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中……當這一連串的地理坐標排列于紙面，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你，一定會在瞬間喚醒自己那頑固的文學經驗。你也許還會多少產生出一些沒來由的欣喜與驕傲，因為你知道，這宛如標記在地圖冊上的一塊塊物理區域，實際上指向著一個個明確的文學英雄——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陳忠實……

于是，一部當代中國文學史，幾可繪制成一本地圖冊。當我們的大作家們幾乎全部站在故鄉的土地上縱聲放歌之時，我們的文學現場，便神奇地具有了地圖冊的樣貌。這似乎也一再佐證著，文學創作的地方性，才是其獲得成功的不二法門；也于是，大量的跟從者提起筆來，蜂擁而上，將辭藻堆砌于故鄉的大地，仿佛如此便獲得了寫作的正當性與優越感，仿佛將辭藻種植于故鄉，宛如將糧食種植于泥土一般地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乃至神圣感。

理論也由此天經地義地生成。我猜想，以“地方性”為切口來分析作家創作的理論文章，必定是汗牛充棟。乃至，文學的話題也要就此不斷展開，喏，我們現在便要將這個話題再說一番。

如實說，對此我已經感到些微的厭倦。

那個“地方性”與文學的關系，當然是不證自明了的，何況，它也的確反復被文學的實踐所證明。對此，誰都難以給出否定的意見，而且，一旦試圖去否定它，你還要冒著顯而易見的道德風險，就好像一個枉顧自己出生地的人，理應得到譴責和唾棄。令我厭倦的，也并不是這無休無止的正確老調的重談，我只是對所有能夠輕易“重彈”的調門，與所有天生一副“正確”的嗓音，漸漸失去了耐心與信心。

我知道，當我談論這些話題時，內容幾乎已經是被預設了的，被約談者預設，也被自己預設。我們無可避免地將要去把贊同過的立場用一種近乎謳歌的調性再唱和一遍。于此，折磨著我的，注定只能是那種身而為人的被限定之感——你被上帝隨手撂到了一塊具體的人間之地，李家莊或者王家洼，于是，你的方言，你的樣貌，你歌唱的喉嚨與你思考的腦汁，都將只能以一種完全物理化的規定所展開。你是天然受限的，生是李家莊的人，死是王家洼的鬼，那就像一條化學公式般的森嚴，就像構成水的氫二氧一般的不容反駁。

這人的有限性，導致出每一個書寫者的有限性。我們只能如此寫，繼而，給這個無力的“只能”發展出了“必須”的翅膀，美化它，將其視為文學之事最為正大與光明的方向——你“必須”站在你腳下的那塊李家莊或者王家洼，你的營養與榮光，全部由此而來。那是一種被嘉勉與頌揚的“扎根”姿勢，就仿佛，你這棵莊稼若不是種在地里，你就沒有獲得豐收的資格與權利。

當然沒有，莊稼不種在地里，那也許是生物科技正在醞釀的藍圖，而我們從來留戀古老的比喻，也相信，總有某種上帝的鐵律不容顛覆。但這種古老的相信針對著種地時值得捍衛，針對著我們的精神生活時，也“必須”永遠值得捍衛嗎？沒錯，寫作如種地，這是漂亮而正確的古老修辭，說出來，都可以帶著沾沾自喜的傲慢神氣——可寫作，真的就必須如種地嗎？我們的精神生活，只能徹底地被物理世界簡單粗暴地禁錮嗎？而那些痛苦、虛無的思索，難道不正是基于一種深刻的對于拘囿的掙脫沖動嗎？

是的，我所理解的文學，恰是如此：那個有限的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時，所煥發出的希緒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虛妄的勇氣。

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中，只能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具有了文學的價值：它們是母親一般哺育著作家的故鄉，卻也是那一顆顆不安的靈魂宿命一般的囚禁之地；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陳忠實，他們就是在這種對于拘囿的奮力掙脫之下，成全了自己的文學，將那一塊塊逼仄的李家莊或者王家洼，書寫出了文學意義之上的普遍性。

遺憾的是，更多的時候，我們將這場靈魂跋涉的起點預設成了文學全部的要義，將牢籠懶惰地視為了殿堂。這種簡單的理解力和粗糙的決定論，曾經、正在、還將拐帶著我們的文學觀。不是嗎？曾經、正在、還將書寫著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中的提筆者，如過江之鯽；然而大水漫灌，唯有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陳忠實一座座孤島般地凸顯于水面。想一想，這竟是荒涼的情景。

你只能忠誠于你的土地，你必須反對你的土地。也許，這才是一個優秀作家全部痛苦與驕傲的根由。

還有更為深刻的困境就在眼前。當我們在談論文學的“地方性”話題時，往往依舊是基于一種前現代的立場。這種打量文學的眼光，行之有效地管了我們幾千年。時至今日，我們已然跨入了迅猛如電的現代化歷程之中，幾千年來那種源自農耕社會、依托于土地之上的文化經驗與生命感知，正在加速遠去，那種將一切精神活動都直接以原始耕種來作粗暴比附的理直氣壯，也越來越顯得荒腔走板。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陳忠實們，將是最后一代以故土作為書寫前提的優秀作家了，那些依舊跟在他們巨大身影之后亦步亦趨的后來者，已經在飽嘗著失敗的滋味。他們的失敗，不僅僅源于自己和巨人之間才華的落差，更是源于他們不期然已經站在了一個換了人間的時刻。

這或許正是文學在這個時代特有的嚴厲與殘酷。

行之有效了上千年的路徑正在失效，那些不證自明的，突然需要你給出一個證明了，那些李家莊或者王家洼的正當性與優越感，正在被猛烈地搖撼。

當顧炎武曾經描述的“北方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樂道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在現實社會中漸漸荒謬至無從對應之時，我們這以“地方性”展開文學想象的慣性，終于便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時刻。

世界變得越來越具有普遍性了，一個個光榮而正確的李家莊或者王家洼正在次第消失。這當然是令人傷感的時刻，也當然是文學的艱難時刻。

你只能反對你的土地，你必須忠誠于你的土地。

——于是，“只能”與“必須”翻轉。當文學所描述的對象，普遍地失去地方性優勢之際，新的拘囿再次徐徐降臨；當一種“普遍性”的書寫也開始露出了正當性與優越感的嘴臉之時，那種寫作者的掙脫之力就將在重申“地方性”之寶貴的音區唱響。

其實，這不過是兌現著文學亙古的本意——往偏僻處去。那合唱的區域，從來都是文學應當警惕的禁區。你需要做到的，則是始終懷有清醒的自覺。

唯一可以預知的是，這一次的“地方性”書寫，將絕非再是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陳忠實們筆下的那番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中；未來的文學史，也將絕非再能被略顯輕浮地置換成一本地圖冊。

我們應當相信，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才是達成美的重要源泉。任何時代的書寫者，在自身中，都仿佛在熱鍋里，在李家莊或者王家洼，都仿佛在禁閉室，由此，他也才具有了成為一個真正自尊者的可能。因為在拘囿與掙脫之間，他的命運方才些微地開始屬于了自己，不僅僅再是屈從于上帝的那隨手一撂，在痛苦的對抗之外，他張望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