在。”這是一套從古希臘（普羅塔哥拉“人是萬物的尺度”）到現代不斷得到強化的觀念，它在后現代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并產生了動物倫理學、生態倫理學，對極端“人類中心主義”及其后果進行矯正，主張動物、自然也具有像人一樣的存在權利，也應給它們以倫理關懷。生態倫理學的發展被視作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突破，它要求重新解釋現代人文科學對“自由”“權利”等概念的理解。這種思想其實可以追溯到海德格爾。海德格爾主張，要“讓萬物成其所是”，而不僅僅把萬物當作工具。這已經被一些激進的環境主義者當作口號，用以反對把自然僅僅當成為人類目的服務的工具。

以上是“新文科”的一個重要語境，后現代的語境。

中國特殊語境中的新文科

另外還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談新文科，還有一個中國的特殊語境問題：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后建立的文科，在中國又是不成熟的，其基本原則和價值規范依然沒有確立起來。當下的中國人文科學依然需要爭取西方現代人文科學早已獲得那種自主性和獨立性。

新文科固然要反思現代性，這種反思的目的是要推進現代性而不是回到中世紀去，新文科也應該堅持在傳統的人文主義立場上推進。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重申了人文主義，“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為可持續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此外，同樣是康德，一方面他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又在《什么是啟蒙》這篇文章中呼喚理性的自主自律，號召人在沒有外力引導的情況下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的這個思想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這表明新時代、新文科的人文主義并非是對現代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簡單否定，而是在繼承其內核（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這些都是傳統人文主義的核心主題）基礎上的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