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女性文學和女性寫作有了飛躍發展。張潔、鐵凝、王安憶、張辛欣、翟永明、林白、陳染、徐坤、遲子建；《方舟》《玫瑰門》《弟兄們》《逐鹿中街》《在同一地平線上》《女人組詩》《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廚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大批作家及作品構成了光彩熠熠的當代女性文學史。而在這個脈絡里，不同時期的女性寫作，也與“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等標簽扭結在一起。因此，今天討論女性寫作、女性文學時，也不得不面對我們要談的是哪種女性寫作，是何種意義上的女性文學等問題。這讓人意識到，無論是寫作還是研究，“女性寫作”都似乎變成了“麻煩”。尤其是近十年來，它已變成一個可疑的命名，一個模棱兩可的存在，就連許多女作家談起它時，都會小心翼翼地避讓。當代女性寫作出現了某種停滯的狀態。

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在發生重大而悄然的變革；另一方面，中國女性寫作及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卻讓人心生遺憾。這是提出“新女性寫作”時所面對的文學語境。基于一種遺憾抑或一種期許，2019年10月，我與《十月》雜志一起，向不同代際女作家發起了進行“女性寫作”的邀請，希望以此推動女性寫作的發展，而令人驚喜的是，這一邀約得到了作家們熱情、及時而有行動力的回應。

2019年底，當我讀到翟永明、林白的不凡而深具情意的詩句：“請允許我狂喜 也請允許我自戀/讓我掌控四面八方投來的驚異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與敵意/也讓我將它們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翟永明《狂喜》）， “萬物終將開花，時間迎風招展”（林白《假想女兒出嫁》）時，內心極為感慨。作為多年來的讀者，我要向這兩位對女性寫作做出重要貢獻的詩人/作家表達敬意。當然，我也必須提到周瓚、戴濰娜、玉珍的新詩，她們的諸多詩句讓我許多天來不斷想起，難以忘記。

閱讀小說及非虛構作品時，我會不斷回味作家們所理解的女性寫作以及女性意識：當金仁順在《宥真》中寫下那位韓國女詩人所遇到的性騷擾，當葉彌寫下男女之間的困擾，當喬葉記下普通女人小瓷的那些過往，當孫頻寫下那位黑夜在汾河里游泳的特立獨行的迷人女性，當張天翼寫下那位綠皮火車上面臨隱秘兩難的女孩子，當蔡東寫下男人對“她”的不舍和眷戀，當文珍寫下青年女工林雅的灰暗人生，當淡豹寫下一個單親家庭女孩子的成長軌跡……這些作品超出了我的閱讀期待，無論從行文到立意，她們都為當代文學帶來了清新而凜冽的氣息，那是沖擊，亦是驚喜。

特別感謝北京大學賀桂梅教授能加入這一專輯。作為同代人，我們在對談里共同梳理了四十年來中國女性文學和性別意識變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在共同思考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寫作、今天在中國語境里如何進行女性寫作等問題。在我們看來，對“新女性寫作”的推動不僅僅應該落實在作家作品里，也應該包括同時代批評家的加入、思辨和爭論。

什么是我所期待的女性寫作呢？這是我一直以來試圖回答的問題。坦率說，所謂“新女性寫作專輯”，是“新的女性寫作”，它與“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等命名有重要區別。“新女性寫作”強調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它將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會關系中去觀照和理解而非抽離和提純。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隱秘的性別關系，它認識到，兩性之間的性別立場差異其實取決于民族、階層、經濟和文化差異，同時，它也關注同一性別因階級/階層及國族身份不同而導致的立場/利益差異。“新女性寫作”強調寫作的日常性、藝術性和先鋒氣質，而遠離表演性、控訴式以及受害者思維；“新女性寫作”看重女性及性別問題的復雜性，它應該對兩性關系、男人與女人以及性別意識有深刻認知。這是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女性寫作——真正的女性寫作是豐富的、豐饒的而非單一與單調的，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實、人與大自然。

特別要說明的是，此專輯即將付梓之際，正是全國人民共同抗擊新冠肺炎之時。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到女性的身影、女性的呼號以及女性的力量。這讓人再次想到，看到那些以為不容易看見的女性生存，傾聽那些以往不容易聽到的女性之聲，對今天的女性寫作何其重要。是的，我所認為的真正的女性寫作，就是和現實中更廣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獨具女性氣質的方式言說我們的命運。哪怕這個聲音不“委婉”，不悅耳，哪怕沒有更多人聽到。

當然，我并不能說專輯里所有作品都合乎我對女性寫作的理解，我只確信的是，在剛剛出爐的新女性寫作專輯里，一些氣質卓然的女性寫作之苗已經孕育。

想到了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對“莎士比亞妹妹”的期許，那已是九十多年前了：

假如我們慣于自由地、無所畏懼地如實寫下我們的想法；假如我們能夠躲開共用的起居室；假如我們不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而是從他們與現實的關系出發去觀察人；對天空，對樹木或無論什么東西，也是從它們本身出發去觀察；假如我們的目光越過彌爾頓的幽靈，因為不管什么人，都不該擋住我們的視野；假如我們面對事實，只因為它是事實，沒有臂膊可讓我們倚靠，我們獨自前行，我們的關系是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而不僅僅是與男人和女人的關系，那么機會就將來臨，莎士比亞的死去的詩人妹妹就將恢復她一再失去的本來面目。她將從那些湮沒無聞的先行者的生命中汲取活力，像先她死去的哥哥一樣，再生于世間。

我以為，伍爾夫對“莎士比亞妹妹”的描述里，包含有對新的女性寫作的期許。

特別感謝《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老師，編輯季亞婭老師，因為有了他們的努力，這期“新女性寫作專輯”才得以順利完成。非常期待更多的寫作者、批評家加入，也期待更多的“新女性寫作專輯”出臺。

202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