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婦一九六五年攝于書房

一

多年以前，讀柯靈懷念傅雷的文章，里面提到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原稿中，曾有一段話批評巴金。傅雷的孤傲脾氣，人所共知，讀過柯靈的文章后，更令我有一個印象：傅雷與巴金雖同在上海，可能交往并不多。

后來，我發(fā)現(xiàn)傅雷1950年代初的譯作大都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立即意識到我先前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傅雷在平明社出版的譯作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臺》《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還有梅里美的《嘉爾曼附高龍巴》……都是傅譯精品。那也正是傅雷作為翻譯家最為成熟的時候，傅雷說：“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191頁）如此嘔心瀝血譯出的作品，傅雷能夠把它們交給一個創(chuàng)辦不久、實力一般的民營小出版社出版，這是多大的信任啊。雖然，在現(xiàn)有的傅雷傳記資料中，很少有提到他與巴金的交往，可是，我認為這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隨著文獻資料的不斷公布，我也找到不少傅雷與巴金兩個人交往的線索。如1957年，傅雷曾托巴金給周揚帶過亡友、作曲家譚小麟的樂譜和膠帶等，倘非可以信賴之人，又怎么能托帶東西？1955年、1957年，傅雷對出版、發(fā)行工作提意見的時候，能夠看出他的很多想法與巴金一致，他還曾直接提到過巴金，說明有的問題兩人有過交流。巴金這一面，1963年1月15日、19日日記中記過，他與傅雷互贈新書。1973年，在傅雷還未平反，巴金也是戴罪之身，巴金卻肯定了傅雷的譯文：“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文譯本我過去很少買（我倒有法文《人間喜劇》全部）。……傅雷的譯本比別人譯的好得多，據(jù)說還有一兩種他的譯稿，最近有可能出書，不知是真是假。”（巴金1973年12月2日致黃源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3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1978年8月、9月，傅雷的兒子傅敏給巴金寄過書，兩人還有書信往來……

經歷過特殊歲月之后，巴金晚年在《隨想錄》中高度評價傅雷的言行。《隨想錄》第一四六篇《二十年前》中，巴金提到傅雷，贊揚他：“通過十幾年后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土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巴金：《二十年前》，《巴金全集》第16卷第6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稱傅雷是自己的一位“亡友”。那一輩人，不會輕率地稱別人為“朋友”的……凡此種種，說明他們交誼匪淺，只是我們所知不多。

二

很幸運，傅雷給巴金的四封信保存下來了，雖然有的僅是片言只語，但是，巴金與傅雷的交往的更為具體的內容浮出水面。

其中有兩封短簡，是傅雷給巴金送音樂會的票子：

巴金先生：

附上民進晚會入場券二紙，音樂節(jié)目約八時許開始。匆此即候

儷綏不一

弟傅雷 拜上

元日（1953年1月1日）

貝多芬紀念音樂會（有小兒參加演奏鋼琴協(xié)奏曲）本定廿六、廿七、廿八連續(xù)舉行三場，二小時內座券全部售完，故加演卅日一場。票子仍極難得，請注意時間為下午四時三刻。

茲附奉座券一張 即希 察收為幸 此候

李太太 時綏

巴金先生前致言

傅雷 廿五午

（1953年3月25日）

兒子學習音樂，傅雷與音樂界有著廣泛的交往，送票給巴金，讓朋友欣賞兒子的演奏，在傅雷，一定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兒子傅聰是傅雷另一件精彩的作品，《傅雷家書》中，這位嚴厲的父親的舐犢之情也感動了萬千讀者。有意思的是，傅聰與巴金在國外竟然有一次邂逅。“你出國途中，在莫斯科遇到巴金先生；他在八月中旬回到上海，當天就打電話來告訴我；而你卻從來沒提及。當然，那一段時間你是忙得不得了，無暇作那些回想。”（傅雷1954年9月28日致傅聰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4卷第84頁）1954年7月13日至8月4日，巴金在莫斯科出席紀念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21日起去雅爾塔等地訪問。莫斯科相見，應當是在7月中旬那一周吧。巴金回國后，立即給傅雷打了電話，可以看出他們當時交往的密切。

三

羅曼·羅蘭、巴爾扎克翻多了，傅雷想換換口味，他在給朋友的信上說：“以后想先譯兩本梅里美的（《嘉爾曼》與《高龍巴》）換換口味，再回到巴爾扎克。”（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08頁）《嘉爾曼附高龍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數(shù)為一萬冊。傅雷翻譯用的底本（或參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這封還書帖：

前承 惠假《嘉爾曼》原作二種，謬憶以為早經奉趙，頃整理書柜，方始發(fā)見仍在敝處。未老已昏憒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巴金先生 見諒為幸

弟怒庵拜啟

二月二十七日

（傅雷1954年2月27日致巴金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26頁）

傅雷致巴金（手跡）

梅里美，傅雷譯作“梅里曼”，對這個譯法，巴金在給妻子的信里表示過不同的看法：“這兩天在這里看了好些書，采臣寄來的書大半都看過了。梅里美的東西不錯。傅雷譯文還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譯作梅里曼，我頗不贊成，因為嘉爾‘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兩個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來的音應該是‘何塞’。”（巴金1953年11月5日致陳蘊珍信，《巴金全集》第23卷第3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頗不贊成”，然而印在書上的依舊是“梅里曼”，說明平明社和巴金不以己見為尺度，尊重傅雷。

傅雷與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較愉快的，這基于作為文化人的巴金對文人個性、習慣的尊重，他放手讓傅雷按照自己的標準、個性去譯書和處理稿件。這一點，傅雷跟朋友們提起甚至不無得意，他說是“為所欲為”：“在這方面我是國內最嚴格的作譯者。一本書從發(fā)排到封面設計到封面顏色，無不由我親自決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書均由巴金辦的‘平明’出版，我可為所欲為。后來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就鞭長莫及，只好對自己的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傅雷1961年7月31日致劉抗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39頁）

平明版《約翰·克利斯朵夫》

1953年9月版書籍紙精裝本

限于條件，平明社的精裝本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風卻給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對人文社的領導說：“將來倘重印《約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裝本的話，希望注意一點：就是在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我們國營的出版社成績，決不能低于幾年以前的私營出版社。”（傅雷1956年12月10日致王任叔、樓適夷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322-323頁）他對重印《約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條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舊樣式”。傅雷的要求處處以平明社的書和做法為標準，由此返觀，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滿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約翰·克利斯朵夫》精裝本，我與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點兒成績，雖距世界水平尚遠，但到了國內水平（以技術及材料而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同前，第318-319頁）的確，這套書的印裝在今天看來也是難得的精品。四大卷，開本近乎方型，書封有外函套，封面簡潔、經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還有給作者加印特裝本的傳統(tǒng)，讓作者送送人，也體現(xiàn)書的尊貴。黃裳、穆旦、蕭珊的書，我都見過這種特裝本。

文人愛書，傅雷很珍惜這樣的印本，在給兒子的信中也曾叮囑：“新出的巴爾扎克，收到后來信提一筆——這是特印非賣本，勿隨便借出去，搞丟了！”（傅雷1954年4月7日致傅聰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4卷第46頁）“特印非賣本”這并不是多么難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計劃經濟中，國營大社怎么會有這種例外，反倒是私營出版社有這種靈活性。還有一層不能忽視，巴金本身就是一個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四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續(xù)當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譯文叢書”的路子，編輯“文學譯林”叢書，意在推出翻譯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關注平明社這套叢書。“西禾談及巴金新組一書店（已與文化生活分家），想專出一套最講究的文藝翻譯，由西禾與他二人合編，說是決不馬虎，迄今只收了楊絳一本譯稿，聽說好得很。此外又來問我要稿，也許新譯的巴爾扎克會給他們。……但書店方面頗注重原作的文藝價值要有世界性與永久性。……巴金的條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稅，他是反對新辦法的。”（傅雷1952年3月20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21-222頁）“《貝姨》那個叢書（叫做文學譯林），巴金與西禾非常重視，迄今只收我跟楊絳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擠入這個叢書（他還是“平明”股東呢），都給他們推三阻四，弄到別種名義的叢書中去了。”（傅雷1951年9月14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01頁）這兩封信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文學譯林，由巴金和陳西禾合編；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楊絳譯《小癩子》和傅雷譯《貝姨》。傅雷特別強調巴金他們收稿之“嚴”“頗注重原作的文藝價值要有世界性與永久性”。嚴格、標準、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這也是傅雷與巴金兩個人作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聯(lián)系點。

傅雷還是一個熱心人，他鼓勵人譯書，也為平明社這套叢書拉稿。1953年1月給巴金的這封信，就是介紹楊必譯稿的：

巴金先生：

茲另郵掛號寄上楊必譯《剝削世家》，約共四萬余字。除鍾書夫婦代為校閱外，弟亦通篇瀏覽一過，略為改動數(shù)字，并已征求譯者本人同意。該書內容與楊絳所譯《小癩子》異曲同工，鄙見將來不妨將該書重版與本書初版同時發(fā)行。又譯者希望能早出，因與其本人將來出處有關（詳情容面陳）。好在字數(shù)不多，輕而易舉，可否請采臣兄一查平明本年春間出版計劃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認為《剝削世家》譯文標準夠得上列入“文學譯林”，則排版格式可與巴爾扎克各書一律。紅筆批注均出弟筆，冒昧處乞鑒諒為幸。

正文“小引”請先生細閱一過，若有問題，務請見示，以便修改。匆此祗候

儷綏不一

弟 傅雷拜啟

二十一夜

（傅雷1953年1月21日夜致巴金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25頁）

楊必（1922-1968）是楊絳的妹妹，信中提到的《剝削世家》是一部小書，她后來還譯過薩克雷的那部大書《名利場》，很受推重。雖說初涉譯壇，楊必的“師傅”卻非同一般：姐夫錢鍾書、姐姐楊絳“代為校閱”，一代譯宗傅雷“通篇瀏覽一過”，《剝削世家》譯文質量大有保證，傅雷給出的判斷是“譯文標準夠得上列入‘文學譯林’”。傅雷還向巴金提出一個要求：“又譯者希望能早出，因與其本人將來出處有關（詳情容面陳）。”共和國初立，百廢待興，私營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書能力很低。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盡快的速度出書。《剝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冊，也就是說在傅雷把稿子寄給巴金之后三個月多一點就印出了。

楊絳在回憶楊必的文章中說，《剝削世家》《名利場》都是錢鍾書幫忙選定的書目并且確定了書名。（楊絳：《記楊必》，《楊絳全集》第3卷第48頁-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傅雷在給宋奇的信中補充的信息是，這書初譯稿，錢鍾書不滿意，楊必重譯了一稿：“楊必譯的《剝削世家》初稿被鍾書夫婦評為不忠實，太自由，故從頭再譯了一遍，又經他們夫婦校閱，最后我又把譯文略為潤色。現(xiàn)在成績不下于《小癩子》。”（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206-207頁）

傅雷對楊氏姐妹的譯筆很是推崇，也曾感嘆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楊氏姐妹那么靈活：“這幾日開始看服爾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強，全靠文章內若有若無的諷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懼，覺得沒能力表達出來。那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實’，不夠俏皮，不夠輕靈。”（傅雷1954年2月10日致傅聰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4卷第29頁）傅雷曾對楊絳說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楊絳：《〈傅譯傳記五種〉代序》，《雜憶與雜寫》第320頁）看來他是真心喜歡楊氏姐妹的譯文。

楊必之外，傅雷還動員宋奇（宋琪）譯書，并說：“只要你認為好就不必問讀者，巴金他們這一個叢書，根本即是以‘不問讀者’為原則的。”（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第195頁）傅雷屢次提到“文學譯林”叢書，乃是他極為欣賞巴金辦出版社這種“不問讀者”的原則，其實是為了文學、出版、文化的積累不計名利的氣魄。

朋友有各式各樣，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來往多少，但是他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認為傅雷和巴金的友情就屬于這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