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子奇同志可以說是老同學、老戰友，又是老詩友。他是湖南人，我是河南人，

共同的革命目標使我們走到一起來了。

1938年4月，我們同在那個偉大時代的革命大熔爐——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同一個大隊，第四大隊學習。我在四隊，他在另一個隊。同時，我們還是老詩友。那時候，我們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到延安參加革命。我們共同的愛好，就是詩歌，對詩歌女神都頗為迷戀。那時候，無論在哪里，我們只要一看到詩歌，就定要讀，而且只要一有時間，也就一定要寫詩。我們經常往狂飆詩人柯仲平同志那里跑，他也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們。那時延安到處充滿了革命友情，處處相互照顧，同志之間的關系，很是純潔，很是融洽。我們至今都非常懷念那個年代。我們不久就參加了柯仲平同志組織的戰歌社，并在抗大四大隊成立了一個分社，還辦了一個手抄的名叫戰歌的詩墻報。我的印象，當時子奇同志比較瘦，中等個，長得很秀氣，腳上穿一雙草鞋，草鞋尖上還（續）著一個鮮艷的紅纓子。我到現在還記得，他當時的一首詩里有這樣幾句詩：

我愛蕎麥花

因為它是紅的

因為它紅在延河邊

它紅在我心里

我們的詩墻報很受歡迎，很吸引抗大同學和工作人員，好多遠近的同志都來參觀，并踴躍投稿。我記得子奇同志是經常發表作品的一個。當時因為有點兒藝術水平名叫胡秋萍（后名叫胡征）的同學，把墻報裝飾的很美，顯得更有詩意。

的確那個時代，正如子奇同志詩中所表達的：“我愛蕎麥花，因為它是紅的。”現在有些人，對紅色似乎厭倦了。而我，每當在天安門和在新華門，看到我們的國旗在晴空里飄揚，我仍覺得紅色是最美的。

我們既是老詩友，也是老戰友。因為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革命熱血青年，從一個人生起跑線起飛的，是從一個出發點向前趕路的。

子奇同志把自己當作一個趕路人，他在詩中常提到“趕路”這兩個字。在他的新作《趕路遙》中寫得很生動，很風趣。他趕路趕了60多年了，從一個年少的小伙子趕到今天，已經趕到白發蒼蒼的老者了。

蕭三同志告訴我們，要有始有終啊，子奇同志說，我們趕路要趕到終點。我希望以這兩句話與子奇同志共勉，與我們大家共勉，不辜負蕭三同志和其他革命老前輩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