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最大優勢是整體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受傷，就是我受傷；我受傷，就是你受傷。正如頭受傷了，要去醫院看，腿就不能說，這不關我的事，我不去；正如左眼受傷了，右眼就不能說，這不關我的事，我不管。就生命整體而言，頭就是腿，腿就是頭；左眼就是右眼，右眼就左眼。對于人類來說，也是如此，唇亡齒寒，齒亡唇寒，是真理。“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中國人說：“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如果一個人不能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中國文化，很難理解中國人為什么會有一種天然的同情感，會有一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意識。這是由中國哲學本身決定的。由此，我們就能理解，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為發生災難的國家提供援助，從不幸災樂禍，從不落井下石，因為我們的文化基因是整體性。我們甚至能夠做到以德報怨。

因此，在疫情肆虐的時候，我們應該把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上，而不要被一些過度的虛假信息或陰謀論引入憤怒。因為過度的憤怒本身，會讓人失去正氣，甚至失去正確處理問題的智慧。在生死大考前，級別、身份、財富，已經不能作為人的優越性；能夠作為人的優越性的，只有奉獻和奉獻力。

中國文化講因和緣，就算新冠肺炎病毒不是來自華南海鮮市場，但華南海鮮市場卻給病毒之因提供了緣。因為沒有土壤，再有生命力的種子，也無以生根開花結果。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百分之八十的傳染病，起源于錯誤的人和動物關系，起源于錯誤的生活方式，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從中國文化的整體觀來看，動物和人也是整體。整體關系一旦破壞，我們就要為修復這一關系付出代價。

細想起來，病毒之所以會肆虐，也是借助整體性，如果沒有整體性，它們又何以無孔不入。所謂同呼吸、共命運，沒有誰能截然把自己和對方分開，因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因為空氣是整體，水是整體，天地是整體。

在我的小說《農歷》“干節”一章中，有這樣一段：六月要搗毀一個喜鵲窩，五月不讓，為了制止六月，五月給六月講了肝腸寸斷的故事——娘說從前有一個饞癆，拿槍打死一只小鴿子吃肉，第二天推開房門一看，發現門檻上蹲著一只老母鴿，已經死了。那人照樣把這只母鴿開剝了，發現它的腸子是斷成幾截的。娘說這叫肝腸寸斷。從此，這個饞癆再也不打鴿子了。中華文化講究趨吉避兇，對天地敬畏，對生命愛護，對大自然保護，對萬物珍惜，涵養正氣。

老子講：“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長生”的前提是“不自生”，不唯我獨尊，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孫思邈講，以殺生來養生，定會南轅北轍。因為殺生一定伴隨殺機，而健康來自生機。

農歷之所以幾千年來沒有從我們的生活中淡出，正是基于整體性。這種整體性以二十四節氣體現出來，以陰陽五行體現出來，以人的敬畏和感恩體現出來。中國文化的趨吉避兇的優勢，正在農歷精神里。這種農歷精神，在哲學領域，以《周易》《老子》等典籍顯現；在醫學領域，以《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典籍顯現。

當人們敬畏自然，便能與天地融為一體，和諧共生；當人們心中沒有敬畏和感恩的時候，整體性帶給人的福利就會離去，災難就會到來。這一點，在我協助央視采編五百四十余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時，得到充分印證。

從這些節目中，我們看到，不少村鎮，薅草時要先敲鑼鼓，讓田垅間的蟲子先離開，再下鋤；不少村鎮，人們打魚上來，一稱，不夠二斤的要重新放回；不少村鎮，把樹人格化保護，蓋房用樹，要經過全村人同意，舉行莊嚴的儀式，才能砍伐。人們活在一種大人情味中，這種人情味，正是鄉愁的根和魂，也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它的邏輯依據正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生命整體觀。

在拙著《醒來》中，我寫道，上蒼按照人的心量配給能量，能量的配置是通過緣分實現的。當人把心量擴充到能夠平等對待萬事萬物，吉祥如意就會到來。

以整體觀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重回當代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我們的教育也應當著眼于整體，進行心性教育、道德教育、知識教育、美學教育、生存教育等全面發展的整體性教育，喚醒人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保護意識，喚醒人們對自然、對土地的感恩心和敬畏心。

郭文斌，1966年生于寧夏西吉。出版長篇小說《農歷》《西夏》（與他人合著）、作品集《大年》《吉祥如意》《我們心中的雪》《郭文斌精選集》（八卷本）等。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獎等。作品被簽約譯向二十多個國家。央視五百四十余集紀錄片《記住鄉愁》文字統籌、撰稿、策劃。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授予寧夏“塞上英才”稱號，被評為“60年感動寧夏人物”。中國作家協會全委、寧夏文聯副主席、寧夏作家協會主席、銀川市文聯主席、《黃河文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