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技發明創新對于國家發展的意義，我們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認知。“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大多數人的共識，尤其是中美貿易爭端向科技領域蔓延以來，我們對此的認識更加深刻。但是，文化創意創新對于國家發展的意義，我們的認知還相對滯后。相較于中美貿易爭端迅速而猛烈地向科技領域蔓延，其向文化領域蔓延的速度要緩慢得多，溫和得多，其影響也要滯后得多。科技爭端是“熱戰”，大家都能覺察到，而文化爭端類似“冷戰”，大家不容易覺察到。科技爭端的結果一兩年就能看出來，直接影響產業發展，而文化爭端的結果短時間是看不出來的，常常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段才能看出來。

事實上，國內學者對20世紀美蘇冷戰的研究，在文化爭端問題上多數是盲視的。迄今為止，國內還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美蘇兩國在文化發展戰略上的競爭，美國作為空間大國及多民族移民國家，與蘇聯的情形非常相似。但是，美國的文化創意創新戰略讓美國內部各種亞文化群體（各種種族群體、各種階層階級群體、各種亞文化社群群體）都能發聲，進而鍛造出具有統一國家認同的“美國夢”文化。這是一種看起來支離破碎、眾聲喧嘩，但卻實質上是由“美國夢”支撐起來的“總體性文化”。它讓美國文化形成了世界級意識形態及文化優勢，從而占領了世界文化高地，以致于它的敵對國家民眾常常也因能欣賞和擁有它的產品及成果而自豪。相比較而言，蘇聯則恰恰相反，在最后的關頭，它沒有經受住一種文化上的“爭端”。蘇聯“一體性文化”表面的強勢和美國“總體性文化”表面的弱勢，恰恰形成了其內在強弱的反照。

從更深的文化傳統層面看，中國是客觀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國家，內部的共同性由文化共同性支撐，其文化發展是以傳承傳續為主要導向的。盡管中國曾經有五四運動，但是中國沒有出現日本民治維新式的文化變革。五四前后，中國文人曾經多層次、多向度地呼喚“青春文化”，其時的先賢是看到這一點的。“老大中國”在文化意識上必須轉型為“少年中國”。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寫道：“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 ；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茍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茍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說道：“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但是非常遺憾，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這一進程并未得以持續。中國文化由“惟思既往”之文化向“惟思未來”之文化，由“傳承傳續型”文化向“創意創新型”文化的轉型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二

世界意義上文化的“創新創意”轉型首先發生在二戰后的美國。美國社會率先意識到傳統文化觀已經不能適應戰后飛速變化的國內、國際局勢，而是需要一種嶄新的文化觀，一種以創意創新為本位的適應文化產業化發展及公共文化服務化發展需要的新的文化觀。在這種文化觀的催生下，美國文學界誕生了黑人寫作、軍人反戰寫作、女性寫作、原住民寫作、朋克寫作等一系列生機勃勃的亞文化寫作，造就了世界級的文學寫作高峰，同時期也相應地誕生了好萊塢等世界級文化創意創新產業。這一過程中，美國文化顯示出了極大的原創性能級提升，誕生了愛荷華等文學之都，紐約、芝加哥等創意之城，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步提升，這種態勢一直延續到如今，如今的美國舊金山灣區等已經成為世界級文化創意創新中心，文化創意產業占國民經濟總值比例已經超過 25%。

與這一進程相伴并有前瞻意義的指標是美國高校文科教育的創意化趨勢。全美高校內部同時廣泛開展了創意寫作教育教學改革，創意寫作學科的價值被充分挖掘。美國政府支持戰后退伍軍人大批量進入高校創意寫作學科學習，極大促進了這個學科的發展，讓這個學科一躍成為美國文科發展最快速、受眾面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基礎性學科。隨著這個學科飛速發展，美國文科出現了飛速創意化局面。如今很多人都了解斯坦福大學的電子工程及電子信息技術學科在“硅谷奇跡”中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斯坦福大學是美國第三家大力開展創意寫作學科教育教學的高校，硅谷是科技硅谷，同時也是文創硅谷。

當時美國高校已經意識到，文科傳統的拉丁文教學、古英語教學、文學史、文化史教學及宗教、哲學類的思辨教學，已經嚴重不適應當代社會生活世俗化、社會消費化、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態勢。文化不能是展覽在博物館、擺放在圖書館的歷史資源，而應該通過二度創意、三度創意等不斷地進行新的創意增值，最終形成文化產品并走向大眾，成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創意消費品。文化不應該是死的、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故紙堆里的，而應該是活的、介入普通生活的，是大眾可以看得著、摸得著、用得著的。這種發展趨勢極大地激活了社會對文化原創人才的重視，及對能在產業中進行二度創意、三度創意研發的創意產業從業人員的渴求，因應這種渴求，美國源于愛荷華、耶魯、哈佛、斯坦福等高校的創意寫作學科進入了高速發展、全面開花階段，美國高校幾乎是同時覺醒，進入了一個以開設創意寫作學課程為核心動作的全面展開文科教育教學改革的新階段，如今全美高校文科教育中每年長期活躍的創意寫作班有2400 多個，它們構成了美國文科教育教學的核心場景。

這種以創意寫作學科的創生為運動核心的高校新文科化風潮，之后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它首先在英語世界傳播，進入英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成為這些國家文科教育改革的抓手。如今在澳大利亞和英國，幾乎每一所高校都有創意寫作學科，已經成為世界級創意寫作學科高地。英國的東安吉利大學甚至還培養出了自己的諾貝爾文學獎學員。澳大利亞和英國社會對文化創意創新人才的重視和對文化創意創新產業的重視是同步的，他們也領先于其他國家在全世界率先展開了文化創意創新大賽。1995年，澳大利亞在這種意識的催促下誕生了自己的創意國家計劃。緊接著四年后，英國也制定了“創意國家發展計劃”。這個由布萊爾帶隊擬定的計劃，從知識產權法支持、金融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改進計劃，惟一的祈求是讓英國重新在文化上變得偉大，成為世界文化創意創新的促動者，讓英國在10年內重新成為世界級文化領導力大國，讓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倫敦成為戰略支柱產業，讓英國倫敦每4個人中就有1個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澳大利亞和英國的高校幾乎都完成了新文科化改革，幾乎每所高校都創建了自己的創意寫作學科，也因此澳大利亞和英國的文化創意創新產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如今，它們已經成為“發達創意國家”，開始享受文化創意創新的先發紅利。

諾貝爾文學獎

三

中國是文化資源大國，但還不是文化創意創新大國；中國有悠久的文化資源積累，但尚沒有世界級文化創意創新領導產業。我們還沒有展示我們的文化大國魅力和文化強國實力，我們離“發達創意國家”的距離尚遠。如今，在中美貿易爭端背景下，我們不僅需要科技發明創新助力國家發展，更加需要文化創意創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場文科改革——一場以創意化改革為核心驅動的新文科建設運動。在筆者看來，我們召喚的“新文科”是以創意革命為標志的，未來的新文科將以知識傳承和文化傳續為基礎，但更是以知識創新、文化創意為核心教育教學目標的新文科。

這種以“文化創意創新”為核心驅動的新文科，必然是“創意”本位的，而創意寫作學科將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核心作用。首先，“創意”對于人來說是本體意義上的，人是創造性地思維著的，人是思維著的創造者。人類的本體性實踐是創意實踐，“人只有把自己領受為創意者時，他才可能真正領受自己的生命本質并以其為基本原則來追求主體性的自我完成”，在這一點上，新文科的創意化改革正是讓教育回歸人的生命本體實踐，是讓人成其為人的一種全人教育實踐。

創意寫作學是以創意為本體論的新型寫作學，創意寫作學視域下的創作方法論不是按照世界的“是其所是”來臨摹，也不是按照世界的“是其該是”來想象，而是按照創意實踐著的主體性創意原則來“創造世界”。進而言之，創意寫作視域下的寫作被理解為主體對其創意本質的一種領受和實現的活動——寫作是主體對本體性創意實踐的賦形。這也是創意寫作學科強調“人人會創意”、“寫作是創意實踐的實現活動”的原因。“創意”是第一位的，而寫作是“創意的實現”，它創造了世界的意義，并讓主體成為顯身于意義中的創造性地思維著的“創造者”。創意寫作是一切創意創新的重要母源，是文化創意創新的重要上游環節。重新審視澳大利亞的“創意經濟”戰略、英國的“創意文化”戰略和“創意歐洲”戰略，我們會發現，這些“創意國家”戰略都有一個“核”——文學，他們都把文學當做創意國家建設的最重要側重面，概因文學創作處于創意創新的上游位置，是文化整體創意創新發展的重要動力和基礎。當然，創意寫作所指的寫作，比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概念所蘊含的外延要大得多。

一百年前，梁啟超、陳獨秀等就曾經大聲疾呼改“老大之國”為“少年之國”，呼吁進行一場文化上的改革，可惜他們并未找到實在的文化產業經濟形態來支撐這種呼吁，也未找到“激進文化革命”之外的好辦法來實現，今天的新文科建設，正可以呼應這種中國文化現代化創意創新轉型的百年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