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題材書寫，是2019年中篇小說創作的主調。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探討、檢視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顯得尤為有意義。眼下，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2019年的中篇小說創作，即可看作是廣袤生動的社會現實在文學領域里的回響。

新的現實已然展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小說創作、尤其是中篇小說創作中，現實題材的書寫呈現出重大現實和日常現實相分離的傾向。近年來，橫亙在兩種現實之間的鴻溝有所彌合，文學介入現實的路徑和方法出現了新的變化。重大現實和日常現實的相互融合是當前現實題材寫作的一個重要轉折和重要收獲。

《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就是這樣一部“融合”了邊地風情與時代新聲的優秀作品。小說以草原上最出色的牧馬人三次回鄉、探尋姐姐音訊為線，讓新時代故鄉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新變化，結結實實地生長在了大草原豐美水草、醇厚民風以及天地人三者之間的交流互通之上。“一個牧人的心里，總有一塊地方，放著草原的明天。”這明天里，既包含著繁衍蒙古良種馬、傳承民族手工藝術等生活細節，也載滿了邊地同胞對親情友情的惜重、對民族傳統的持守和對嶄新生活的向往悅納。作家艾平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走到農牧民生活和民族地區脫貧攻堅的人與事中間，細致調研、深入了解，最終拿出了這樣一部自然純樸、情真意切，又頗具時代氣息的作品。

王蒙說，活著就是生命的滿漲，人生即燃燒。在《生死戀》與《笑的風》兩個大體量的中篇中，可以看到這位耄耋之年的作家，其生命之火是如何在時代的映照下熊熊燃燒的。兩篇小說均關乎數十年的歷史風云變幻、社會生活信息的更迭和更新，作者依托逐漸擴大擴張的時間和空間，揮舞起密不透風的修辭和思辨，最終觸發了無盡歲月席卷于個體生命的劇烈潮汐。正如他自己所希冀的那樣，文學“能記下生活、記下心緒，能對抗衰老與遺忘，能煥發詩意與美感，能留下痕跡與笑容，能實現幻想與期待，能見證生命與滄桑，能提升與擴容本來是極其渺小的自我”。

在歷史必然與個體命運的間隙中，打撈存在的復雜與深刻的主題在葛亮的《書匠》中亦有所呈現。這一次作者將目光駐留在古籍修復師身上。小說中一南一北兩位修復師，彼此間并無直接關聯，各自守持各自的學養，指向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淵源，只因“我”這一中轉而殊途同歸，現身在人們的視線里。葛亮擅長在細節中凝結質地和綿長的力量，他讓手藝在文字中精純，讓它們長在人的身上，在文化傳承、時事變遷中不離不棄。他試圖告訴我們，時代的理想主義者正如同他們手中修復的古籍一般經得起時間淘洗，彌足珍貴。

精神世界的深層動向

討論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時，一個重要問題是社會現實與文學現實的區別在哪里，答案并不唯一，但其中必有一條是：文學作品試圖從現實生活在文字的折射中，洞悉人們精神世界的深層動向。這當中既包含著人的行為習慣、情感認同、精神氣質和生存姿態，同時也包含著以維護人的整全性為目的的審美理想和價值方向，在此基礎上，人的生命質感方才得以呈現。

普玄在《太陽刻度》中交付了足夠的耐心和誠懇，一筆一筆描述這種看似“前現代”的守信方式，如何在鄉鄰們的踐行中上升為一種價值規范、一種共同體的道德準則，而當它被不守信者帶進城里，遭遇“現代”生存智慧時，又是如何被現實磨損，卻依舊刻畫在人的心里的。小說若是停在這里，落腳到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念在現實變革中何去何從，已足夠合格，但作者偏偏又撤身到一旁，拋掉順勢的傾斜和判斷，給予兩位主人公以同樣深重的注視。如若不是對人性有著深切的情感投射和寬厚的理解，是很難拼湊出這些極具穿透力的細節的。

在好的技法之上，對人類生存困境進行思考和追問，是小說存活下去的理由。這是陳謙在多個場合一再強調的觀點，并在她的《哈蜜的廢墟》中得以貫徹。小說以海外移民高知為寫作背景，講述了我的朋友哈蜜一家三口之間互為創傷的故事。精神傷痛始終是陳謙關注的主題，在大量的傷痛敘事中，永遠有一個獨立且清醒的聲音存在，它描述困境，但不為困境所吞噬，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作者文學表達的自反性，讓人讀來深覺鈍痛，又有所警醒。

《哈蜜》中的精神困境在蔡東的《來訪者》、孫頻的《鮫在水中央》中都有出現。但兩位青年作家各持所想，各有所長，使得兩篇作品別具意味。《來訪者》中，蔡東在江愷的精神病因上舍棄了復雜的設定，僅將一段人們通常不以為意的母子對抗作為情節抓手，但也正是這一選擇，讓閱讀者在歷經慢節奏敘述和層層了解深入后，反而更清醒地意識到，對于戲劇性之后升起的日常之物，以及人的不健全與自省，我們其實所知甚少，誰都無法真理在握。對事物的敏銳感知是孫頻寫作的優長所在，《鮫在水中央》依然是陰郁的調子，但這一次，孫頻在描述中加入更多情感的溫度、樸素與自然，她無意揭示傷口，而是呈現一個相對安全的暗處，希望痛苦和煎熬有朝一日能夠轉向愈合。兩位青年作家不約而同地選取了“沉下來”的寫作姿態，而這種姿態終將化為情感和思維中對人有內在幫助的東西，幫助她們與外界保持真切、深刻而強韌的聯結，持續滋養她們的創作。

如果創造某個契機，讓這一年中出現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坐到一起，他們之間的交談會順利進行嗎？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但或許，他們惟一相通的地方是對自己正在經歷的現實和人生抱有巨大的疑惑，不得不在疑惑中向著不遠處還未見清晰的光亮繼續行走。這些作品告誡我們，任何時候都無權要求寫作者在一部作品中窮盡所有的生活樣貌，它們提醒我們，好的小說需要對世間百態敞開，要心懷善意地走進人精神世界的幽微精深處，將生命質感中最鮮活、最疼痛的一面呈現出來，引導人們在反思中找到應有的價值方向。

敘事質感與自由

形式問題同樣是擺在寫作者面前的現實問題。在虛構的文學樣式中，語言和形式可以模仿現實，也可以創造現實。

“每個參與者都既是演員也是導演。”這是戴冰的《張瓊與埃瑪·宗茲》中元戲劇《埃瑪·宗茲》的表演宗旨，也是整部小說的推進方式。這大大增強了小說敘事的模糊性，閱讀者無須在小說中尋找真相，每一個敘事空間早已被真相填滿，當它們連綴在一起時，所有的真相卻全部瞬間融化，匯聚在一起，沒有誰擁有完整的輪廓，沒有一樣可以被牢牢握在手里。也許，生活本即如此，你試圖解讀它，它就陡然生出無數岔路，你放手時，它又微笑著沖你示意。在《張瓊與埃瑪·宗茲》中，戴冰用真實打碎了現實，讓人生出陰影來。

班宇的《雙河》同樣嵌套了兩重現實，一重在腳下，一重在主人公正在創作的小說里。兩者并存、互文，目的在于描述一種存在的延宕感。班宇說，一個人在失敗中活下來，即使從前的全部關系面臨崩解，在即將到來的日子里，也會在不經意間收獲一些明亮、耀眼的回饋，令人感受到時間與命運的善意，從而產生出重構生活的愿景。但就是在這崩解和重構之間，存在著一段空白，時間和空間在這里凝固，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延宕，等待某個外力在不知什么時刻把自己推向某個方向。《雙河》是一部“尋找睡意”的小說，人們在兩條恰如其分的緘默的河流中游蕩、自審，而后破水而出。

借助《參與商》，趙志明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語言自由。一種文言的詩意的狂想的思辨的描述將整個小說一分為二，故事跟隨阿燦的腳程急急往前沖，作者盡可能地發揮著中文的表現力和多義性，在象征隱喻之間左突右奔，在看似毫無變化沒有波瀾的生活里搭建一座理想的空中樓閣。陳楸帆則依托科幻的設定，達成小說敘述方式和內容上的自由。《人生模擬》中，古稀之年的韓小華對當年哥哥抽中命運之簽一事始終耿耿于懷，他通過輪回艙一再進入時光隧道，重啟自己的人生，到頭來卻發現，無論心智算法怎么改變，命運最終都會將他收斂到同一個結局上。科技或許可以幫助人們獲得比現實更真切的夢境，而人心中某種更為高階的算法，才能讓這個人成為獨一無二的人。

此外，在2019年的小說創作中，我認為有一篇作品是特別需要拿出來談的，那就是常小琥的《長夜行》。小說所描繪的正是我們此刻體會最深切的醫者仁心。一位重癥監護室主任，一名剛剛就職、對這份職業滿懷憧憬的青年醫生，當他們在監護室照看病人，或者是參與搶救的時候，正是他們無條件交出自己、燃燒自己的時候。在這里，他們總會在需要時挺身而出，而這只是千千萬萬醫務工作者的常態。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人們仍在經歷著最難挨的冬和春，無數醫護人員仍在用自己的生命鑄成防線，擋在病毒和最廣大的人群之間。

現實不是只有一種。現實的廣闊和生動足以供養文學創作的廣度、深度、復雜性和豐富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同其他題材相比，現實題材對寫作者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它要求寫作者秉持謙卑的心態、錘煉敏銳的思想，誠心實意地進入新的現實內部，挖掘人們精神世界的深層動向。現實題材的寫作倫理或許還應當為如下幾個警惕所標記，那就是：對固化簡化窄化教條仿真想象保持警惕，對日常生活中庸常頹廢的部分保持警惕，對降格為社會學注腳保持警惕，對所謂的中產階級趣味保持警惕，對無條件等同于現實主義保持警惕，對單一的審美思維和藝術表現手法保持警惕。唯有如此，在面對已然走在前面的巨變中的社會現實時，文學本身才有可能容納下強大的聲音，才有可能通過文字昭示那些未曾到來但又已然存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