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延安，是中國革命斗爭的落腳點和出發點，是個嶄新的世界。清涼山給子奇堅強的脊梁，延河水給他豐富的乳汁。

1938年3月，我們幾個向往革命和追求真理的青年，沖破重重險阻，到了延安。像夢一樣，我們跨進了一個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義的。晚上睡不著覺，又是唱歌又是寫詩。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邊，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臉。一位四川來的教師，激動的伏在地上親吻泥土，興奮地喊著：“啊，自由的土地，我來了！我屬于你了！”

幾天后，我到“抗大”學習。畢業后，留校做宣傳、文藝工作。許多“抗大”同學都喜歡寫詩。1938 年5月到年底這個時間，我們“抗大”軍事大隊的一些年輕的愛好詩歌的同學魏巍、侯亢、胡征、夏雷、周潔夫、金斧、朱力生等和一些 “抗大”的教職員成立了“戰歌社抗大分社”，主要活動是編一個大型的詩歌墻報《戰歌》。自己寫，自己抄，自己貼，貼在球場旁一面寬闊而高大的墻壁上，成為來“抗大”參觀的人歡迎的一項節目。上面發表的詩作，有歌頌抗戰的，贊美延安的，反映“抗大”生活的，也有寫革命愛情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真是百花齊放。我當時用“西米蘭”的筆名寫了一些詩歌習作，如《我愛蕎麥花》等。

“抗大”組織對詩歌活動很重視，很支持，要什么，給什么。副校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宣傳部長謝文翰等都來看我們的墻報。有的領導人還寫詩投稿，要求參加“戰歌社”。羅瑞卿同志還陪毛主席來看過我們的墻報，毛主席說：“好得很！抗大出抗日軍人，也出抗日詩人！”

“戰歌社”是當時延安成立最早的一個詩歌愛好者的組織。它的主要負責人是詩人柯仲平。柯仲平的許多詩，特別是為慶祝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寫的《告同志》，同志們把他的詩抄得大大的，貼在當時延安活動的一個中心——府衙門墻壁上。那里經常圍著一大堆“抗大”“魯藝”學生和延安各機關干部及過路的人。他們爭著閱讀，不少人把自己喜歡的詩句抄在小本本上。我還記得他的有名詩句：

我們的團結，

像五個指頭，

共一只強有力的手掌；

每一個同志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每一個同志的崗位都朝中央。

這個時間，“抗大”、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一些愛好詩歌的同志還組織過一個“山脈詩歌社”，出版過好幾期油印的詩刊。

1939年春，詩人蕭三從蘇聯回延安。這是延安詩歌節的一件喜事。他帶來了蘇聯革命文學和詩歌的新消息。他經常向我們講高爾基、法捷耶夫、馬雅可夫斯基、白德內衣等。他還經常講毛主席的故事和毛主席支持詩歌運動和寫實的情況。由他主編的《大眾文藝》也經常發表，特別是由他負責出版了一張八開紙的油印詩刊《新詩歌》，這是當時延安詩歌運動掀起高潮的一個標志，也成了團結詩歌愛好者的中心之一。《大眾文藝》幾個字就是毛主席的親筆字。

1981年十月的一天，蕭三同志派人送給我一個“要件”，還囑咐一定要親自交到我手里。我急忙啟封一看，就是42年前在延安出版的第五期《新詩歌》。這份珍貴的革命文物，跟著他的主人走過了極其曲折的、艱辛的道路。第一期創刊號上寫著：1940 年9月1日出版，戰歌社、山脈文學社合編（從第二期以后改為新詩歌匯編），并且注明“每期五分，通訊：延安文協轉。第六期（也可能是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41年5月20日。在上面發表詩作的有：蕭三、柯仲平、公木、郭小川、塞克、張蓓（沛）、胡征、隱夫、孫劍冰、趙烽、鐵夫、陸荊、賈芝、馮牧、達尼翻譯的詩以及劉御、呂驥合作的歌曲《邊區工人曲》等，也有我的幾首小詩。這些詩的形式、內容、風格都是多樣的、豐富的、健康的。蕭三同志出版在《新詩歌》上的幾句話向詩人們發出號召：

詩人，起來！現在這個時節，

不能貪取甜蜜的睡鄉。

莫忘了，千萬戰士的熱血，

流在中原的沙場上。

每個人都應該和他們在一道，

你現在不能丟炸彈，動刀槍——

你應當寫些詩歌給他們唱。

詩人，詩歌可比子彈和刺刀。

延安《新詩歌》的出版，對于陜甘寧邊區和其他解放區新詩歌運動的開展，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41年，是嚴酷中最嚴酷的年代。毛主席形容它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西方，德國法西斯兵臨莫斯科城下。在東方，日本侵略軍瘋狂掃蕩，實行“三光”政策。離綏德很近的黃河岸邊的宋家川，不斷傳來隆隆炮聲。在南北邊境，都有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配合日軍搞“鐵臂合圍”。我邊區處境十分困難，糧缺衣單，喝稀米湯，穿翻補衫，點燈無油，寫字無紙。 人們唱：“1941年呀，日子正艱難呀。”黨中央發出備戰備荒動員令，年輕詩人郭小川大聲喊：“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條小之流呀，投向你！”18歲的詩人賀敬之：“挺起胸，大步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著屬于這條路的歌。”我們開荒，種地，紡線，織布，挖窯洞，蓋房，養豬，種菜，改善生活，支援抗戰。我也寫了詩：“唱吧，同志！高聲歌唱起來！這充滿愛與恨的大地啊，是歌者的舞臺！”“火熱的地球，定將在我們戰斗的歌聲中翻轉過來！”

我們在困苦中還不忘英勇奮戰的蘇聯戰友。在《新詩歌》第三期編出了《反德援蘇特輯》有蕭三的《打瘋狗》、公木的《希特勒地十字軍》以及我用費格娜筆名寫的預言詩《飛蛾》等。

此刻，延安和綏德出版的兩個《新詩歌》詩刊，放在我面前。翻翻這些經歷了40多年風霜、用馬蘭紙印的發了黃的詩歌刊物，歷史風雨，故人深情，那些充滿青春和激情的歡樂時光，那些已離開我們和還活著的、與我們一起戰斗的詩友們的親切形象，都一一出現。馬蘭紙雖粗糙，且紙上水跡斑斑，但韌性卻很大，經住了漫長歷史的考驗，多么美！多么珍貴！多么有詩意！它們正象征著新詩歌生命力的堅強，展示著那個時代的驕傲。

1980年2月2日