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提到報告文學，總將其與“非虛構”對標，使二者互為假想敵。盡管兩個概念均為二十世紀的舶來品，但二者的存在場域和發展語境都大相徑庭。1980年代引進中國的非虛構概念在當時并未立刻受到廣泛注意，直至蟄伏到新世紀才緩緩拉開狂歡序幕，并聲稱報告文學這個龐然大物是“恐龍已死”。被經濟浪潮沖上時代沙灘的“非虛構”，在發展之中便始終隱含著某種市場邏輯。不同于“非虛構”初入中國時的“冷遇”和在市場經濟中的“熱遇”，在報告文學概念被引入之前的五四時期，謝婉瑩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周恩來的《旅歐通信》、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作品實際上都已經有了報告文學的性質和色彩，成為報告文學的先聲。于是，當1914年產生于德國的報告文學的概念在1930年的《拓荒者》上被介紹，旋即成為文學的輕騎兵、時代的藥引子，迅速在風起云涌的革命時代發展開來。

1938年3月27日的《新華日報》社論稱報告文學“鼓起了大眾舍身殺敵的勇氣，加強了大眾最后勝利的信心……使懦者立，貪者廉……橫掃著隱藏在民族暗蔭中的卑污，陰私，貪婪等等足以動搖這一神圣戰爭的一切惡劣觀念，代替以光明的心地與遠大的眼光”，報告文學的時代性原則可見一斑，它始終與歷史興衰和民族興亡的命題緊密相連，寄托著宏大敘事的時代使命。當革命號角停歇，新式思潮蜂擁而上，市場的洪流裹挾著無數新的時代困惑和文本迷思，各種“非虛構”寫作的新媒體平臺、教學課程應接不暇之時，報告文學似乎喪失其光芒，隱入“非虛構”投下的陰影之中。彼時方興未艾的報告文學，如何料想到，當下的危機和挑戰竟來源于其自身的應有之意。

在2003年“非虛構”并未流行之時，評論家們便已開始預言著報告文學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報告文學沒有像小說、詩歌那樣深廣的傳統根基，在急劇變化的社會環境下已經無法生存；二是既“報告”又“文學”的作品既會傷害報告又會傷害文學。第一點理由邏輯上便已經不能自洽，如果報告文學因為沒有深廣的傳統根基便淪入消亡，那么同樣為舶來品的“非虛構”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間駐足。雖然報告文學是舶來之物，但能夠在本土語境中沒有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也是事出有因：報告文學既是寫實傳統的賡續，也是述史傳統的現代表達。更遑論報告文學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中，寫人間傳奇，道歷史風云。書寫急劇變化的社會環境著實由來有自。第二點理由又恰恰是報告文學的魅力所在，所言“傷害”不如說是一種周全，報告文學既有其報告性（新聞性），又有其文學性，這也是報告文學區別于新聞紀實、小說、散文等體裁而獨立門戶的原因。

報告文學受到的另一質疑也似乎成為給“非虛構”讓位的理由之一：在和平年代的報告文學是否已經喪失內在活力。從1914年產生到1930年引入中國，再到1978年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讓報告文學在中國大放異彩，才不過百年有余，實際上報告文學還是一個年輕的文體，如何會產生遲暮之惑。馬泰·卡林內斯庫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說：“審美現代性意味著宏大敘事的解構，意味著平面化，瑣細化，去深度。”這似乎預示承載著認識功能、教育功能的報告文學注定要被狂歡的現代主義拋棄，故有明日黃花之感。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中國作家報告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等各種雜志、協會、組織舉辦的報告文學獎項都時刻在見證著每一篇優秀報告文學作品的誕生。除此之外，優秀報告文學作品的題材也呈現著多樣姿態。張子影的《試飛英雄》關注中國空軍試飛員的忠誠無畏，李發鎖的《圍困長春》回溯全東北解放的歷史記憶，陳新的《蛟龍逐夢》再現科研探索的艱辛跌宕，紀紅建的《鄉村國是》記錄脫貧攻堅的累累碩果……趙遐秋的《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里說：“偉大的時代需要優秀的報告文學，優秀的報告文學產生于偉大的時代，正是偉大的時代推動了報告文學的發展。”在遠離戰火和號角的和平時代，仍有著不見硝煙的偉大，仍有著激蕩卓越的不凡。報告文學在快餐化、娛樂化、媚俗化的文學生態格局中更顯出嚴肅的莊重，真誠的悲憫。在解構的狂歡之中，報告文學將情感宣泄的碎片撿起，力圖重新建構出宏大、深度和完整的時代面貌。

實際上，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狂歡之下，焦慮感如影隨形，人們比戰時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實、生命的真實。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語的評論，常常遮蔽真實，曲解真實。2019年年初咪蒙團隊所寫的《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撕破了“非虛構”的堂皇。前文所述的隱含市場邏輯的“非虛構”終于落于新的文本陷阱之中。這時，長于個人經驗敘事引得大眾共鳴的“非虛構”是否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敵人并非是報告文學，兩者之間并非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關系。借助新媒體蓬勃發展的“非虛構”為獨立性搖旗，為個人化助陣，暗合現代主義“忠于當下鮮活的個人經驗”的命題。但這也意味著在某些時候，“非虛構”極力逃離主流，刻意回避積極，從而陷入消極、悲觀等情緒之中，加渲染以共情，點燃更廣的社會負面情緒。而報告文學卻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遠大的眼光”安撫個人的焦慮和不安。

在“非虛構”的發展之中，報告文學也應取其長處，躬親自省。在宏大敘事之中如何避免流于“不及物”的尷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頹廢猖獗的名利場中如何自持。這是新的挑戰，也是新的機遇。無法引起共鳴的“不及物”的尷尬，一來可能是因為大而空的書寫內容無法切中肯綮，二來可能是呆板滯塞的書寫方式不夠形象生動。這兩點恰恰丟失了報告文學新聞性和文學性并重的文體原則。而墮于名利場中所寫的奉承文章卻謂“報告文學”之流，失去時代精神的內在核心，也只是自我解懷，貽笑大方罷了。“非虛構”的警鐘敲響，正是報告文學的自救契機。介入生活，落到實處，宏大而不夸張，載道而不說教，回歸初心和本真。

除了向內進行文本自省之外，借助更廣闊的平臺，引起更廣泛的關注，擴大報告文學的閱讀受眾，才有可能引起更廣泛的社會共鳴。其中，影視化改編即是一種嘗試，電影《烈火英雄》改編自鮑爾吉·原野的火災紀實性長篇報告文學《最深的水是淚水》，電視劇《黃土高天》改編自陜西作家莫伸的長篇報告文學《一號文件》。并且越來越多的報告文學作品都在進行影視化的籌備，如王仲剛的《中國鐵路第一大案解密》、張子影的《試飛英雄》、王宏甲的《中國天眼：南仁東傳》等。這些嘗試或許可以開拓出報告文學發展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