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0年前，魯迅回到家鄉魯鎮，偶遇了多年不見的祥林嫂。此時，他已讀過威爾斯出版于1895年的科幻小說《時光機器》，而他留英歸來的老朋友呂緯甫，竟然把這個機器帶到了魯鎮。祥林嫂的死震動了二人，他們決定用時光機回到過去，改變她的命運。以上情節來自寶樹的小說《時光的祝福》。這既是一篇關于“時間”的科幻小說，也是一篇魯迅的同人文。歷史上，魯迅曾翻譯兩部凡爾納小說，也提出過科幻救國的假設。而在這篇小說里，科幻救國的問題具體化為一個科幻的問題：時光機能救國嗎？

他們決定先救祥林嫂試試。小說里，呂緯甫負責回到過去幫助祥林嫂，魯迅留在原地，等待記憶被修改。第一次，呂緯甫趕走狼，救了阿毛，可成長在大山深處的阿毛，一年后又被山洪沖走了。第二次，呂緯甫想辦法讓祥林嫂和丈夫賀老六搬出了賀家坳，但因為祥林嫂后來生了個女兒，賀老六就對她百般虐待，加上他嗜賭成性，竟然逼著祥林嫂去做皮肉生意，最終祥林嫂帶著女兒自殺。第三次，呂緯甫趕在祥林嫂的婆婆之前帶走了她，讓她免于再嫁。可誰知在此過程中，祥林嫂委身于救命恩人呂緯甫，這讓他在對祥林嫂的愧疚和厭惡之間掙扎，失手殺死了她。最后一次，呂緯甫從過去返回，世間已沒有祥林嫂這個人了，那個一開始在魯四老爺家做粗活的女傭人，偶然成為了魯四老爺的妾，又因為生了兒子，扶了正。然而，成為女主人的祥林嫂，卻又像從前別人咒罵她那樣，咒罵一個剛死去的女傭。祥林嫂的命運雖然改變了，但還有別的人代替她，成為下一個“祥林嫂”。

今天看這篇小說，仍會發現一些觸目驚心之處：兒童成長、家庭結構、女性權利……個個都是能在現實中掀起浪潮的議題，隔著100年的時間，還是陰魂不散。在這篇小說滑稽又離奇的故事里，我們大致能得到一個回答：時光機器連祥林嫂都救不了，更無論救國救民了。當然，魯迅曾設想的科幻救國，指的是以科幻文學帶動科學普及，從而達到廣開民智的目的。倘若他能看到百年后的科幻文學，恐怕會驚異于這一類型所具有的審視現實的力量，不僅不限于科普，還有著比肩于現實主義文學的野心。

2019年，幻想仍然是青年作家介入現實的通道之一。不同于前輩的寫作者，眼下的青年作家正遭遇著一個龐大而又破碎、切近卻又含混的世界。一直以來，青年寫作者能否跳脫個體經驗，有力地回應來自外部的問題，成為一個普遍的憂慮。事實證明，無論是向外探尋人類的前途與命運，還是向內拷問心靈的復雜和困頓，幻想小說正站在最遙遠的距離上捕捉我們的現實。

郝景芳的《積極磚塊》構建了一個叫“積極小鎮”的地方：這里所有的物體都由一種“積極磚塊”制成，它能夠感知人的情緒，并隨著情緒的好壞變換顏色，因此，代表積極情緒的暖色在這里得到推崇，消極情緒帶來的灰黑色則是一種恐怖和禁忌。小說主角周錯是小鎮上一個“心理按摩師”，負責給別人帶來快樂的他，卻漸漸掩飾不住失意和迷茫。隨后，他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有不為人知的黑暗角落，表面上的快樂只是一種必須的偽裝。因為一個意外，周錯又揭開了整個小鎮的秘密：每一個能夠感知情緒的積極磚塊，都有一個灰黑色的內核。這個秘密引發了小鎮的恐慌和騷亂，從前五彩斑斕的世界失去了顏色。小說最后，周錯在混亂的人群中幫助了一個小女孩，這時，他們的腳下出現了灰黑色小鎮上唯一一抹真正的亮色。這個畫面頗具有視覺沖擊力，也彰顯了一個很簡單，卻常常被有意忽視的道理：無論積極或消極，真實才是首要的、不可撼動的前提。

借助強大的隱喻和象征，寓言往往能夠出其不意地擊中某些問題。《積極磚塊》之外，林培源的《神童與錄音機》、陳春成的《傳彩筆》也都具有強烈的寓言性質。《神童與錄音機》里有一個失去了天賦的天才小男孩，他的父親無法接受這件事，堅持用錄音機播放兒子從前背誦古文的錄音，希望以此喚回他過目不忘的能力。《傳彩筆》設計了一個精巧的博爾赫斯式的嵌套故事：“我”認識一個資質平平卻筆耕不輟的老作家，有一天他突然停止了寫作，直到去世也沒繼續，后來“我”偶然讀到他的博客，里面記述了他如何在夢里得到一支筆，從此作文如有神助，但他寫出來的每一個字只有自己能看見。兩部小說都選擇了以“空白”作為結束：小天才的父親去音像店復刻磁帶，以求永久保存，可那竟只是一盤盤空磁帶；老作家的兒子告訴“我”，他找到父親生前在寫的那部“傳世杰作”，發現里面所有的只是白紙。現代主義之后，“荒謬”成為一種美學，沿著既定的軌道，青年寫作者很容易滑行至此，但是，只有指向更具體的現實，才能賦予一種美學堅實的底子。

大頭馬的《全語言透鏡》、王侃瑜的《語膜》都著眼于科幻小說里一個歷久彌新的“巴別塔”問題，小說中的“透鏡”或“語膜”是那個理想的翻譯裝置。不同的是，《全語言透鏡》向上飛行，最終來到人類對“萬物至理”的追尋，《語膜》則降落人間，讓我們看到母語如何在現實和隱喻的雙重意義上成為一對母子情感上的隔膜。這樣的命題之下，人類共通的困境消弭了種族與國界之別，但是對于年輕的科幻小說家來說，如何在其中尋找本土科幻的獨特位置，如何能在“伊莎”、“雅克”的世界里安放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是更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與《時光的祝福》類似，陳楸帆的《人生算法》也有關“時間”這一科幻母題。小說把目光落在了一個未來的潮汕農民身上，為了彌補那些關于家族、家庭和自我的缺憾，他一次次進入“輪回艙”，嘗試去過不同的人生。可是，再精確的算法也無法將人生導向一個完美的結果，個人心智總是能夠在其中產生干擾，讓每一次的結局走向不可收拾。寶樹的《退行者》則以一個“退因緣行咒”來逆轉時間，在一次殃及全家的空難之后，“退行者”頻頻使用咒語返回過去，但命運的隨機性讓他永遠無法回到原來的人生軌跡上。線性的時間往往關于記憶和歷史，關于某些難以拆解的心結，幻想為我們提供了違抗時間的可能，卻并不保證最終的和解和救贖。不過，也許正是在與過去和未來的對照中，當下的意義得到了更深刻的省思。

周愷的長篇小說《苔》生長在波光詭譎的晚清四川，為我們撬開了時代和地域的縫隙，亮出里面壓抑著的不可思議的情欲、暴力和生命力，而后，又放任時代的洪流將他們一一沖散。作者所依托的歷史語境和地方色彩無疑是小說的現實邏輯所在，但人物的個性面貌卻在強大的情節中稍顯模糊，抽象為一個個行動的符號。與科幻小說的漫無天際的想象力相比，歷史小說的幻想更像是貼地飛行，需要作者更謹慎地尋找平衡。

如果幻想是對現實的某種抽象和折射，那么“非虛構”的終極旨趣顯然是宣稱自己為現實本身。至少，寫作者在努力向它無限趨近。2019年，“非虛構”已然進入了青年寫作者的視野，并為他們的寫作撐起了一方天地。袁凌的《寂靜的孩子》是歷時4年探訪而來的兒童檔案，記錄了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及偏遠山區的孩子們，他們有的是留守或隨遷兒童，有的生活在單親家庭，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正在承受著病痛的折磨……對于孩子來說，這些經歷是無可逃避的，甚至是不堪回憶和無法言說的，是“寂靜的”。可正如袁凌在此書序言中所說的，“一旦我們打開眼睛和耳朵，會發現世界不再寂靜，布滿了條條奔騰的瀑布，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潑濺的水珠。”其中的一章《沒有故事的地方》記述了吉林省長春市郊區一所孤兒學校的日常，一個個或開朗或安靜的孩子背后，都藏著各自驚心動魄的往事。而這些還要聽睡前故事的孩子們，甚至還未有意識去審判和衡量發生過的一切。在他們所遭遇的真實面前，任何“故事”都是單薄的、殘忍的、不堪一擊的，這個時候，“非虛構”的能量超越一切可能的虛構，讓修辭和抒情、分析和詮釋全都黯然失色。

這一年，幾位來自東北的青年作家仍然是關注的焦點，作為方法的“東北”也引發了持續的討論。雙雪濤最新小說集《獵人》開始掙脫從前所深植的東北土壤，逐漸轉向了零星分散的城市空間，其中《火星》《女兒》等篇目都遙遙接續了作者第一部小說《翅鬼》既有的奇幻線索，也可視為作者面臨新問題所尋求的方法之變。相比之下，班宇的小說著重于營造一種“失意中的詩意”，小說語言也能夠在洗練與繁復、冷峻與幽默的邊界上來去自如，極具辨識度。鄭執的《蒙地卡羅食人記》還帶著《仙癥》里神秘而不失滑稽的氣息，但整體而言不及后者的飽滿和連貫。三位作家都來自沈陽市鐵西區，不過細看他們各自的著力點，能發現三人已經在互不相交的路線上飛馳，“東北”可能只是一個漸趨模糊的大背景。

關于青年作家的地域書寫，另一個常被提及的名字是王占黑。近兩年，她的《空響炮》《街道英雄》兩部小說集連續勾畫出一部“民間爺叔生活史”，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上海”都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發表于2018年的《小花旦的故事》富有更鮮明的“上海”意味，小說結尾，離開上海去了廣州的“小花旦”有了一個新藝名“上海寶貝”，簡稱“海寶”。而由《小花旦的故事》牽連出“全球尋找海寶大賽”，也許能顯露出青年創作正在溢出文學邊界的趨勢。這并不是由小說到劇本再到影視的單向鏈條，而是文學正與某些更新的文化形式發生合縱連橫，可能是我們所知的建筑、搖滾樂、裝置藝術，也可能是脫口秀、辯論會，甚至是某些未成規模、未得到命名、但也的的確確能抓住青年的形式。

董夏青青筆下的“新疆”從未真正限定她的寫作。讀她的小說，最終能看到的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和我們任何人一樣，面臨著無可逃避的抉擇和變故，只不過，在沒有掩體的戈壁和雪原上，這種碰撞尤為激烈，又尤為的稀松平常。《在阿吾斯奇》觸碰的是軍人之間、兄弟之間沉默、悠長卻又轉瞬即逝的情感。在硬碰硬的世界里，反而會有最柔軟的東西激蕩出來，久久令人感動。

整體而言，2019年青年創作所呈現出的廣闊而豐饒的面貌，除了有著明顯類型標記的幻想文學和非虛構作品，還有更多的青年創作在以現實為原點的坐標系上游移，從各個維度上展現出青年創作者觀察世界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偏于幻想，還是近于寫實，他們總會因為對現實的殷切關懷，相遇在某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