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宏大、體制最為完善、編制最為出色的一部目錄書，其文獻學和思想文化史的價值自不待言（有學者把它與同時期十八世紀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相比較），其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價值亦愈來愈引起學界關注。就“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而言，其“名”是舶來的，其“實”卻是土生土長的，是從《總目》集部的“詩文評”之中生長出來的。

受西學的影響，清末我們有了“文學史”，“五四”之后又有了“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創時期的代表作，是郭紹虞、羅根澤和朱東潤三位先生冠名為“批評史”的專著。朱自清先生寫《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和《詩文評的發展》，大力推介三位先生的開山之作，說他們是用“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從新估定”《總目》集部“詩文評”的價值，是從《總目》集部中發現了“系統的文學批評”，從而將“詩文評”這一“集部的尾巴”提升為獨立的學科。

《總目》集部的“詩文評類”小序，或可視為最早的也是最簡的“批評史”：“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世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矯之論。然汰除糟粕，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并于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歟？”

這段文字不僅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最簡批評史”，而且是對“批評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總結。小序列舉的五例，是批評史上頗具代表性的五種范例或范式：究源流、評工拙的劉勰式，第甲乙、溯師承的鐘嶸式，備陳法律的皎然式，旁采故實的孟棨式，還有體兼說部的詩話式。幾千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范式之分類與命名，因其語境或層級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表述；而從言說方式和批評文體的層面來說，《總目》集部之詩文評類小序的范式界說是頗有價值的。

作為20世紀現代學科之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在一部18世紀的目錄學經典中找到了自己的本和根。于是，批評史從《總目》集部詩文評類這篇不足300字的小序出發，走上了自己“范式演變”的歷程。從表面上看，近百年的范式演變，似乎是被西學牽著推著甚至裹脅著。中國文論若離開異域范式就會失語，這幾乎成了文學理論界的共識。但是，如果我們對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范式演變作深度考察，或許會發現情況并非如此。平心而論，百年批評史在中國本土的范式演進，并沒有脫離18世紀《總目》的學術譜系和文化傳統。或者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諸多范式之中，最具有原本原根、原生原創、原汁原味之辨識度的，還是源于四庫總目的批評史范式：不僅僅是《總目》集部之詩文評類小序所總結的“五例”，更是《總目》自身所囊括的“四部”。

“五例”之中先在地包含了“四部”。劉勰式的究源流，“源”在何處？“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文心雕龍·征圣》），劉勰的理論范式，最為根本、最為核心的是“經學范式”。如果說，鐘嶸的“溯師承”“第甲乙”和孟棨的“旁采故實”、皎然的“備陳法律”，大體上屬于“史學范式”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那么，劉攽《中山詩話》和歐陽修《六一詩話》的“體兼說部”，則顯然是“子學范式”的“博明萬事，適辨一理”了。《總目》自身對集部諸多“詩文”的“評”，乃至于對四部所著錄、存目的萬余種典籍的“評”，無疑是“詩文評范式”的“討論瑕瑜，別裁真偽”。當20世紀初的開山大師們將《總目》集部的“詩文評”升格為“批評史”時，僅僅是從古典言說方式即傳統批評文體的“五例”，逐漸演變為既有原汁原味又與西學互鑒互證的“四式”：經學范式、史學范式、子學范式和詩文評范式。近百年文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演進，既是“西學范式”的影響史，也是“中國范式”的演進史——后者可表述為從“學出集部”到“識通四庫”。

從邏輯上講，無論是四庫的大邏輯還是批評史的小邏輯，經、史、子和詩文評這四種范式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借用《文心雕龍·宗經》篇的話說：經是“根柢槃深”，史、子和詩文評則是“枝葉峻茂”。經學范式是根本，是綱紀；史、子和詩文評范式是衍生，是羽翼。前者是劉勰所說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能宗經，體有六義”；后者則是戴震所說的“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即從“小學”（文字學）經由“經學闡釋學”再到對文論關鍵詞的釋義與詮解。經學范式的方法論意義，是關注“字”“詞”“道”之關系，由“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兩條路徑，衍生出諸如文以載道、通經致用、以意逆志、立象盡意、深究詁訓、精研義理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方法。

從“經學范式”這一根本或樞紐出發，若“原始以表末”則有“史學范式”，若“敷理以舉統”則有“子學范式”，若“選文以定篇”則有“詩文評范式”。這三種范式分別與西方文藝理論的“歷史主義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審美范式及形式主義范式”構成互釋互證、互參互滲。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從20世紀初的草創到21世紀初的繁榮，其標志性成果均為“批評史”論著。不同體例和風格的批評史，自覺引入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史識、史觀和史法，力圖在民族文化、民族心靈和民族精神的層面揭示中國文論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闡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演進脈絡和理論精粹。

《總目》子部總序說：“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子學“博明萬事，適辨一理”，既融通百家之義，又自立一家之言。筆者曾嘗試以子學的眼光和方法開拓古代文論的詩性空間，揭示儒道釋文化的詩性精神如何孳乳出中國文論的詩性特征：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訴求和“比興”的話語方式鑄成中國文論理論形態的人格化和理論范疇的經驗歸納性質，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釀成中國文論言說方式的詩意性和審美性，印度佛教對世界的想象和中國禪宗對語言的超越又為中國文論提供了理路與詩徑相統一的可能。視野弘闊與思想爭鳴，兼收并蓄與新見獨標，是批評史研究子學范式之優長。

比照現代學術分類，四部中羽翼經學的史、子、集三部，史學和子學分別與歷史學和哲學相通，而集部之學則與文學相通。《總目》集部分為五大類，一頭一尾的“楚辭類”和“詞曲類”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詩文評類”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批評，而“別集”和“總集”兩大類所著錄和存目的典籍多為詩文之作。明乎此，則可以說《總目》集部之目錄提要就是具體的文學批評：集部不僅僅有“詩文評類”，集部提要也大多為“詩文”之“評”。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對古代文論及文化的通變，不僅繼承了“文以載道”“通經致用”的經學傳統，而且接續了子、史、集之“史論評相結合”的具體批評的傳統。后者使得中國文論在借鑒“西方范式”的同時，對失焦于“文學”、以“理論”自身為目的的傾向保持了足夠的警惕，從而遠離“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之窠臼，遠離“理論生成理論”之陷阱。

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借鑒西學范式的同時，要發掘中國資源，總結中國經驗，歸納中國范式。正是在這一點上，《總目》為“文學理論中國范式”的研究，不僅構筑了扎實的目錄學和文獻學基礎，而且提供了精湛厚重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堪稱經典的范例。

（作者：李建中，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